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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上海，连日冷雨之间，突然出现一个灿烂的晴天，阳光默默笼罩大地，仿佛在温暖着、照亮着一位历史学家远行的道路。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在亲朋好友和学生们的陪伴下，安静辞世，享年76岁。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些传奇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学富五车、高蹈超逸、桀骜不驯，寄托着普通人难以实现的理想，成为大学独立精神的象征。朱维铮教授就是复旦大学的传奇之一。斯人已逝，情怀永存。
“我相信严师出高徒”
在复旦历史系，朱先生以严格认真著称。他学问渊博，上课时旁征博引，犀利自信，鞭辟入里。他身姿挺拔，气宇轩昂，常用繁体字竖写板书，板书后转身非常迅速，行动上的敏捷配合着思想上的敏捷，极富个人魅力。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朱先生开始教授基础课中国史学史，一教30余年。期末考试最能反映这门课的水准。有多少学生，朱先生就出多少道论文题目，学生自选一题做出2000字以下的论文。考试当天，分小组进入教室，学生当众讲述论文，接着由老师根据论文提问，一般都要把学生问倒为止。但被问倒的学生不等于不好。有些学生热爱读书，思维活跃，问题就提得深一些，回答不出也很正常。今天，大学自主招生也采取类似的面试方式。但在本科生的常规教学中，至今少有老师采用。这对教师自身水平要求很高，而且不啻自添负担，如果有七八十位学生，从上午、下午考到晚上，往往要两三天才能考完，非常累人。但朱先生从年轻到年老，坚持了几十年，成为历史系的特色。
我念本科时，早听师兄师姐渲染过朱先生的考试方式，全班同学迎接考试的心情十分复杂，害怕、兴奋兼而有之。害怕是因为担心自己答不上，考砸了；兴奋是因为可以见到大牌教授，还可以报上姓名和名师一对一谈话。成绩好的同学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朱先生的期末考试对我们来说，是大学阶段一场重要的学术历练。
朱先生念大学时，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曾将朱先生的论文刻成钢板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朱先生同样重视鼓励学生，和学生有很多交流。每学期课程中间，朱先生必到学生宿舍座谈，了解同学们的兴趣想法，畅谈历史认识和治学方法。最近8年，年事已高的他除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外，还为全校本科生开设大课。在国内许多博导远离本科教学之时，除出国访问，朱先生从未离开过本科生的课堂。他常对学生说：“我不相信名师出高徒，我相信严师出高徒。”许多爱读书、爱思辨的青年，就是冲着他的博学、认真、严谨和严格，投到他门下，希望习得真正的学问，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成长为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2006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朱先生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评价朱先生的成就“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这位外国学者准确指出了朱先生的学术特征——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学者。
血缘上的父子外貌相像，不足为奇；精神上，师徒之间也总是相互传承。朱先生和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就有着相同的精神DNA。上世纪20年代，周予同先生因讨厌北洋政府提倡“读经”而开始研究经学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和“五四”时期提倡启蒙的那批学者一样，并不把经学当成信仰。朱先生不但继承了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思想，甚至连研究学术时的脾性都深受影响——对于令他憎嫌的问题，一定要发表论文澄清事实；相反，对于自己喜爱的思想或行为，弄懂之后便不愿发表文章。
因此，朱先生的大部分论文，都有着潜在的论争对象，或是揭示历史真相，或是批判忽视历史复杂性的狭隘观点。他有着深厚的考证功底，文章一出，常常震动学界。你说孔子是圣人。好，他从历史出发，清理材料，告诉你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演变史。大家公认：“落后便要挨打。”他援引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是因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才沦为“东亚病夫”。他的著作《走出中世纪》，对晚明至晚清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予以反思，探究中国是否从晚明就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进程，论点论据皆引人深思。
朱先生反对缺乏材料支持的臆测，反对为历史人物涂脂抹粉，反对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他最爱引用马克思的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晚年，他难却媒体盛情，应邀开辟专栏，后将专栏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章结集，题为《重读近代史》出版。文章彰显着他广阔的胸襟和超越的视野：坚持启蒙立场，批判专制制度，纠正已有研究中的讹误，反对将历史人物简单化的趋向，力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他赞同复旦另一位大师王元化先生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不等于思想家。”如果没有学术做支持，那所谓的思想就是“胡思乱想”。
