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理想中的学术研究，素来凌驾于政治势力与军事斗争之上。仿佛只有敢于抵抗外来压力的学究，才堪称学界典范，只有独立自主的研究及其成果，才体现科学精神。然而历史证明，并非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政治斗争的绝缘体；也并非所有伟大的科学成果都与政治势力毫不相干。
　　1854年11月，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世界第一张气象图在海王星的发现者、巴黎皇家天文台台长尤班•让•约瑟夫•勒维利埃手上诞生，这正是法国集权时代学术活动依旧兴盛的一个鲜明例证。
　　当年3月，隐忍多时的法英两国进军奥斯曼，联合该国共同抵抗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巴尔干地区持续了一年多的侵略阴谋，史称“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意图为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提供保护”，切断英国连接印度的陆上交通要道，不利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另一厢，以法国人为主的天主教徒和以俄国人为主的东正教徒在该地区彼此仇杀不断，早在第二帝国建立初期，法国保皇党人便为此群情汹涌，一直伺机报复。
　　中产阶级出身、先后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和巴黎高等工科学院这两间顶级名校的科学家勒维利埃，便是一位在法国应用科学领域出了名的保皇派。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相继游走于政界和学术界，因鲜明的保守派作风和严格的等级观念备受保皇党人追捧。而作为一名天体力学专家，他于1846年9月与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一起，成功推算出并论证了太阳系第八大行星——海王星的存在，在欧美学术界引起轰动。勒维利埃因此获得皇帝接见，并被授予象征最高荣誉的国家骑士勋章，保守派主力媒体、法国《皇家》杂志赞扬他的成就为“继牛顿重力定律之后，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在自由派风气浓厚的法国学界，原本因政治立场不大受众人欢迎的勒维利埃因这一科学创举实现了华丽转身，从此在法国学界平步青云，国家甚至专门为他在法兰西科学院设立了天体力学部；1854年1月，巴黎天文台正式更名为皇家天文台，勒维利埃获得皇帝的直接任命成为台长。甫一上任，他便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保皇派理念推向了极致：所有科研成果发布均署名皇家天文台，发布之前须通过台长本人审核删改；各研究项目的设立需通过台长批准，研究工作逐层细化，每个环节的数据采集、分析和汇总交由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完成，科学家不可单独操作研究项目、独立聘用研究团队……这严酷的等级制度和集权主义自然遭到相当一部分专家的反感，他们以集体辞职的形式向主管机构——法兰西科学院表达不满，个别激进人士还不惜以自杀相威胁。然而，在一片反对浪潮中，勒维利埃依旧我行我素——作为一名坚定的保皇党人，帝国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而远在巴尔干半岛上如火如荼的克里米亚战争，恰恰又为他提供了开发新科研项目的良机。
　　1854年11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从西欧横扫东欧，克里米亚战场上的英法联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联军当时已遭俄军围困一百多天，弹尽粮绝之际，暴风的突袭无疑是雪上加霜，总计41条战舰在黑海沉没，帐篷、粮草等物资被席卷一空，更可怕的是风雨过后爆发的大型流行病——霍乱、伤寒、痢疾——联军死伤人数达12万，仅法国就损失了9万5千名士兵，其中7万4千人死于疾病。消息传来，举国皆惊，勒维利埃从其专业角度出发，也深深为联军不谙气象环境、未能提前做好防风准备而感到痛心。第二日，他迅速下令召集法国境内24座天文台台长，动用一切人力物力，搜集分析气象数据，连夜制作克里米亚战场实时气象图，以备法国海军之用。
　　各天文台不敢怠慢，研究团队立刻动员，其中13个地区天文台还首次使用了电报技术传递数据，各地资料向巴黎天文台汇总。在勒维利埃的笔下，世界上第一张实时气象图终于成形。随即，它便被发往远在黑海的法国海军部队。开创了气象学发展史上先河的勒维利埃并不满足此，为长远计，他在接下来数年时间里，以国家名义将“气象图研制计划”推行至整个欧洲，包括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等59座国家和地区级天文台都纷纷加入计划，集权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勒维利埃实现了崇尚独立自由的科学家们所无法实现的科学奇迹：在众多国家参与之下，1863年，覆盖全欧洲的实时气象监测体系建立，每24小时更新一次的气象预测与通报机制开始实施，以德国汉堡为汇总中心，欧洲人开始养成每日接收天气预报的习惯。勒维利埃也因此成为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他的名字，与71位法国杰出科学家的名字一起，于1986年镌刻在了巴黎艾菲尔铁塔塔身之上。
　　一场争权夺势的地区利益之战、一场政治理念在学术界的激烈角逐，竟催生了一项科学工程的建立。今天的人们在打开报纸、电台、电视机时往往对天气预报投以不经意地一瞥，因为过于熟悉，早已淡漠了它对日常生活乃至国家行动的指导意义。但我们却无法忘记，口碑不佳的保皇党人勒维利埃为人类做出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