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一套关于先锋小说起源、衰落的知识通过学院知识生产、教育、传播，已经被我们所熟稔。在这套知识里，先锋小说的起源动力来自对“现实主义”的反拨和突破。在这种历史叙述里，一个作为“对立面”的“现实主义”成为先锋小说发生的内在动力。先锋小说的发生被看成是对挣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所象征的政治紧身衣的产物，成为取代“现实主义”的一个方向性的文学方案。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具有覆盖性影响的历史叙述一旦形成，很可能会压抑其他的历史叙述，从而遮蔽掉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真相”。同样，上述的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历史叙述意味着，先锋小说的发生似乎只是一场“美学观念革命”或“形式革命”，它只是发生在文学创作领域内部的自足、纯粹的文学实验，更多地基于作家个人体验而形成的对旧有创作观念、手法、风格的反叛。而“先锋小说”发生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则可能被弱化、忽视，从而可能遮蔽掉其中包孕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循此，应该把“先锋小说”生成、兴起和衰落的另一历史维度重新纳入考察视野，以应对日趋单薄、固化的“旧观点”。本文试图重构一个“先锋小说”所置身的多维语境，尝试勾勒出先锋小说从1980通向1990年代的兴衰起落的轨迹。
　　一、城市改革与先锋小说的兴起
　　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纠偏。有研究者指出，“一九八五年前后，‘城市改革’、‘计件工资’、‘消费浪潮’、‘超越历史叙述’、‘文化热’、‘美学热’、‘出国热’、‘进藏热’，以及‘作家与编辑部故事’等非文学因素正在密集形成，它们拥挤在文学的内部或外部，即使宣布是‘纯文学’的先锋小说的生产也再难‘单独’完成。”①正是意识到对“先锋小说”的认识、研究被窄化的状况，“先锋小说”与1984年左右开启的城市改革，尤其是与上海的关系开始凸现出来：
　　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功能结构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特征和生产方式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杂志、批评家还是作为现代大都市标志的生活氛围，上海在推动和培育“先锋小说”的区位优势上，要比其他城市处在更领先的位置。……消费文化不仅构成这座城市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也渗透到文学领域，使其具有了先锋性的历史面孔。②
　　1984年左右，改革已经推进到城市领域，这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作为老牌现代大都市，它的都市意识遥遥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城市。没有必要把“先锋小说”的发生与都市上海纳入一个因果逻辑链中，但城市改革带来的城市发展显然刺激了上海这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历史想象和都市体验，活跃了包括先锋作家在内的文学从业者的文学想象和文化参与方式。意味深长的是，先锋小说家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余华等都来自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沪城市或城镇。由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所带来的城市意识、现代体验被当时敏感的作家、批评家们、文学编辑等文学从业者捕捉到了。张旭东就是从作为改革时代生成物这个思路对“先锋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的：（先锋小说）“作为一个语言主体的精神自传，其自我营造的专注，安分守己、乐得其所之中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带有个体企业向市场渗透的经济本能的一切特征。”③无可怀疑地，1984年开启的城市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发展作为一种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部件”，参与到了先锋小说的生产、形塑过程中。
