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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4日，我母亲逝世。这个日子离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的“春华秋实满庭芳”越剧毕派艺术专场演出活动，时隔仅仅一个月，令人倍加伤感和难以置信。起初，为庆祝我母亲九十华诞，电视台导演和她的几位弟子提出专场演出活动的设想，母亲延续她一贯的谦逊曾反对推辞，我们家人也因为她身体虚弱而担忧顾忌。但我们深深理解舞台是母亲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她渐渐同意之后，父亲也起劲支持，家人们于是参与了一些筹划，我也约了她的弟子们商量，要求尽量保护她的身体健康，在准备过程中不让她烦恼。7月初，母亲身体状况不好，曾又住了好几天医院，但演出活动前夕，她提起了精神。7月13-14日，她在好几位亲戚的看护和陪伴下提前到后台候场，和所有的参与者以及一些重要来宾打招呼；台上，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代弟子欢聚一堂，分别演绎了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曲目；演出幕间，我九十高龄的父亲还撑着拐杖上台，深情表达“我爱你”，轰动现场；最后，母亲闪亮登场，接受全场对她的生日祝福，还风趣地说起她少年时代第一次登台忽然见到姑妈在台下送的花篮而忘了台词的情节，并真诚答谢观众，且“祝愿越剧事业继往开来，一代更比一代好”。我原计划在7月14日晚上赶到剧场为她祝贺，但不巧的是，那天上海雷暴雨严重影响了所有起降的航班。我上午11点到了香港机场，中午12点多登机后一直坐在飞机上，焦急地等待了近8个小时才起飞，抵达浦东已是半夜。虽然在漫长的候飞时段，我不断和在剧场的亲朋好友互动，并收到许多前台后台的视频，但我还是很遗憾没能到场亲眼目睹母亲她幸福告别舞台人生的动人情景。一个月后，母亲离开人世，让我非常伤感，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在与许多人分享着回忆时，我对她的爱如潮水，更加滔滔不绝。
“合作越剧团”——全国文艺界实属罕见
我最早听她演唱是在她的肚子里，相当于“胎教”。我即将来到人世前，母亲正在虹口的群众剧场上演《玉堂春》，非常火爆，天天有上百痴迷观众在后台前挤后拥，怀孕第三个月的她在台上见红，险些早产没了我！但由此我也和《玉堂春》结下了缘，且缘分不断。1980年夏天我准备出国留学，去海外开始新旅程，母亲正在复演这个名剧。和我谈起“三堂会审”那折戏时，母亲总是显露得意的神色，说她除了将京剧原本的精髓发扬光大之外还演活了人物。的确，她演绎的王金龙与苏三更有出彩的互动，节奏把握丝丝入扣，魅力四射。虽然我的职业发展履历和母亲的艺术轨迹没有重合，但我从小被她带进带出剧场，童年记忆中充满着剧场看戏和在后台玩耍的乐趣，潜移默化间也受到母亲的不少影响，接受艺术的熏陶，始终关注着她的美好艺术。她也老夸我懂她，很有艺术细胞。
从小我喜欢画画。母亲老说起，我四五岁时看她们排练《三笑》，竟然能立即画出“大犊”和“二刁”的可爱形象，赢得剧团里大人们的赞赏。后来我了解到，母亲所创造的唐伯虎让《三笑》成为越剧轻喜剧的重要里程碑，非常卖座。不久前她还回忆道，当年演出时，有一次前台报告花楼坐席上一个观众看戏笑晕过去，要叫救护车送医院！几十年前这出戏上演了数百场，文革后复演又照样大受欢迎。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滩名角领衔的越剧团体纷纷进入国营编制，还有“援外”去了福建和南京的。但戚毕的“合作越剧团”，天不怕地不拍地坚持民营，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直到文革才被迫结束。