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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母亲说：“我们去养老医院。”
有没有听错？
94岁的母亲，为自己，也为92岁的父亲，提出此愿望。
我们一起面对现实：父亲的帕金森病让他行走艰难，生物钟日夜颠倒，一不小心还会在家跌倒，有时跌出血，好在没伤到骨头。母亲脑健，但心脏偶感不适。他们要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个陌生的环境，摒弃家人的全天候照顾。母亲坚信，养老医院必有负责任的医生和专业看护，更有利于他们米寿之后的“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母亲说：“我们的幸福，绝不能再建立于后辈艰辛的劳累之上。”
父母亲相濡以沫，情感深厚。父亲初听去养老医院，有点被惊到，心惴惴地，但之后对母亲说：“你去，我去。”
终是去了。
入门不适的是父亲，知识分子的他觉着“自由”突然失去。因怕他摔倒，不能随意走动，倘一人行动，护理的阿姨会惊呼阻止；睡觉的床有高高圍起的护栏，他视之如手铐脚镣，火气忒大，对其踢打，以致血压攀高；还抱怨晚上给他使用“尿不湿”，指斥阿姨态度“法西斯”……
此时，我们4个子女是伤感的、自责的，互觑：将父母送来此地，错了？
感谢母亲，一如从小对我们的理解、大度和照护，现在依然那么思路清晰、通情达理：“没错的。决定到这里的是我们自己，环境适应，需要时间。”她只是要我们子女有空就一起去为父亲做“心理按摩”。
我们常去探望。
那天，我带父亲到养老医院隔壁的一间房，见到一位背很佝偻的老太。她曾是大学老师，84岁。一问，竟不是病人，是病人家属。每天家里、医院来回，风雨无阻，服侍精神失常病痛住院的88岁的丈夫。一个人，几年如一日。她贴着父亲的耳根说话，很柔声地请父亲安静：转变自己，面对现实，想自己的幸福，认识到子女出于无奈也出于孝敬，将他送到这里。她说：“我也想进住养老医院，但没床位，身体条件不够格。但我必须天天来。”父亲仔细倾听，说了句“你讲的有道理”之后，抱怨减少，似在慢慢平复心情。
再一日，我去看父母亲，给他们吃我在家里煮好带去的鱼香肉丝面。父亲说好吃，母亲也说好吃。他们吃我煮的面，我吃他们在养老医院食堂烧的赤豆粥、肉饼子炖蛋、冬瓜，还有大骨头汤。然后我推父亲的轮椅到楼下花园廊道，和他谈心，去运动小区，给他看运动器材并做示范动作，父亲竟垂下眼睑打鼾了。我赶紧将他推回病房。觉醒了，他的精神也来了，自己走路，我在一边微微搀扶，他甩开我的手，碎步挪到一墙之隔的母亲病房。父亲说：“这样才好，动了，锻炼了。”母亲说：“你一个人不能走路，摔了不好。”父亲反过来说母亲：“我看见你倒着走路了，这年龄，不能倒走的。”那天他们两人说了许久的话，都大声，都耳背。
其实入院前，医院给父母做检查，告知母亲，虽然你年纪大，但状况不错，可以不住院。母亲摇头，指我父亲：“他脾气大，胆小，我不在他身边，不可能。”一次，父亲又闹情绪，吵着要回家。父亲问母亲“：你到底怎么想？”母亲平静如止水，轻拍父亲脸上银白的拉碴胡子：“你回家，我就一个人住这里。这是我现在和以后的家。”父亲显得木然，低头，无语。
一切都不易。
那日，父亲大解，护理阿姨不在，我给父亲擦洗。过程从生疏到圆满完成。父亲突然说一句：“儿子，你是第一次帮我擦洗。”我内心猛一惊。而在给父亲擦洗时，又有新大陆发现：在稀落的毛发下，他后颈上露出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愧死了，父亲92岁，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隐藏的胎记。
意外和不幸，有时就在一切看似晴朗的日子里突降暴雨倾盆。
几个月的精心护理，父亲在养老医院没一次跌倒，生物钟的日夜颠倒也大为改观——因为心情放松睡眠好转。“一片大好形势”下，那天清晨医院传来消息，则让我们所有的人遭受闷棍似的重击：不是父亲，是淡泊乐观的母亲，在医院病房内意外摔倒，股骨骨折了。
所有家人一起急速赶往。
见到了痛苦的母亲，见到了好像做了错事一脸歉疚的母亲，说是她大意了，真大意了，两只手握两件东西，一个茶缸，一个水瓶，没支撑，转身一滑，轰然倒地了。和护理的阿姨无关，更与护士和医生无关，就是她一个人的错。
所有护理她的护工、护士、医生，在一边都红了眼眶，不仅仅因为她们获得母亲的“百分之百无责证明”。