　　如果把眼光投入一个更大的视野里，会发现与城市改革、城市发展关联着的文学样态并不仅仅限于先锋小说，而是存在着多种样态的“文学”，它们与先锋小说存在着“起源的同一性”，并且各种样态文学相互纠缠。这些文学样态包括“市民小说”、“通俗文学”、一部分的“报告文学”等等，甚至先锋小说里的某一吸纳了“通俗因素”的部分，比如，马原小说里对西藏的陌生化描写、余华的一些采用了武侠、侦探模式的小说。相对于先锋小说精英化的姿态，它们有着更温和、更平易近人的特点，与城市改革、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商业复兴、消费思潮和市民意识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在1983年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文学杂志就已经开始转向，并在1984年、1985年出现了小报热、通俗杂志热，与此相伴随的是通俗文学大范围广面积的传播④。1985年之后，报告文学热也开始涌现，像《上海文学》《钟山》等杂志都推出了“纪实文学”，其中的“中国潮”栏目，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报告文学的信息传播功能、消费功能、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功能与消费思潮、市民意识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可能基于这样的思路，当年的研究者曾这样描述过报告文学：“大量涌现的全景式纪实文学巨篇，从另一个侧面与先锋派诗歌、小说构成整个文学的最新面貌。”甚至高度评价，认为从某种角度说，“当代文学中的纪实潮流同样可以称为先锋”⑤。
　　而一种以“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刻力量”对当代大城市生活、市民日常生活的及时关注、书写的文学也逐渐兴起，并获得文坛肯定。比如上海青年女作家丰晓梅发表于《上海文学》的中篇《十六的月亮》等小说，得到了《上海文学》的重点推荐。在此之前，邓友梅、冯骥才等作家笔下散发着浓郁京味、津味的“市井小说”展示过世俗社会、城市市井的魅力。这一脉络之下的小说显然与“市井小说”流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却是在城市改革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与池莉、方方等人逐漸崭露头角的“新写实小说”联系起来，并形成合流态势。这种关注、书写当代大城市生活、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说同样是对城市生活、都市体验的文学表达，但与“先锋小说”显然有不同的形式、面目和精神向度。
　　由此可以发现，城市改革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倾向与这一时期新启蒙主义的高昂激情、精英化的理想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两副面孔。在文学上，随着消费思潮、经济市场化兴起的以“先锋小说”所代表的文学样态与其他“非先锋文学”构成了“城市文学”的不同发展面向，并有着比我们能想象到的更为复杂、微妙的关系。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实际上，其时“新小说”和“通俗文学”关系暧昧，而非泾渭分明，一方面，“1985年通俗文学的勃兴以及各种通俗期刊的出版发行实际构成一个力量巨大的‘解构场’，没有这种力量对固有文学场域的冲击和‘洗刷’，可能仅仅依靠严肃文学的‘实验’和‘探索’还无法改变主流文学的面貌。在另一个向度上，吴亮提出‘小说是供人阅读’的观念实际上也潜藏着‘新小说’的‘消费面向’。”⑥然而，随着“先锋小说”获取话语权后，一种如柄谷行人意义上的“风景之发现”的颠倒机制随即发生效应：一旦形成，“起源”旋即被压抑、忘却。 　　在这样一个文学空间里，尽管“先锋小说”获得了话语层面上压倒性的胜利，但始终面临着“非先锋文学”的渗透、冲击。而在整个“文学消费”中，“非先锋文学”所占的份额显然远高于“先锋小说”。更重要的是，“非先锋文学”，尤其是及时关注、书写当代大城市生活、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民小说”所隐藏着的对“先锋小说”这一知识精英启蒙性立场的反拨力道更是不容小觑。因为，先锋小说“在80年代的‘现代派’的‘文学规划’中有很大程度的理想主义成分，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演进的市场化进程存在着很大冲突，文学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分离，充满活力的个体经验无法有效转化为艺术经验”⑦。今天的人们借助“后见之明”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社会发生变革，在新的历史语境里，两者的态势很快发生了逆转。
　　二、对“当代文学”的两种想象与规划
　　以“先锋小说”所代表的文学样态与随着80年代中后期消费思潮、经济市场化兴起的“非先锋文学”构成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不同面向。可以想见，不同文学样态的生成、发展背后都离不开各种力量的支持，甚至是规划、形塑。而这种支持、形塑显示的是不同文学力量对“当代文学”的不同想象和规划。
　　在先锋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上海无疑扮演了一个“文学中心”的角色，尽管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人并不是上海“本地作家”。但上海所拥有的文化、文学资源，如期刊、高校、编辑、新潮批评家、开明的文化氛围等等都密集地簇拥在先锋小说的周围，在当时形成了一块难得的“文学飞地”。而在这些优势资源之中，文学杂志、编辑这二位一体的组合更是重中之重。期刊作为一种“文学阵地”，为一种文学潮流、文学主张鸣锣开道、提供阵地，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先锋小说的出场。笔者将以《上海文学》和《收获》两本对先锋小说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杂志为中心，对此进行详细论述，并以期由此得以窥见当时文学的某种发展态势。