母亲常说：她们有三编（剧）三导（演），除了有戚毕领军，老生（陈金莲）老旦（魏兰芳）小丑（潘笑笑）等个个一流，阵容强大，齐心协力，不吃皇粮，自负盈亏。那时好戏连台，观众隔夜排队买票的情景司空见惯。她们还培养出杨文蔚、周雅琴和朱祝芬等非常优秀的后辈。母亲和戚雅仙都是行内宗师，声誉有口皆碑。合作时，她俩相互谦让，配合默契。我细心地发现，诸如《王老虎抢亲》之类由小生挑梁的经典代表剧目，都是母亲在戚雅仙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或不能上台的时候创作的。为了配合戚雅仙，那些时段她必须担负起剧团创作、营运的责任。母亲曾告诉我，当年一见票房低于七成，她们就会研究换戏，经典也是靠演出来的，不断精益求精，最后作品才会被保留。“合作越剧团”的老前辈们多次提及，在1966年被迫停演时，她们剧团竟然已拥有八十多万人民币的现金盈利，相当于今天多少亿的财富，这在全国的文艺界实属罕见。母亲总强调，她们是集体的成功，不能忘了乐队、灯光、舞美和服饰后勤部门的那些无名英雄。在此，我也要为她所有的老同事们喝彩，向她（他）们致敬。
文化大革命让母亲受难，她被赶下了舞台。在1966年红卫兵“打砸抢”最疯狂的时段，家里被迫销毁了母亲所有的剧照和相关音像资料。记得当年连夜烧照片，把卫生间的浴缸都烧成黑的了。那时因为她害怕，舅舅常带些朋友到我家来“壮胆”，然而在文革中期其中有人在外惹出“反革命言论”之祸，牵涉到他们在我家曾议论过江青，差点将我父母卷入风波，按上滔天罪名……记得我在中学年代，一直生怕别人提及母亲，幼稚地希望能掩饰自己的这些家庭情况。当时的母亲，先是被下放到崇明干校劳动，后又被发配到豆制品厂做工多年。外界得知毕春芳成了“豆腐西施”后，有一天众多戏迷蜂拥前来工厂围观，在那个马路空空荡荡、全没塞车可能的年代，竟然能将厂门口的24路公交电车给堵住了。
“十年浩劫”中，幸好我们有个十分温暖的家庭，母亲才没有太沮丧。虽然生活单调，但我家来客从不间断，尤其她那些文艺界老朋友们，上门总是笑话连篇，我也很喜爱她们带来的欢乐。少年时期我开始认真习画，母亲在家闲得无聊，便成为我素描速写的“模特”，可她不那么耐烦我，不大愿意为我久坐不动……
“鱼儿不离水”才造就了戚毕流派的璀璨历程
文革后期动荡相对平静时，有一天一位朋友悄悄送回了母亲和戚雅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灌录的《梁祝》密纹唱片，我躲进父母的卧室，关起门来如痴如醉地听了几遍，太喜欢了！那时我已经有点懂事了，知道她们的越剧《梁祝》在继承前辈和老大姐们传统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很多创新，独树一帜，难怪她们的版本也成为经典，被广泛流传至今。《梁祝》算是1951戚毕开始合作后所打响的第一炮，她们赋予这个骨子老戏全新的生命，成为当年的“青春版”，演出盛况空前。此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他还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的讲话中，亲自赞扬她们在全国一百多个剧团随政治激进一哄而上宣传剧《千军万马》的时候，大反潮流让艺术回归为人民服务。 1979年改革开放了，母亲终于能重返舞台。回到曾被打倒时的瑞金剧场，她和老搭档戚雅仙重新登台后的第一次演出就是这折催人泪下的《梁祝·楼台会》，台上台下，戏内戏外，感人之情无与伦比。那晚，我们全家在场陪伴，都很激动。其实，这背后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当时鉴于政治左倾阴魂未散，有领导想说服母亲向上海越剧院的两位大姐学习，小生改行老旦才上台，但她婉言谢绝，表示宁愿不演出、承担辅助工作。由于母亲的耿直和坚持，加上时过境迁政府最终打破了紧箍咒，她才被允许“女扮男装”演小生。是她捅破了“窗户纸”，成为当时第一位领头恢复女子越剧这一宝贵传统的名角。她真无愧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光荣称号！