惊动了父亲。他过来，看着躺卧床上的母亲，厉声问我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起来看她？”
母亲骨折后的两天，即刻去专业医院动大手术，换一个髋关节。全身麻醉，这是94岁的母亲必须要过的艰难的坎。她坚决地要换回一个健康的自己，但所有的人极度担心。
最初的方案是选择保守治疗，母亲闻之点头。转瞬医生一致推翻：唯有手术，才有康复的可能。母亲闻之再次轻点一下头。但要求我们术前术后对父亲都“封锁消息”。母亲曾对我们说过：“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现在，我们又一次见识到母亲积极的镇定，所有最终的风险性选择都一概自己承受，并迅速坦然面对。医生术前的一句话：“这开朗健康的老太太即便100岁，我也敢为她主刀。”让我们始终对母亲保有乐观和信心。
5天之后，母亲终于回家，回养老医院的家。此刻，她才将发生过的所有的紧张不安和承受的肉体痛苦，有点撒娇意味地尽情吐露给我们，唠唠叨叨长达几小时。
开刀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忘记了独自一人在养老医院的父亲，而养老医院的护理人员说，父亲那几天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不来气，安静，饮食佳，配合度高。
父亲和母亲的“劫后团聚”，没有太多动人场景。不流眼泪，但有握手，相看两不厌的样子。父亲握住母亲的手，是轻轻地握住。平时他的手因病会不停地抖动，但那天不抖，母亲躺在床上，他的左手稳稳地握住母亲伸出来的左手，握得长久。然后我们请父亲坐定在母亲床的右边。这时母亲的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很自然地握着父亲的右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是秋日的一个午后，我推着轮椅，和父亲来到养老医院的花园。父亲很满足，说：“阳光好，桂花香。”又说：“我其实早就清楚你母亲动了大手术，你们以为我不晓得？我可是长时间在大医院里做的……”
哦，这桂花的醇香！
有没有听错？
94岁的母亲，为自己，也为92岁的父亲，提出此愿望。
我们一起面对现实：父亲的帕金森病让他行走艰难，生物钟日夜颠倒，一不小心还会在家跌倒，有时跌出血，好在没伤到骨头。母亲脑健，但心脏偶感不适。他们要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个陌生的环境，摒弃家人的全天候照顾。母亲坚信，养老医院必有负责任的医生和专业看护，更有利于他们米寿之后的“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母亲说：“我们的幸福，绝不能再建立于后辈艰辛的劳累之上。”
父母亲相濡以沫，情感深厚。父亲初听去养老医院，有点被惊到，心惴惴地，但之后对母亲说：“你去，我去。”
终是去了。
入门不适的是父亲，知识分子的他觉着“自由”突然失去。因怕他摔倒，不能随意走动，倘一人行动，护理的阿姨会惊呼阻止；睡觉的床有高高圍起的护栏，他视之如手铐脚镣，火气忒大，对其踢打，以致血压攀高；还抱怨晚上给他使用“尿不湿”，指斥阿姨态度“法西斯”……
此时，我们4个子女是伤感的、自责的，互觑：将父母送来此地，错了？
感谢母亲，一如从小对我们的理解、大度和照护，现在依然那么思路清晰、通情达理：“没错的。决定到这里的是我们自己，环境适应，需要时间。”她只是要我们子女有空就一起去为父亲做“心理按摩”。
我们常去探望。
那天，我带父亲到养老医院隔壁的一间房，见到一位背很佝偻的老太。她曾是大学老师，84岁。一问，竟不是病人，是病人家属。每天家里、医院来回，风雨无阻，服侍精神失常病痛住院的88岁的丈夫。一个人，几年如一日。她贴着父亲的耳根说话，很柔声地请父亲安静：转变自己，面对现实，想自己的幸福，认识到子女出于无奈也出于孝敬，将他送到这里。她说：“我也想进住养老医院，但没床位，身体条件不够格。但我必须天天来。”父亲仔细倾听，说了句“你讲的有道理”之后，抱怨减少，似在慢慢平复心情。