　　在上海的文学期刊之中，《收获》《上海文学》这两本文学名刊在先锋小说的历史上深深地刻下了烙印，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在现有的文学史共识中，《收获》对“先锋小说”的形塑已经被反复叙述、印证，甚至已形成了一种“神话”。而当时另一本示人以“新潮”面孔，并也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著名杂志《上海文学》却在先锋小说的文学史叙述神话中鲜被提及。在当时，根据程光炜教授的统计，1985到1987年间，《上海文学》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先锋小说”，差不多占据着同类作品刊发量的“半壁江山”⑧。这样一本影响了“新潮小说”发展的文学杂志为何没有与《收获》一样获得文学史叙述的青睐？此中缘由何在？
　　程光炜教授的统计时间段落在“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然而翻阅1987年以后的《上海文学》，会惊讶地发现除了苏童等作家有限的幾篇有“先锋色彩”的作品之外，并没有多少先锋小说，并且真正被后来文学史追认的经典“先锋小说”更少。正如有敏锐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当1987年先锋小说逐渐生成的时候，一贯积极参与规划文学潮流的《上海文学》并没有积极参与，而是对先锋小说表示出明显的游移态度⑨。与此相反，同为上海作协主办的另一本名刊《收获》此时正如火如荼，沉浸在集束推出先锋小说的成功之中。一个合理的追问是，此前以新潮面孔示人的《上海文学》为什么没有如《收获》那般继续把“新潮”推进至“先锋”的高潮？
　　由此种现象，首先需要探究的是一本文学杂志自身的编辑理念、方针。两本杂志同为上海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刊，其杂志定位却并不是一样的。当时在《上海文学》主持实际工作的周介人认识得很清楚，他在《真正的家园》一文中这样解释道：
　　要办好一个刊物，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定位”。要通过“定位”把自己的刊物同别人区别开来。切忌别人如何成功了，我也学样搞。《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在上海作协主办的三个文学月刊中，历来是《上海文学》最难办，为什么？因为它夹在其他两家刊物中间。《收获》与《萌芽》仅凭刊名就可明其宗旨，而《上海文学》则是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尴尬身份。……我给《上海文学》的定位如下：《萌芽》是一片文学的芳草地；《收获》是精致的艺术插花；《上海文学》是一座欣欣向荣的植物园。⑩
　　换而言之，就在《收获》对先锋小说集束推出，取得极大的成功之后，把自身定位为“一座欣欣向荣的植物园”的《上海文学》显然并不想步《收获》之后，“也学样搞”。一方面是两本杂志不同的定位。比如，《收获》一直秉持着巴金不登广告的训诫，而这一时期《上海文学》则期期封页面都登满了广告。另一方面，《上海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游移态度，恐怕也与周介人不甘人后、不愿邯郸学步的心态有关。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追问不能止步于此。就在同一篇文章里，周介人还有一段这样的话：
　　从现在的文学趋势看，社会转型，新市民阶层的形成，新一轮身存竞争的开始，人与人在生存能力与生存质量上的较量，将会成为世纪之交文学的新的生长点。
　　由此可见，周介人对社会发展态势、文学发展走向的认识清晰而自信，且具有一种预见性、前瞻性。显然这与《上海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游移态度有密切关系。而周介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当然首先源自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根据李劼的说法，“虽然周介人（当时实际主持《上海文学》）在推动新潮小说发展上，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但骨子里和新潮小说有着一定距离：周介人的审美趣味，既不在于寻根小说，也不在于马原格非式的实验小说。他对史铁生、余华、苏童他们的小说可能更认同些，但他最为醉心的，除了王安忆的上海小弄堂物语，便是自己后来在《上海文学》上推出的池莉、方方那样的女作家。”11尽管周介人的文学趣味偏向“古典”，但以此作为《上海文学》在1987年对先锋小说的游移态度的解释也仍并不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因为作为杂志主编的周介人有着成熟的编辑理念：“文学刊物不是任何个人艺术主张的表演舞台，而是一个时期内文坛各种健康的艺术力量的竞赛场。一本好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滋有味，多滋多味的艺术合力之果。编者的眼光、尺度、胸襟、气质就体现在其中。”12为了进一步解释上文提出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需要考察周介人对当时社会发展、文学发展态势的判断。 　　正如上文所引述周介人的看法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由改革而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新市民阶层的形成、壮大，并且预见了这股力量的生成和崛起，冀望以文学来反映、表达，参与其中，以发掘、培养出文学新的增长点。