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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先生所著的《聊斋志异》中刻画了许多集万千美好于一身的绝代佳人，她们温柔多情、才貌俱佳、兰心蕙质、善解人意，令人心向往之;还有一类则是作者厌恶并在书中予以惩儆的，多为动辄河东狮吼使金刚低眉的悍妻妒妇。若以今日眼光看待之，其中包含许多合理之处。现以《江城》为例，叙述其在女性关照视角下的形象意义。通过解析“江城”这一形象的由来，我们发现江城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时代的推波助澜。
关键词：江城形象;女性意识
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人物画廊中，遍布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她们温柔多情、才貌双全、善解人意、蕙质兰心，她们是作者理想中的佳人，令人心向往之。但在《聊斋志异》众多女性形象中，还有一类则是作者厌恶并在书中予以惩治的，她们就是动辄河东狮吼使金刚低眉的悍妻妒妇。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学行至此时，我们却能于此类女子中找到合乎当今女性意识的行为，这些行为突破了时代的束缚，向如今的我们折射出女性意识的微光。
一、江城形象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积极主动把握命运
江城与高生本是青梅竹马，长大后却天各一方，两人偶然相见，江城立马掌握自己的命运，使高生痴迷于己。江城与高生的门第并不对等，在公婆眼中，江城不配嫁入高家为妇。“江城将自己打点出一副居然娟好的模样，征服了爱子心切的高家父母的心，顺利进入高家。”江城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下的女子，婚姻之事全凭他人做主，她主动出击，努力争取，想方设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江城并非顺从的贤妇，她是当时制度之下的叛逆者。这种积极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个体意识，让江城于那个时代脱颖而出。
嫁入高家后，她因打骂丈夫被公婆责备，她不知收敛，却横加顶撞，继而被婆家休弃。这时候的江城并没有韬光养晦，收敛凶芒，用温情挽回丈夫的心。后来回到高家，她不思悔改，竟主动出击，使出“擒贼先擒王”之计，直接将一把凶猛之火烧到了公婆的脚下——当着翁姑之面殴打丈夫，显示出极其强悍的生命力。与传统的恭顺而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贤妻不同，江城身上始终有一种积极主动向上的生命力。“她的暴虐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在一定程度上，江城的泼悍却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对压迫的畸形反抗。”她以一己之威将封建家长的威势，三从四德的法规，至高无上的夫权，统统踩在脚下，成为封建制度女性群体中直立的人。
（二）顛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制度
在早期的青铜器时代就已经萌生出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在黄帝部落时期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的宗法社会形成，夏商周三朝，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男性在婚姻中比之于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春秋时期，儒家的礼教又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男权至上的观念，经过数千年来封建卫道士的一再宣扬，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直至如今，依然有人持有这种观念。但江城对丈夫非但不顺从，而且动辄打骂。高家父母听说后，私下责怪儿子，不料被江城得知，大怒，更加严苛地对待高生。高生稍微反驳就会被驱赶出屋，高生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敢敲门，抱膝在屋檐下过夜。起初，高生长跪求饶便得解脱，之后这一招也不灵了，遭受的痛苦逐渐加深。在江城面前，高生只能任由其打骂，不敢反驳，丝毫不见男尊女卑在高生身上的体现。由此可见，江城对待丈夫并未遵循封建制度下的男权至上、以夫为天的规则，反而颠倒了与丈夫的“尊”“卑”顺序。江城无视封建道德礼法，无视男权社会的夫权至上、夫为妻纲的原则，无所顾忌地打破各种封建桎梏。
