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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史关系”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真经”的破局点。
关键词：“经史关系”;人民性;“四史”;黨史学习教育
“经史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先秦时期，孔子及儒学的地位时常遭遇到来自法家和阴阳家等“百家言”的挑战，儒家的经典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直到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仍将“儒”并列为六家之一。直至董仲舒上书建议“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孔子的地位才得到了擢升，将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之功归于孔子，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经学”，也才得以成为汉代的主流思想。
1.以何为“经”，事关政治哲学之根本
在董仲舒看来，提高“五经”的地位，其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将儒学的知识谱系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他更看重的是儒学知识谱系中的现实意义，即“更化”社会的价值。“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1]董仲舒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吸收先秦百家之言来创制一套适合西汉社会发展的思想学说”。因此，如何通过对秦制的反思、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更化来建立起一套达致善治的社会制度，成为西汉崇尚“经学”的根本原因。在汉代之后，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知识谱系，经由科举制等官吏选拔体制的补充，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干思想，“经学”的稳固地位也得到了长期的保障。
但是，价值无法脱离具体事实进行传播，对抽象“道理”的叙述也无法脱离具象化的史实。古人即知言理不可离事，则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的同时，也必须对历史进行阐释。因此，在对“经”的诠释过程中也必须涉及对“史”的解释。在处理“经史关系”时，持“我注六经”还是持“六经皆史”的立场，其根本在于执政者对社会制度和立国之基的思考与态度。
2.“经史关系”的互证与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汉代之后，“经史关系”的互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两代，“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长期的注经考史、群书分类和治学方法的发展基础上，章学诚等人提出“六经皆史”，意图在于重思儒家经典的地位与价值，不再将其视为社会的大经大本，而是视为可证实、可批评的史料，进而提出一套具有革命性、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哲学。在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经史关系”再度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当“超稳定”的“王朝”社会被西方列强所打破时，传统中国所面对的是完成了现代化准备的西方各国，以物质、技术、制度、文教等全方面、多角度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
在“六经皆史”叙事逻辑的发展之下，如何面对和诠释中国历史，如何建立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如何建立一套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事关立国之本、事关民族危亡、事关人民利益。
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真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第一次看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而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面对西方外来思想，如何建造一套适合中国本土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哲学体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理论创造过程中所贯穿始终的“经史关系”问题意识。
1.“经史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必须建造一套扎根于中国土壤、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兼有伦理教化作用和治国安邦之志的政治哲学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才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依据的“真经”，而任何脱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理论则成为了对“真经”的背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理解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2.“人民性”是党处理“经史关系”的根本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处理“经史关系”问题时，创造性地将“人民性”作为党的根本立场和唯一依据，将坚持“人民立场”作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法。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使得“人民性”可以成为理解“经史关系”、悟透“四史”学习教育的破局之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2]因此，在“四史”学习教育中，要清醒地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就是在“四史”学习教育中必须牢牢把握的“真经”。
在“四史”教育中力行“真经”
党史学习是“四史”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通过深入学习党史，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更为彻底地体悟坚持人民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真经”。
纵观历史，带领14多亿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这一过程中，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必须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注重全面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才是力行“真经”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2179.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卜 珺]
关键词：“经史关系”;人民性;“四史”;黨史学习教育
“经史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先秦时期，孔子及儒学的地位时常遭遇到来自法家和阴阳家等“百家言”的挑战，儒家的经典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直到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仍将“儒”并列为六家之一。直至董仲舒上书建议“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孔子的地位才得到了擢升，将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之功归于孔子，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经学”，也才得以成为汉代的主流思想。
1.以何为“经”，事关政治哲学之根本
在董仲舒看来，提高“五经”的地位，其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将儒学的知识谱系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他更看重的是儒学知识谱系中的现实意义，即“更化”社会的价值。“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1]董仲舒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吸收先秦百家之言来创制一套适合西汉社会发展的思想学说”。因此，如何通过对秦制的反思、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更化来建立起一套达致善治的社会制度，成为西汉崇尚“经学”的根本原因。在汉代之后，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知识谱系，经由科举制等官吏选拔体制的补充，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干思想，“经学”的稳固地位也得到了长期的保障。
但是，价值无法脱离具体事实进行传播，对抽象“道理”的叙述也无法脱离具象化的史实。古人即知言理不可离事，则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的同时，也必须对历史进行阐释。因此，在对“经”的诠释过程中也必须涉及对“史”的解释。在处理“经史关系”时，持“我注六经”还是持“六经皆史”的立场，其根本在于执政者对社会制度和立国之基的思考与态度。
2.“经史关系”的互证与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汉代之后，“经史关系”的互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两代，“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长期的注经考史、群书分类和治学方法的发展基础上，章学诚等人提出“六经皆史”，意图在于重思儒家经典的地位与价值，不再将其视为社会的大经大本，而是视为可证实、可批评的史料，进而提出一套具有革命性、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哲学。在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经史关系”再度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当“超稳定”的“王朝”社会被西方列强所打破时，传统中国所面对的是完成了现代化准备的西方各国，以物质、技术、制度、文教等全方面、多角度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
在“六经皆史”叙事逻辑的发展之下，如何面对和诠释中国历史，如何建立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如何建立一套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事关立国之本、事关民族危亡、事关人民利益。
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真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第一次看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而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面对西方外来思想，如何建造一套适合中国本土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哲学体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理论创造过程中所贯穿始终的“经史关系”问题意识。
1.“经史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必须建造一套扎根于中国土壤、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兼有伦理教化作用和治国安邦之志的政治哲学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才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依据的“真经”，而任何脱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理论则成为了对“真经”的背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理解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2.“人民性”是党处理“经史关系”的根本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处理“经史关系”问题时，创造性地将“人民性”作为党的根本立场和唯一依据，将坚持“人民立场”作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法。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使得“人民性”可以成为理解“经史关系”、悟透“四史”学习教育的破局之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2]因此，在“四史”学习教育中，要清醒地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就是在“四史”学习教育中必须牢牢把握的“真经”。
在“四史”教育中力行“真经”
党史学习是“四史”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通过深入学习党史，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更为彻底地体悟坚持人民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真经”。
纵观历史，带领14多亿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这一过程中，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必须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注重全面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才是力行“真经”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2179.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卜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