我们在《上海文学》1987年之后刊发的作品以及这一时期周介人所写的文章里发现了这一判断的具体体现：比如，这一时期，《上海文学》相比于其他的文学期刊，特别地对个体户文化心理、乡镇企业崛起等商品经济现象给予了及时、深度的关注，显示了自身独特的眼光和趣味。而在作品上，则呼吁作家，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关心自己周围的日常生活及其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当我们与‘改革’这个大主题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在本来看不到联系的地方，发现某种新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处于‘有名状态’还是‘无名状态’。”（《上海文学》1987年第6期“编者的话”）。在周介人撰写的这些“编者的话”里，类似强调、推介和欣赏这种关注、书写改革与城市生活的段落出现的频率很高。最耐人寻味的是周介人对《上海文学》在1987年第一期的扉页上明确标出“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的风格追求不合流俗的阐释（1988年第一期“编者的话”）：关于“当代性”，他强调“文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活的自觉介入”，指出“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给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既带来滋润，也造成泥泞。……我们希望文学能更真诚、更真实地记录当代社会与当代人艰难跋涉的历程”。对文学的“探索性”，周介人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不仅需要探索怎样说、怎样写；更需要探索说什么，写什么。我们远远没有把可说可写、该说该写的东西说完、写完。如果仅仅用眼花缭乱的形式，表达一些易说易写甚至不值说、不值写的内容，这并不是真正的探索。……不要老是耽想出现爆炸性效果，没有历史感的探索，不可能成为突破性的探索。”很明显，周介人的看法与当时文坛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兴奋点相疏离，显示了此时的周介人与《上海文学》的特异性。
　　正是对社会发展、变革和文学态势的这样一种判断之下，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过日子小说”（周介人语）以及如叶兆言的《艳歌》、梁晓声的《喋血》等浓郁写实风格的作品被《上海文学》隆重地推出。与同一时期《收获》集束推出“先锋小说”形成鲜明对比，周介人发现了池莉的《烦恼人生》等小说不同于“先锋小说”的另一种异质性：“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小说。它不触及‘文革’伤痕，不反思前人历史，不铺写改革业绩，不追寻地域文化，不标榜文体创新……它暂时还是一个无法被‘规则’所整除的‘余数’，一个让人惊喜又让人迷惑的‘余数’。我想，我们的《上海文学》应该接纳这个‘余数’。”13这一文学观念、编辑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当代文学”的想象和规划，对反思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启蒙色彩浓厚的文化空间，别有意义。周介人认为这类有着“市民文学”风格的作品提供了另外一重文学文化空间：“它接受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引导，但运用民间性的、社会公共性的话语来表达老百姓对于生活、对于美好人性、对于社会进步的期盼；它欣赏并努力追求精英文化的个性与创造性，但其表述的策略都是大眾化的而非书斋化的；它不拒斥知识分子对于终极价值与终极信仰的真诚追求，但它认为生活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事，因此它更看重从平凡的、世俗的人生中寻找美，从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普通人身上来表达对于精神的守望。”14
　　反观“先锋小说”的“制造者”，《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就在同一时期，正被现代主义的某种魅力所蛊惑：
　　《西藏文学》曾出了一个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专号，我读了之后有些激动，分别给那些我并不相识的高原朋友写了信。马原说西藏的朋友收到了我的信也很激动，他们没料到专号还会在内地引起反响。与马原相处的那些日子收获很大，他是寥寥几个除了自己写作还很关心很想推动文学发展的作家之一。我想，我后来连续三年在《收获》上集中编发青年作家的念头，就是与那段日子与马原彻夜长谈的结果。
　　当时我与马原都敏感地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零星的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游兵散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如何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形成一定的气候，我想到了《西藏文学》的办法。15