“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我在朱先生家看到过一本黑色影集，是1954年他在无锡中学读书时，参加夏令营的纪念册。男女营员们互赠照片，在背面写下临别寄语“把青春献给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年轻单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正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所描绘的时代。
1955年，朱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业突出。按当时的规矩，成绩最好的同学留校担任助教，成绩较好的攻读研究生。朱先生留校任教，先后担任陈守实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助手。因为才华横溢、学识出众，“文革”前，以“白专典型”和唯一一位非党员身份，被选入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撰写史地文章，驳斥苏联的中国疆界说。1966年，他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文革”期间，周予同教授被打成反动派，朱先生也受到批判。
转折发生在1971年7月14日。那时他被关得久了，常常分不清楚时间。“今天是什么日子？”问过看守，朱先生才知道竟然是自己35周岁的生日！他在地下室中整整踱了一天，连3餐都没吃，终于想明白：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脑，我要做我自己，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不再听从别人的大脑，不再做政治的工具。历尽劫难，朱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为珍惜独立思考的权力。他反对歪曲历史以解读现在；他对实事求是有着狂热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他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所换来的真知。理解他的过去，就能读懂他的今天。
2011年12月15日，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回来，朱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了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偌大的教室里200多个学生正等着聆听大师教诲。谁能料到，这竟是朱先生人生中的最后一课。他的敢说真话和毫不遮掩的批判一如既往，“慈禧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还有人赞美她，说你看她晚年要改革，当初那些人真不该革命，革命了以后，她改革不成，革命坏了事。我说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义来搅乱人们的思想，使自己逃脱舆论的指责，为自己继续镇压反对派制造理由”。他寄语青年：“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0天后，朱先生住進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朱先生是学术界的传奇人物，他的坎坷经历、博学多识、铮铮铁骨，历来为人们所钦佩。而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传奇，他是锲入历史的一块硬石，是一段活生生的存在。（作者为朱维铮先生博士生）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些传奇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学富五车、高蹈超逸、桀骜不驯，寄托着普通人难以实现的理想，成为大学独立精神的象征。朱维铮教授就是复旦大学的传奇之一。斯人已逝，情怀永存。
“我相信严师出高徒”
在复旦历史系，朱先生以严格认真著称。他学问渊博，上课时旁征博引，犀利自信，鞭辟入里。他身姿挺拔，气宇轩昂，常用繁体字竖写板书，板书后转身非常迅速，行动上的敏捷配合着思想上的敏捷，极富个人魅力。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朱先生开始教授基础课中国史学史，一教30余年。期末考试最能反映这门课的水准。有多少学生，朱先生就出多少道论文题目，学生自选一题做出2000字以下的论文。考试当天，分小组进入教室，学生当众讲述论文，接着由老师根据论文提问，一般都要把学生问倒为止。但被问倒的学生不等于不好。有些学生热爱读书，思维活跃，问题就提得深一些，回答不出也很正常。今天，大学自主招生也采取类似的面试方式。但在本科生的常规教学中，至今少有老师采用。这对教师自身水平要求很高，而且不啻自添负担，如果有七八十位学生，从上午、下午考到晚上，往往要两三天才能考完，非常累人。但朱先生从年轻到年老，坚持了几十年，成为历史系的特色。
我念本科时，早听师兄师姐渲染过朱先生的考试方式，全班同学迎接考试的心情十分复杂，害怕、兴奋兼而有之。害怕是因为担心自己答不上，考砸了；兴奋是因为可以见到大牌教授，还可以报上姓名和名师一对一谈话。成绩好的同学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朱先生的期末考试对我们来说，是大学阶段一场重要的学术历练。
朱先生念大学时，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曾将朱先生的论文刻成钢板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朱先生同样重视鼓励学生，和学生有很多交流。每学期课程中间，朱先生必到学生宿舍座谈，了解同学们的兴趣想法，畅谈历史认识和治学方法。最近8年，年事已高的他除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外，还为全校本科生开设大课。在国内许多博导远离本科教学之时，除出国访问，朱先生从未离开过本科生的课堂。他常对学生说：“我不相信名师出高徒，我相信严师出高徒。”许多爱读书、爱思辨的青年，就是冲着他的博学、认真、严谨和严格，投到他门下，希望习得真正的学问，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成长为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2006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朱先生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评价朱先生的成就“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这位外国学者准确指出了朱先生的学术特征——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学者。