母亲和戚雅仙在文革后复演的第一出大戏是《血手印》，这是她们1957年创作的经典，久演不衰。记得在最后排练阶段，有一天她腰不太舒服，于是我陪着她从家一路走到剧场。在台上排练时，场内人人脸露仰慕之情看着她的一招一式……当时的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想起她那“我倚在门口送夕阳”的甜蜜唱段，依然回味无穷。老是有观众们反映，毕春芳和戚雅仙吐字行腔非常清晰，不需要看打出的字幕就能听明白。母亲和戚雅仙在舞台上表演非常默契，在与观众互动中吸取能量，完美呈现了与电影、电视艺术迥异的现场表演艺术，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已旅居加拿大。有次在多伦多偶然遇见一位哈尔滨来访者，她说起曾看了我母亲的《卖油郎》全剧的电视转播，非常喜欢。连这个北方人都如此着迷，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母亲曾来过两次；父亲也来了两次，第二次和母亲同行。但母亲特别不能接受离开她的祖国，尤其离不开她那越剧艺术的根和源，两次都是呆了没多久就忍不住要飞回家。她也坚决不愿移民。母亲太热爱上海了！听她说，1951年，和戚雅仙合作刚开始不久，她们的“合作越剧团”曾经最先被邀请转入总政文工团，但由于她执意不愿离开上海，她们便放弃了那个机会。现在看来，母亲的直觉真没错！因为越剧的观众土壤主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鱼儿不离水”才造就了戚毕流派的璀璨历程，成就了她们艺术上珠联璧合的登峰造极！
2013年越剧界九代同堂演出《舞台姐妹情》，是母亲最后一次登台演出。虽年事已高，但她兴高采烈，并依旧非常认真地准备，我也在家里帮她琢磨。她喜欢我给她修改的四句唱词，并接受了我的建议，综合她原来《梁祝》和《红色医生》中几段脍炙人口的唱腔旋律。她宝刀不老地成功塑造了她舞台生涯中最后的角色——“毛老爷”。
在母亲晚年，常听她对许多年轻的学生说：艺术家不是靠封出来的，更不可自封；尤其是戏剧演员，“千练不如一演”，必须要多演多实践。她还在我面前感叹现在优秀年轻演员的苦恼，说她们辛辛苦苦排出一个戏但只演几场，太缺少和现场观众交流的机会，难以长进和提升感染力。由此我想到，当我们的大时代回到“不忘初心”之时，真可以从她的智慧中领悟：传统文艺的希望在于摆脱演员的官衔思维和等级固化，戏曲表演的复兴之路首先要赢得大批新观众。
母亲的精彩更在于人生舞台
母亲的精彩不光在舞台人生，还更在于人生舞台。母亲在演艺圈里是有名的人缘好。上至相识超过70多年的老姐妹，下达初交不到7个星期的小朋友，都喜欢和她在一起。为纪念我母亲，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戏剧曲艺广播在8月20日做了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其中有母亲在1989年她50周年舞台生涯纪念演出时感慨发言的录音，使我想起当时她和傅全香、戚雅仙、王文娟和金采风这“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空前绝后的盛况，袁雪芬从北京人大会议特别赶回来，亲自撰写并亲自为她致开场词，尹桂芳、范瑞娟等也上台祝贺。我还从加拿大飞回上海观看她那轰动全场的8场演出，感受她的激动和开心。同年夏天，她还作为小生台柱，在袁雪芬的带领下参加中国越剧艺术团赴美国的演出。我也专门飞到纽约陪她，在林肯艺术中心观看她和傅全香演《赠塔》，和金采风演《盘夫》，和张小巧演《后见姑》。母亲和戚雅仙更是情同手足，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人前背后，她老说：“戚雅仙比我能力强，剧团是靠她操心和领导的。”文革前我们两家曾住楼上楼下。我家先入住，母亲赶紧介绍戚雅仙去市文化局申请搬进同一楼里。我是两家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爱称戚雅仙为“亲娘”。我儿子出生时戚雅仙还赶在我母亲之前到产院来抱孙子。现在，我们和戚家的下一代关系也很亲密。