　　与兴奋于“现代主义”并“除了自己写作还很关心很想推动文学发展的作家”马原的认识和结交，给程永新带来了冲击性、决定性的影响。在程永新的描述中，一种更多是由阅读——本土的，如已经兴起的新潮小说、马原等人小说、《西藏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专号等；外来的，如众所周知的先锋作家“必读书目”——带来的，当然扩大范围，也是80年代中后期弥漫整个知识界的思潮、氛围。而其所带来的“现代想象”和“现代体验”左右着程永新，使他萌生了要把“游兵散勇”集结成“正规部队”的念头。这种念头可能还掺杂了一种寻求改变、引起关注的意识：“这样会更多地引起文坛、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我要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学，就是寻求一次改变。”16对照差不多同一时期周介人“不要老是耽想出现爆炸性效果，没有历史感的探索，不可能成为突破性的探索”的理念，一种有意味的东西开始渗透出来。
　　当把周介人和《上海文学》这一时期显示出来的“表意内容”与程永新和《收获》这一时期显示出来的“表意内容”并置在一起，基于同一现代体验的对文学的两种不同想象和规划开始显豁起来。然而前者在80年代中后期甚至在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一条文学线索在压抑状态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不难发现，前者的现代想象和体验更多地基于一种“地方性因素”和本土语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或多或少的西方主义予以了补充、纠偏，为先锋小说提供了一种参照系。
　　三、“现实主义”的调整与“先锋”的衰落
　　在这两种不同的对“未来文学”想象和规划中，先锋小说在话语层面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不过，与此同时伴随着某种着潜在的危机及对先锋小说发展的隐忧。这种危机和隐忧在先锋小说全盛时期以及探索势头刚有所减弱之际，一些敏感的作家、批评家就对此做出了反应：“这种围剿（指当时一些“反先锋主义者”在斥责现有“先锋小说”的同时，“呼唤现实主义复归”——笔者注）恰恰是先锋文学所需要的。先锋文学是靠血战生存下来的，没有敌手，它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我提了‘保卫先锋文学’这个口号。”17在先锋小说敏感的支持者那里，一种如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先锋派运动（老的或新的）都有一种最终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象征性地说，当再也没有什么好破坏时，先锋派迫于自己的一贯性会走向自杀”18的担忧显露了出来。这种担忧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回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使得以其为对立面的先锋文学也失去了动力。对立面的“坍塌”使得“先锋小说”开始走向衰落，“失去了对手的先锋文学只能‘转型’，先锋文学内部的分化也将会势所必然。”19 　　然而被构造为“先锋小说”对立面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被其所彻底压制。“尽管就历史演进的广阔前景看没有什么能够挽救过去，但过去，以及那些革命者们认为是过去的残渣余孽的东西，却显得是一种恼人的、具有恶魔般威胁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先锋分子受其敌人——一个无比狡猾和可怕的妖魔——的催眠，最后往往会忘记未来。他似乎以为，一旦过去的恶魔被驱除，未来就会自行其道。”20这提醒我们，“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甚至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现实主义文学面临着调整和转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因而，作为“先锋小说”对立面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处在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并不能被本质化。
　　80年代中后期，在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期待者那里，存在着一股“回归现实主义”风潮的印象，在他们看来，“新写实主义”就是“回归现实主义”，是反击“先锋派”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的批评共识里，“新写实”并不是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因而，并不能把“新写实”的对立面简单地认定为先锋小说。但“新写实”的出现的确呈现出了不同于“先锋派”的小说面目。“新写实”的“写实”之“新”“内在地包含了对‘85新潮’所标示的现代主义形式探索或正或反的回应——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构成了一种经过‘先锋派’艺术淘洗的‘新型’的‘现实主义’。”21因此，1980年代末，先锋和非先锋（调整、被重新激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势力处在一个急剧的摩擦和流变之中。1988年，作为“新潮小说”发表重镇的《钟山》和《上海文学》都发出了改变的微妙信号。这一年，《钟山》开始大量发表“新写实小说”，倡导“新写实主义”。