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做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关键之处是对于出口未置一词，而要求目光向内。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了2010年净出口对GDP贡献率为正值外，其他年份均为负数，说明出口已经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其中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欧元区、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经济恢复性增长现状不容乐观，前景比较复杂，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非转型无以为继的地步，资源环境压力日渐凸显，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科技支撑不足，制度约束强化等等;三是传统出口产品在遭受其他发展中国家挤压的同时，出口目的国和地区的反倾销等非技术性壁垒日益增多。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我国出口后劲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无法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提并论。
　　当前，外部需求收缩，结合内部多重矛盾聚合，致使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为应对下行压力，本次会议提出了主要对策。一是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关于货币政策，会议并未作过多要求和陈述。就当前经济形式来看，降息和（定向）降准恐怕还会多次出台。应该看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配合有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进，才能真正让资金流通渠道畅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舆论氛围下，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速融资体制改革，打破固有利益集团的藩篱桎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畅通资金脉络，努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当其时。事实表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出现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普遍不存在资金融通问题。而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其贷款偏好往往是大项目和国有企业，这里既有风险因素的考虑，更是基于利润回报率的计算。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保证了其垄断利润的来源，这往往是吸引诸多银行争相发放贷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结构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以大中银行为主，天然地愿意服务大客户，客观上造成难以满足小微企业需求。
　　鉴于此，要想真正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种“梗阻”，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就必须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放开中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培育市场多元竞争格局;其次是要加快金融改革市场化步伐，优化融资结构，改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的局面，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通缩局面有可能出现之际，积极财政政策效用要优于货币政策效用。当然，二者的协调配合也是必需的。
　　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主要手段是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会议强调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为稳定有效投资，我国已推出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等七大类投资工程包。从目前态势来看，国家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充实完善和动态调整重大工程包，为发挥投资拉动作用，可能会推出新一批重大工程包。但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要特别注重与长远规划相结合，让这一传统经济引擎既有利于当前稳增长，更为中长期发展打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一方面增加有效投资，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实现新旧增长动力之间的无摩擦转换，是实现有效投资所应高度重视的关键所在。决不能一方面在想方设法化解过剩产能，一方面新瓶装旧酒，新鞋走老路，创造新的过剩产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新思路，一是要着眼于弥补民生短板，通过投资于民生重大工程，提升投资的长期效应，扩大当期消费需求。比如实施贫困地区教育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通过信息化渠道提升当地教育水平，让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信息化的渠道惠及偏远地区学生的义务教育。这一工程的实施，在扩大信息基础设施消费的同时，也对偏远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发挥了莫大的功效，可谓一举两得。其次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稳步有序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