我的父母不曾用传统家教的方式教育我们，不曾灌输我们什么观念，从小就支持我们兄弟自由发展，鼓励我们跟上时代。母亲从不期望我们继承她的事业，她也不认为演艺才能必然传代。近年来，每当我用现代和国际的观点与母亲分享、回顾、总结她一生的成就，她很爱听，并总流露出赞同的目光。就在她逝世前三个星期的7月21日，电视台到家里来录制她人生的最后一次节目，我有幸扮演了半个采访者。那天她虽然倍感力乏，镜头面前还是对答如流，留下不少十分珍贵的资料记录。8天之后母亲病重入院……原定计划在8月14日开播那档节目，可万没想到就在那天早上她匆匆离开了人世。
她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参与送行的来宾除了“高大上”的艺术同行和政府官员外，还有家里小区的保安和工程部的代表们。母亲的朋友圈远远超越名利场。生前她常开玩笑说，家里常来常往的多有“贫下中农”。年轻时，母亲可算是演艺界的大美人，但她不攀权贵、不追财势、不贪虚荣、平心交友、简朴处世。我们一直佩服父亲，他本事真的很大，竟然在我母亲当红的年代，不靠地位和金钱，凭着真诚真心赢得芳心、“得手”成婚……这才有了我们两兄弟。父母一辈子恩爱，旁人羡慕。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天，她还和我们讨论，是否能转到一个能和父亲同住的医院病房，以免两老探望不便而互相惦记。在开始整理母亲遗物时，我们找到了父亲60多年前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母亲将这信连同带有邮戳的信封一起一直珍藏着。父亲对母亲的真心也是不言而喻，我和弟弟姓名中的“名”都为母亲而取，我是“越”，弟弟是“春”。家和万事兴，这也是母亲的福分。
母亲的追悼会上，面对上千名到场的亲朋好友、各界人士和戏迷观众，我在悼词中代表全家真诚感慨：母亲非常心满意足，为自己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追悼会之后，我们家属给大家送上了“圆满福礼”，其中的寓意也蕴含着我母亲的人格精神。福袋之内，碗为“圆”，可久留，饼为“满”，不可久留，象征着需要各自不断努力才能获得“圆满”；“圆”和“满”合放而成，象征着不能自满。母亲的一生圆圆满满！她的故事可歌可泣。母亲实在不像一般的老人，直到最后都思路敏捷，幽默逗人，和蔼可亲，青春常在，散发着满满正能量。凡间人生虽一世，天堂春芳香万年！母亲既属于我们家庭，又属于社会和公众，她的人格精神和音容笑貌，定将穿越时代和疆界，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
“合作越剧团”——全国文艺界实属罕见
我最早听她演唱是在她的肚子里，相当于“胎教”。我即将来到人世前，母亲正在虹口的群众剧场上演《玉堂春》，非常火爆，天天有上百痴迷观众在后台前挤后拥，怀孕第三个月的她在台上见红，险些早产没了我！但由此我也和《玉堂春》结下了缘，且缘分不断。1980年夏天我准备出国留学，去海外开始新旅程，母亲正在复演这个名剧。和我谈起“三堂会审”那折戏时，母亲总是显露得意的神色，说她除了将京剧原本的精髓发扬光大之外还演活了人物。的确，她演绎的王金龙与苏三更有出彩的互动，节奏把握丝丝入扣，魅力四射。虽然我的职业发展履历和母亲的艺术轨迹没有重合，但我从小被她带进带出剧场，童年记忆中充满着剧场看戏和在后台玩耍的乐趣，潜移默化间也受到母亲的不少影响，接受艺术的熏陶，始终关注着她的美好艺术。她也老夸我懂她，很有艺术细胞。