而同年，《上海文学》对1987年开始在期刊首页标示“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的编刊追求，用“编者的话”予以阐释，指出文学的探索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形式的探索，当代作家不仅需要探索怎么说，怎么写，更要探索说什么，写什么。与编者的这番话相配合，《上海文学》上发表此类文学作品，包括“新写实小说”，数量开始增多。1989年《钟山》杂志正式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而同年，《收获》没有像此前三年那般为先锋小说继续推出“没有专号的专号”，倒是《人民文学》第一期推出了专号，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最后的仪式》、格非的《风琴》与其他作家的小说一起被集中发表。但编者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显示当代文学取得的多元成就，并不是专为“先锋小说”布的展。先锋小说在1991年就被陈晓明指出：从1989年开始在“形式方面的探索的势头明显减弱”22。
　　推动“现实主义”的调整和再激活与先锋小说衰落的动力，这种“形式”流变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非常值得再次厘清。罗岗的研究提示我们重读80年代需要重视所谓的“后三年”，80年代“后三年”中国社会面临的转机与危机。“后三年”包括了从“农村体制改革”转向“城市体制改革”，以及由城市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带来的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等等。改革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都有相当程度的增加，尽管这个增加过程往往是以不均等的方式展开的，但在绝对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3不过，事情似乎都有其两面性，商品经济的发展，世俗化倾向加剧，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
　　我们不能光留意“新小说在1985”的盛况，却忘记了同样在1985年，伴随着工业生产率高达20%的惊人增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市场的危害——通货膨胀的爆发使得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了30%，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不仅确立了“金钱”关系的合法性，而且进一步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重置于“金钱”的客观性上，由此使得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80年代”的终结。24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金钱关系”的合法性，将重构各种社会关系。对文学而言，这种社会现实将以自己的逻辑来塑造文学的面目。此时回过头来再看周介人对文学走向的判断，竟与时代若合符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如预期般出现理想、乐观的结果。由于“新写实”小说对1984年城市改革所引发的问题做出了某种呼应，它激起的能量是驚人的，它在池莉所描述的那艘渡轮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我乘坐去武钢的轮渡，被武钢的职工们认了出来，整条船一片欢呼，二楼的人们使劲跺脚与一楼呼应，有人当即为大家背诵《烦恼人生》的片段；在波澜壮阔的长江上，迎着初升的灿烂朝霞，听着自己的小说被传颂，看着几百人向你扬起真诚的笑脸，太好了！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让我激动和狂热，真是太好了！”25引述池莉现场感十足的回忆是想表明：一个有强大读者基础，鼎力支持这一文学趋势的杂志编辑以及热衷、擅长于“写实”，体贴凡俗人生与日常生活的作家构成了一支不断崛起的写实文学势力。
　　因此，上文谈到的周介人对文学态势的想象和规划并不仅仅是其个人文学趣味、文学观念的产物，还基于其深谙社会时代发展趋势与自觉的文化意识。而对于“对过去已无所留恋，对正在展开的现代过程又丧失信心”的“先锋小说”来说，“如果说在与‘西方’的拥抱中开始了一个梦想，那么在这场单恋的倦怠期便无力给梦想赋予新的内容”26。“先锋小说”无法为“梦想”赋予新的内容，难以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经验。恰如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背着父亲整理的红色背包出门远行的那个十八岁的“我”——自我隐喻了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中的先锋小说。十八岁的“我”出门远行，遭遇到了背叛、暴力、围殴和抢劫等一系列陌生经验，现实的复杂性暴露出了红色背包的虚幻性。红色背包所隐喻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叙事成规遭到了质疑，不被信任。然而，无可凭恃的“我”还年轻幼稚（正如刚在文坛浮露出来的“先锋小说”），甫一走入现实社会（司机的“个体贩运”身份隐约暗示了商品经济的时代背景），即历经挫折、惨痛和荒诞。