（三）在婚姻中要求彼此忠诚、男女平等
文中多次写到江城因为丈夫对婚姻的不忠而大动干戈。第一次，高生在与江城分居之时，觉得孤单寂寞，便偷偷给媒婆李妪塞钱，让她帮忙招妓。江城十分聪敏，通过丈夫的反常行为察觉到，又从李妪口中得知丈夫偷偷招妓，便冒充高生喜欢的“陶家妇”，去约定的地点见高生。高生毫无察觉，心生欢喜，挽着江城的手臂拉她坐下，诉说自己是怎样的如饥似渴……但他举起蜡烛一照发现竟是江城，可此时后悔晚矣，只能“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第二次是高生假装去参加文社，实际上却是去王子雅家宴饮，宴会中有一名妓与高生调情，哪知江城正扮成一个美少年坐在席间，盯着高生，看他如何与妓女调情，当然又被捉住了。其后“生从至家，伏受鞭扑。从此禁锢益严，吊庆皆绝”。
封建社会中，男性三妻四妾是常见的现象，并且不会受到任何谴责，而女性则要被迫与其他人分享丈夫，忍受丈夫的三心二意，却还被要求要表现出贤良淑德，否则便会被冠以妒妇的恶名被丈夫休掉。江城却没有默默忍受丈夫的不忠，反之，她以暴力的行为管束丈夫，严禁其出轨。马瑞芳评价说：“江城之‘妒’是占有欲的表现，也是刚强的妻子对二三其德的丈夫的有力报复。这‘妒’，几乎可以说是男女不平等婚姻中女性的自觉反抗。江城不合情理之‘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封建宗法制以毒攻毒。”
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女性的地位低下，任男性践踏。江城想要追求婚姻平等的行为，注定被封建社会所不容。她想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必须用极端的行为去反抗，才有希望摆脱男权社会的压制。江城对于丈夫不忠的每一次争斗，都是对压迫女性的封建礼教的反抗，是在维护她自己的权利，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意识反抗，是时代的微光。
二、江城形象的成因
江城其人，是有据可查的著名悍妇。明代《五杂俎》记载：“江氏姊妹五人，凶妒恶，人称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处，五虎闻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独处中堂，至旦贴然，不闻鬼魅。夫妒妇，鬼物犹畏之，而况于人乎？”
江城又是如何历经明清两代，成为蒲松龄书中的“江城”？
（一）明清之际，生产关系变革引起了社会意识的变化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工场大量涌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了社会意识的变化，表现在文化领域则是提倡个性解放，开始兴起异端思潮。此类异端思潮冲击了千百年未得一变的封建传统道德，明代思想家李贽公开蔑视礼教，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大加痛斥，提倡人类平等，主张婚姻自由。这对当时中国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的父权、夫权文化壁垒出现裂痕，女性的人本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的尊严与幸福。在这一时期，“悍妻妒妇”这一群体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二）清代女教的严苛引起反弹
清朝是女教集大成的时期，各种女戒、烈女传、女孝经、女论语及女训、女史、闺范女范诸书广为流传，此类书中确定了很多贤妇的行事标准。例如，当丈夫坐挟妓女或者置买婢妾，贤惠的妻子应该一味顺从，不能有异议，不得反抗，要默许丈夫的不忠，还要与这些妓女婢妾和谐相处。严苛的女教扼杀了无数女性的自由与尊严。物极必反，过满则溢。当事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反弹，毁灭一切的“悍妻妒妇”也就自然产生。
（三）理学与心学的时代拉锯战
明末文坛，程朱理学的地位下降，陆王心学兴起。陆王心学提倡人的主体意识，对人欲给予肯定，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悍妻妒妇形象的塑造是此类人物个性得到张扬的结果，在心学的影响下，她们的欲望被放大凸显出来，冲破了礼教的束缚。
清朝初年至康乾时期，理学复归，描摹人欲的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有所减少，塑造悍妻妒妇这一形象的目的，不再是提倡人的主体意识，而是为了惩恶扬善，警示世人。作品中作者或对悍妇施以惩戒，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悍妇重新改造成贤妇以达到维护理学正统思想的目的。