再一日，我去看父母亲，给他们吃我在家里煮好带去的鱼香肉丝面。父亲说好吃，母亲也说好吃。他们吃我煮的面，我吃他们在养老医院食堂烧的赤豆粥、肉饼子炖蛋、冬瓜，还有大骨头汤。然后我推父亲的轮椅到楼下花园廊道，和他谈心，去运动小区，给他看运动器材并做示范动作，父亲竟垂下眼睑打鼾了。我赶紧将他推回病房。觉醒了，他的精神也来了，自己走路，我在一边微微搀扶，他甩开我的手，碎步挪到一墙之隔的母亲病房。父亲说：“这样才好，动了，锻炼了。”母亲说：“你一个人不能走路，摔了不好。”父亲反过来说母亲：“我看见你倒着走路了，这年龄，不能倒走的。”那天他们两人说了许久的话，都大声，都耳背。
其实入院前，医院给父母做检查，告知母亲，虽然你年纪大，但状况不错，可以不住院。母亲摇头，指我父亲：“他脾气大，胆小，我不在他身边，不可能。”一次，父亲又闹情绪，吵着要回家。父亲问母亲“：你到底怎么想？”母亲平静如止水，轻拍父亲脸上银白的拉碴胡子：“你回家，我就一个人住这里。这是我现在和以后的家。”父亲显得木然，低头，无语。
一切都不易。
那日，父亲大解，护理阿姨不在，我给父亲擦洗。过程从生疏到圆满完成。父亲突然说一句：“儿子，你是第一次帮我擦洗。”我内心猛一惊。而在给父亲擦洗时，又有新大陆发现：在稀落的毛发下，他后颈上露出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愧死了，父亲92岁，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隐藏的胎记。
意外和不幸，有时就在一切看似晴朗的日子里突降暴雨倾盆。
几个月的精心护理，父亲在养老医院没一次跌倒，生物钟的日夜颠倒也大为改观——因为心情放松睡眠好转。“一片大好形势”下，那天清晨医院传来消息，则让我们所有的人遭受闷棍似的重击：不是父亲，是淡泊乐观的母亲，在医院病房内意外摔倒，股骨骨折了。
所有家人一起急速赶往。
见到了痛苦的母亲，见到了好像做了错事一脸歉疚的母亲，说是她大意了，真大意了，两只手握两件东西，一个茶缸，一个水瓶，没支撑，转身一滑，轰然倒地了。和护理的阿姨无关，更与护士和医生无关，就是她一个人的错。
所有护理她的护工、护士、医生，在一边都红了眼眶，不仅仅因为她们获得母亲的“百分之百无责证明”。
惊动了父亲。他过来，看着躺卧床上的母亲，厉声问我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起来看她？”
母亲骨折后的两天，即刻去专业医院动大手术，换一个髋关节。全身麻醉，这是94岁的母亲必须要过的艰难的坎。她坚决地要换回一个健康的自己，但所有的人极度担心。
最初的方案是选择保守治疗，母亲闻之点头。转瞬医生一致推翻：唯有手术，才有康复的可能。母亲闻之再次轻点一下头。但要求我们术前术后对父亲都“封锁消息”。母亲曾对我们说过：“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现在，我们又一次见识到母亲积极的镇定，所有最终的风险性选择都一概自己承受，并迅速坦然面对。医生术前的一句话：“这开朗健康的老太太即便100岁，我也敢为她主刀。”让我们始终对母亲保有乐观和信心。
5天之后，母亲终于回家，回养老医院的家。此刻，她才将发生过的所有的紧张不安和承受的肉体痛苦，有点撒娇意味地尽情吐露给我们，唠唠叨叨长达几小时。
开刀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忘记了独自一人在养老医院的父亲，而养老医院的护理人员说，父亲那几天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不来气，安静，饮食佳，配合度高。
父亲和母亲的“劫后团聚”，没有太多动人场景。不流眼泪，但有握手，相看两不厌的样子。父亲握住母亲的手，是轻轻地握住。平时他的手因病会不停地抖动，但那天不抖，母亲躺在床上，他的左手稳稳地握住母亲伸出来的左手，握得长久。然后我们请父亲坐定在母亲床的右边。这时母亲的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很自然地握着父亲的右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是秋日的一个午后，我推着轮椅，和父亲来到养老医院的花园。父亲很满足，说：“阳光好，桂花香。”又说：“我其实早就清楚你母亲动了大手术，你们以为我不晓得？我可是长时间在大医院里做的……”
哦，这桂花的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