血缘上的父子外貌相像，不足为奇；精神上，师徒之间也总是相互传承。朱先生和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就有着相同的精神DNA。上世纪20年代，周予同先生因讨厌北洋政府提倡“读经”而开始研究经学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和“五四”时期提倡启蒙的那批学者一样，并不把经学当成信仰。朱先生不但继承了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思想，甚至连研究学术时的脾性都深受影响——对于令他憎嫌的问题，一定要发表论文澄清事实；相反，对于自己喜爱的思想或行为，弄懂之后便不愿发表文章。
因此，朱先生的大部分论文，都有着潜在的论争对象，或是揭示历史真相，或是批判忽视历史复杂性的狭隘观点。他有着深厚的考证功底，文章一出，常常震动学界。你说孔子是圣人。好，他从历史出发，清理材料，告诉你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演变史。大家公认：“落后便要挨打。”他援引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是因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才沦为“东亚病夫”。他的著作《走出中世纪》，对晚明至晚清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予以反思，探究中国是否从晚明就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进程，论点论据皆引人深思。
朱先生反对缺乏材料支持的臆测，反对为历史人物涂脂抹粉，反对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他最爱引用马克思的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晚年，他难却媒体盛情，应邀开辟专栏，后将专栏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章结集，题为《重读近代史》出版。文章彰显着他广阔的胸襟和超越的视野：坚持启蒙立场，批判专制制度，纠正已有研究中的讹误，反对将历史人物简单化的趋向，力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他赞同复旦另一位大师王元化先生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不等于思想家。”如果没有学术做支持，那所谓的思想就是“胡思乱想”。
“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我在朱先生家看到过一本黑色影集，是1954年他在无锡中学读书时，参加夏令营的纪念册。男女营员们互赠照片，在背面写下临别寄语“把青春献给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年轻单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正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所描绘的时代。
1955年，朱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业突出。按当时的规矩，成绩最好的同学留校担任助教，成绩较好的攻读研究生。朱先生留校任教，先后担任陈守实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助手。因为才华横溢、学识出众，“文革”前，以“白专典型”和唯一一位非党员身份，被选入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撰写史地文章，驳斥苏联的中国疆界说。1966年，他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文革”期间，周予同教授被打成反动派，朱先生也受到批判。
转折发生在1971年7月14日。那时他被关得久了，常常分不清楚时间。“今天是什么日子？”问过看守，朱先生才知道竟然是自己35周岁的生日！他在地下室中整整踱了一天，连3餐都没吃，终于想明白：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脑，我要做我自己，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不再听从别人的大脑，不再做政治的工具。历尽劫难，朱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为珍惜独立思考的权力。他反对歪曲历史以解读现在；他对实事求是有着狂热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他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所换来的真知。理解他的过去，就能读懂他的今天。
2011年12月15日，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回来，朱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了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偌大的教室里200多个学生正等着聆听大师教诲。谁能料到，这竟是朱先生人生中的最后一课。他的敢说真话和毫不遮掩的批判一如既往，“慈禧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还有人赞美她，说你看她晚年要改革，当初那些人真不该革命，革命了以后，她改革不成，革命坏了事。我说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义来搅乱人们的思想，使自己逃脱舆论的指责，为自己继续镇压反对派制造理由”。他寄语青年：“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0天后，朱先生住進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朱先生是学术界的传奇人物，他的坎坷经历、博学多识、铮铮铁骨，历来为人们所钦佩。而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传奇，他是锲入历史的一块硬石，是一段活生生的存在。（作者为朱维铮先生博士生）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