从小我喜欢画画。母亲老说起，我四五岁时看她们排练《三笑》，竟然能立即画出“大犊”和“二刁”的可爱形象，赢得剧团里大人们的赞赏。后来我了解到，母亲所创造的唐伯虎让《三笑》成为越剧轻喜剧的重要里程碑，非常卖座。不久前她还回忆道，当年演出时，有一次前台报告花楼坐席上一个观众看戏笑晕过去，要叫救护车送医院！几十年前这出戏上演了数百场，文革后复演又照样大受欢迎。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滩名角领衔的越剧团体纷纷进入国营编制，还有“援外”去了福建和南京的。但戚毕的“合作越剧团”，天不怕地不拍地坚持民营，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直到文革才被迫结束。母亲常说：她们有三编（剧）三导（演），除了有戚毕领军，老生（陈金莲）老旦（魏兰芳）小丑（潘笑笑）等个个一流，阵容强大，齐心协力，不吃皇粮，自负盈亏。那时好戏连台，观众隔夜排队买票的情景司空见惯。她们还培养出杨文蔚、周雅琴和朱祝芬等非常优秀的后辈。母亲和戚雅仙都是行内宗师，声誉有口皆碑。合作时，她俩相互谦让，配合默契。我细心地发现，诸如《王老虎抢亲》之类由小生挑梁的经典代表剧目，都是母亲在戚雅仙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或不能上台的时候创作的。为了配合戚雅仙，那些时段她必须担负起剧团创作、营运的责任。母亲曾告诉我，当年一见票房低于七成，她们就会研究换戏，经典也是靠演出来的，不断精益求精，最后作品才会被保留。“合作越剧团”的老前辈们多次提及，在1966年被迫停演时，她们剧团竟然已拥有八十多万人民币的现金盈利，相当于今天多少亿的财富，这在全国的文艺界实属罕见。母亲总强调，她们是集体的成功，不能忘了乐队、灯光、舞美和服饰后勤部门的那些无名英雄。在此，我也要为她所有的老同事们喝彩，向她（他）们致敬。
文化大革命让母亲受难，她被赶下了舞台。在1966年红卫兵“打砸抢”最疯狂的时段，家里被迫销毁了母亲所有的剧照和相关音像资料。记得当年连夜烧照片，把卫生间的浴缸都烧成黑的了。那时因为她害怕，舅舅常带些朋友到我家来“壮胆”，然而在文革中期其中有人在外惹出“反革命言论”之祸，牵涉到他们在我家曾议论过江青，差点将我父母卷入风波，按上滔天罪名……记得我在中学年代，一直生怕别人提及母亲，幼稚地希望能掩饰自己的这些家庭情况。当时的母亲，先是被下放到崇明干校劳动，后又被发配到豆制品厂做工多年。外界得知毕春芳成了“豆腐西施”后，有一天众多戏迷蜂拥前来工厂围观，在那个马路空空荡荡、全没塞车可能的年代，竟然能将厂门口的24路公交电车给堵住了。
“十年浩劫”中，幸好我们有个十分温暖的家庭，母亲才没有太沮丧。虽然生活单调，但我家来客从不间断，尤其她那些文艺界老朋友们，上门总是笑话连篇，我也很喜爱她们带来的欢乐。少年时期我开始认真习画，母亲在家闲得无聊，便成为我素描速写的“模特”，可她不那么耐烦我，不大愿意为我久坐不动……
“鱼儿不离水”才造就了戚毕流派的璀璨历程
文革后期动荡相对平静时，有一天一位朋友悄悄送回了母亲和戚雅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灌录的《梁祝》密纹唱片，我躲进父母的卧室，关起门来如痴如醉地听了几遍，太喜欢了！那时我已经有点懂事了，知道她们的越剧《梁祝》在继承前辈和老大姐们传统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很多创新，独树一帜，难怪她们的版本也成为经典，被广泛流传至今。《梁祝》算是1951戚毕开始合作后所打响的第一炮，她们赋予这个骨子老戏全新的生命，成为当年的“青春版”，演出盛况空前。此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他还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的讲话中，亲自赞扬她们在全国一百多个剧团随政治激进一哄而上宣传剧《千军万马》的时候，大反潮流让艺术回归为人民服务。 