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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
徐世昌就职宣言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到九时许,陆续到来的,已有约四五百名男女,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令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
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外的栅栏前,请愿的学生已是围了一重又一重,京师警察厅派来的巡警与公府的守卫严阵以待,频频设法制止,“经国务院派人劝谕,该生等仍麇集不去” (《政府公报》)。至下午一时三刻许,数百名请愿学生又涌向教育部前去示威。总统府门前,留下六名学生代表依然在坚守。
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徐世昌知道,在总统府外,学潮队伍汹涌澎湃的声浪中,他的声望也在一点一滴地坠入谷底。他也许还会感慨,三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待徐至公府,礼官导引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整,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10时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向北,与议长会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九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属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会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人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沈云龙也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军费浩繁,武人索要无厌,地方割据,税入泰半截留,以致中央财政困难,司农仰屋兴嗟,尤令世昌束手无策,影响所及,则行政教育经费,亦不能按时发放。相继发生北京各校罢课,中央银行挤兑,内务、教育、司法部员工罢工,……政象之乱,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狂热。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忍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徐世昌就职宣言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到九时许,陆续到来的,已有约四五百名男女,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令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
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外的栅栏前,请愿的学生已是围了一重又一重,京师警察厅派来的巡警与公府的守卫严阵以待,频频设法制止,“经国务院派人劝谕,该生等仍麇集不去” (《政府公报》)。至下午一时三刻许,数百名请愿学生又涌向教育部前去示威。总统府门前,留下六名学生代表依然在坚守。
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徐世昌知道,在总统府外,学潮队伍汹涌澎湃的声浪中,他的声望也在一点一滴地坠入谷底。他也许还会感慨,三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待徐至公府,礼官导引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整,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10时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向北,与议长会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九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属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会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人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沈云龙也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军费浩繁,武人索要无厌,地方割据,税入泰半截留,以致中央财政困难,司农仰屋兴嗟,尤令世昌束手无策,影响所及,则行政教育经费,亦不能按时发放。相继发生北京各校罢课,中央银行挤兑,内务、教育、司法部员工罢工,……政象之乱,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狂热。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忍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