“先锋小说置身于改革时代的文化危机与历史断裂之中，不但断裂于革命时代，也与浪漫的现代化进程或融入世界的幻想时代出现了隐约的裂痕。那种心神不定的双重偏离与犹疑姿态成为先锋小说的集体性格，这或许是先锋作家总体上玩世不恭的文学风格的更深刻的来源。”27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结尾，“我”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疏离感：“我”遭受了现实的伤害，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和疑惑，蜷缩在驾驶室，也即退回到内部世界，以寻找安全感。与此对应地，“先锋小说”热衷“心理现实”，追求“内心真实”。“总之，与退回内心同时发生的，也许是萦绕着创伤记忆而对公共生活不由自主的回避。这一切，似乎象征着1990年代围绕着个人意识的社会精神生活的转折。”28而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的一脉文学却在新的历史语境里敏锐地感受、传达和回应了社会现实新的变化，并触及了由改革所带来的问题。这逐渐导致了先锋小说的衰落。 　　余论
　　在本文的论述中，城市改革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倾向与这一时期新启蒙主义的高昂激情、精英化的理想主义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两副面孔。城市改革所催生的商品经济、消费浪潮、市场意识等在1980年代已然存在，并不是1990年代的“专利”。先锋小说的兴起更是城市改革后各种力量所催生的，而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形式探索”。以《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为代表，存在着基于同一现代体验的对“当代文学”的两种不同想象和规划。但是前者所代表的写实文学样态在80年代以及对80年代单一想象的认知里，始终被压抑。由此可知，从先锋小说兴衰起落的角度看，其从1980年代通向1990年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根本性的断裂过程。1980年代内部本身包含着先锋小说通向1990年代的因素。
　　【注释】
　　①②⑧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③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25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李云：《从群众文艺到通俗文学——《故事会》（1979—1986）在新时期的转型兼及“80年代通俗文学热”》，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
　　⑤陈晓明、许明、靳大成、陈燕谷：《先锋派与文明的解体》，载《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⑥杨庆祥：《〈新小说在1985年〉中的小说观念》，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⑦李建周：《身份焦虑与文本误读——兼及王朔小说与“先锋小说”的差异性》，载《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⑨李建周：《先锋文学的兴起——以1980年代上海为考察个案》，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137页。
　　⑩1213周介人：《周介人文存》，329-330、191-192、2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113页，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14周介人：《序言》，见周介人、陈保平主编《幾度风雨海上花》，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程永新：《八三年出发》，1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2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朱大可等：《保卫先锋文学》，载《上海文学》1989年第5期。
　　1820[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134、104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9程光炜：《由先锋小说的“改写”现象说起——我看苏童小说〈妇女生活〉》，载《长城》2010年第4期。
　　212324罗岗：《“前三年”与“后三年”——“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种方式》，载《文景》2012年12月号。
　　22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25程永新、池莉：《只为你燃烧：庙堂之下的统一上帝》，见《一个人的文学史》，23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27刘复生：《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载《天涯》2009年第4期。
　　28金理：《“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