1979年改革开放了，母亲终于能重返舞台。回到曾被打倒时的瑞金剧场，她和老搭档戚雅仙重新登台后的第一次演出就是这折催人泪下的《梁祝·楼台会》，台上台下，戏内戏外，感人之情无与伦比。那晚，我们全家在场陪伴，都很激动。其实，这背后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当时鉴于政治左倾阴魂未散，有领导想说服母亲向上海越剧院的两位大姐学习，小生改行老旦才上台，但她婉言谢绝，表示宁愿不演出、承担辅助工作。由于母亲的耿直和坚持，加上时过境迁政府最终打破了紧箍咒，她才被允许“女扮男装”演小生。是她捅破了“窗户纸”，成为当时第一位领头恢复女子越剧这一宝贵传统的名角。她真无愧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光荣称号！
母亲和戚雅仙在文革后复演的第一出大戏是《血手印》，这是她们1957年创作的经典，久演不衰。记得在最后排练阶段，有一天她腰不太舒服，于是我陪着她从家一路走到剧场。在台上排练时，场内人人脸露仰慕之情看着她的一招一式……当时的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想起她那“我倚在门口送夕阳”的甜蜜唱段，依然回味无穷。老是有观众们反映，毕春芳和戚雅仙吐字行腔非常清晰，不需要看打出的字幕就能听明白。母亲和戚雅仙在舞台上表演非常默契，在与观众互动中吸取能量，完美呈现了与电影、电视艺术迥异的现场表演艺术，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已旅居加拿大。有次在多伦多偶然遇见一位哈尔滨来访者，她说起曾看了我母亲的《卖油郎》全剧的电视转播，非常喜欢。连这个北方人都如此着迷，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母亲曾来过两次；父亲也来了两次，第二次和母亲同行。但母亲特别不能接受离开她的祖国，尤其离不开她那越剧艺术的根和源，两次都是呆了没多久就忍不住要飞回家。她也坚决不愿移民。母亲太热爱上海了！听她说，1951年，和戚雅仙合作刚开始不久，她们的“合作越剧团”曾经最先被邀请转入总政文工团，但由于她执意不愿离开上海，她们便放弃了那个机会。现在看来，母亲的直觉真没错！因为越剧的观众土壤主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鱼儿不离水”才造就了戚毕流派的璀璨历程，成就了她们艺术上珠联璧合的登峰造极！
2013年越剧界九代同堂演出《舞台姐妹情》，是母亲最后一次登台演出。虽年事已高，但她兴高采烈，并依旧非常认真地准备，我也在家里帮她琢磨。她喜欢我给她修改的四句唱词，并接受了我的建议，综合她原来《梁祝》和《红色医生》中几段脍炙人口的唱腔旋律。她宝刀不老地成功塑造了她舞台生涯中最后的角色——“毛老爷”。
在母亲晚年，常听她对许多年轻的学生说：艺术家不是靠封出来的，更不可自封；尤其是戏剧演员，“千练不如一演”，必须要多演多实践。她还在我面前感叹现在优秀年轻演员的苦恼，说她们辛辛苦苦排出一个戏但只演几场，太缺少和现场观众交流的机会，难以长进和提升感染力。由此我想到，当我们的大时代回到“不忘初心”之时，真可以从她的智慧中领悟：传统文艺的希望在于摆脱演员的官衔思维和等级固化，戏曲表演的复兴之路首先要赢得大批新观众。
母亲的精彩更在于人生舞台
母亲的精彩不光在舞台人生，还更在于人生舞台。母亲在演艺圈里是有名的人缘好。上至相识超过70多年的老姐妹，下达初交不到7个星期的小朋友，都喜欢和她在一起。为纪念我母亲，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戏剧曲艺广播在8月20日做了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其中有母亲在1989年她50周年舞台生涯纪念演出时感慨发言的录音，使我想起当时她和傅全香、戚雅仙、王文娟和金采风这“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空前绝后的盛况，袁雪芬从北京人大会议特别赶回来，亲自撰写并亲自为她致开场词，尹桂芳、范瑞娟等也上台祝贺。我还从加拿大飞回上海观看她那轰动全场的8场演出，感受她的激动和开心。同年夏天，她还作为小生台柱，在袁雪芬的带领下参加中国越剧艺术团赴美国的演出。我也专门飞到纽约陪她，在林肯艺术中心观看她和傅全香演《赠塔》，和金采风演《盘夫》，和张小巧演《后见姑》。母亲和戚雅仙更是情同手足，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人前背后，她老说：“戚雅仙比我能力强，剧团是靠她操心和领导的。”文革前我们两家曾住楼上楼下。我家先入住，母亲赶紧介绍戚雅仙去市文化局申请搬进同一楼里。我是两家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爱称戚雅仙为“亲娘”。我儿子出生时戚雅仙还赶在我母亲之前到产院来抱孙子。现在，我们和戚家的下一代关系也很亲密。
我的父母不曾用传统家教的方式教育我们，不曾灌输我们什么观念，从小就支持我们兄弟自由发展，鼓励我们跟上时代。母亲从不期望我们继承她的事业，她也不认为演艺才能必然传代。近年来，每当我用现代和国际的观点与母亲分享、回顾、总结她一生的成就，她很爱听，并总流露出赞同的目光。就在她逝世前三个星期的7月21日，电视台到家里来录制她人生的最后一次节目，我有幸扮演了半个采访者。那天她虽然倍感力乏，镜头面前还是对答如流，留下不少十分珍贵的资料记录。8天之后母亲病重入院……原定计划在8月14日开播那档节目，可万没想到就在那天早上她匆匆离开了人世。
她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参与送行的来宾除了“高大上”的艺术同行和政府官员外，还有家里小区的保安和工程部的代表们。母亲的朋友圈远远超越名利场。生前她常开玩笑说，家里常来常往的多有“贫下中农”。年轻时，母亲可算是演艺界的大美人，但她不攀权贵、不追财势、不贪虚荣、平心交友、简朴处世。我们一直佩服父亲，他本事真的很大，竟然在我母亲当红的年代，不靠地位和金钱，凭着真诚真心赢得芳心、“得手”成婚……这才有了我们两兄弟。父母一辈子恩爱，旁人羡慕。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天，她还和我们讨论，是否能转到一个能和父亲同住的医院病房，以免两老探望不便而互相惦记。在开始整理母亲遗物时，我们找到了父亲60多年前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母亲将这信连同带有邮戳的信封一起一直珍藏着。父亲对母亲的真心也是不言而喻，我和弟弟姓名中的“名”都为母亲而取，我是“越”，弟弟是“春”。家和万事兴，这也是母亲的福分。
母亲的追悼会上，面对上千名到场的亲朋好友、各界人士和戏迷观众，我在悼词中代表全家真诚感慨：母亲非常心满意足，为自己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追悼会之后，我们家属给大家送上了“圆满福礼”，其中的寓意也蕴含着我母亲的人格精神。福袋之内，碗为“圆”，可久留，饼为“满”，不可久留，象征着需要各自不断努力才能获得“圆满”；“圆”和“满”合放而成，象征着不能自满。母亲的一生圆圆满满！她的故事可歌可泣。母亲实在不像一般的老人，直到最后都思路敏捷，幽默逗人，和蔼可亲，青春常在，散发着满满正能量。凡间人生虽一世，天堂春芳香万年！母亲既属于我们家庭，又属于社会和公众，她的人格精神和音容笑貌，定将穿越时代和疆界，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