蒲松龄身处于两个时代交际处，经历过心学兴起个性膨胀的时代，也经历过理学复归贤妇归位的时代，也就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了个性张扬，最终被予以惩戒的江城这一形象。
（四）作者身边有悍妇
据考证，蒲松龄的生活中不乏悍妇的存在，他的好友王鹿瞻的妻子丁氏，便是出了名的悍妻。丁氏将王鹿瞻老父逐出家门，致使老人客死异乡，蒲松龄大为愤慨，作《与王鹿瞻》一书，责备他惧妻致使老父无依无靠客死异乡的行为。还以王鹿瞻为原型创造了杨万石这一形象，书中对于悍、妒之妇的愤慨，对杨万石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蒲松龄真实经历、真实情感的写照。蒲松龄另一位朋友王永印家里也有妒、悍妇。蒲松龄诗集中有一篇《妾薄命·赋赠王八垓》，便是感叹其妾在悍妻之下生存的艰难。
旁人之事或许还不足以痛彻心扉，放到自己身上绝对会耿耿于怀。蒲松龄家里也有一位“悍妇”大嫂，对婆母凶肆，闹得弟兄分居。这些情况都在他的《述刘氏行状》一文中有记载，对其行为，蒲松龄晚年依旧不能释怀。时代交际，身边悍妇，这些条件发生反应，江城自然就出现在了蒲松龄的笔下。
三、江城的时代突破
《聊斋志异》对“悍妇”这一群体深恶痛绝，作者在小说中对她们进行变形夸张的描绘，她们在蒲松龄的笔下成为“丑”和“恶”的化身，是众人厌恶的对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江城》中感叹，人生行善行恶，件件都有报应。而唯有夫妻之间的报应，就如同骨头上生了恶疽，会更加恶毒而残酷。往往见到天下贤惠的妻子不过十分之一，而刁蛮的悍妇要占十分之九，这也可以看出人世间真正行善的人太少了，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为什么不将盂中的甘露洒遍整个大千世界呢？作者将“悍妻妒妇”的存在，看作是人生的一大倒霉事，认为都是不积德行善的报应。作者在《聊斋志异·马介甫》中，更是探索了“悍妻妒妇”形成的理论原因，他认为丈夫因爱骄纵妻子，又渐漸产生恐惧，最后造成乾坤体统无存。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作者最后能想到的，也只是觉得唯有依靠神力，才能彻底根除和治愈“悍妻妒妇”这一群体。作者对于“悍妻妒妇”这一群体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其他女性形象描写得温柔备至，恨不能用世间最美好的笔墨形容，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对女性如此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免令人诧异，这除了时代的局限外，也应将作者本身的复杂性考虑进去。
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道：“蒲松龄身上有着哥特式的矛盾——一方面是位天才诗人，一方面是个法兰克福市的小市民;有着列夫托尔斯泰式的矛盾——一方面‘勿抗恶’……蒲松龄一方面愤世嫉俗，是那个时代的逆子贼臣，一方面循规蹈矩，为那个社会阐道翼教……他的双重人格像《牡丹亭》中‘春香闹学’的双方，他一方面是那个要挣脱枷锁、呼吸新鲜空气的春香，一方面是那个死抱住‘诗云’‘子曰’的陈最良。”作者囿于时代所限，无意识地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两面性：当封建制度是作者不认同之处，便会反映出斗争、反抗、反思的特质，而当触及作者所拥护的一面，作者又会跳出来维护男权与夫权。
尽管蒲松龄先生对于江城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将这些行为加上暴虐的色彩，也依旧抵挡不了江城作为“时代特质”而闪闪发光。因为江城的出现并不是凭空的，更像是时代借作者的笔，将江城这一形象推到了我们的面前——江城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所以今天的读者，能于蒲松龄先生的否定描写中找到值得肯定的地方。无论蒲先生甘愿与否，几百年之后，我们对于江城的评价势必与其不同。江城之所以能够挣脱作者本人的意识，散发出女性意识的光辉，是因为其独有的时代特质。时代之流不可逆，一个人的时间如何能与时间的长河相抗衡？时代的推波助澜，让江城在当下，不可阻挡地突破出来。
参考文献：
〔1〕蒲松龄. 聊斋志异.1：会校会注会评本[M]. 中华书局， 1962.
〔2〕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5.
〔3〕马瑞芳. 聊斋志异创作论[M].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4〕马瑞芳. 马瑞芳讲聊斋（图文本）[M]. 中华书局， 2005.
〔5〕朱珂. 虎虎生威惹人爱——《江城》人物形象分析[J]. 大观， 2016.
〔6〕张茜， 来静. 胭脂虎的美丽与悲哀——《江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J]. 青年文学家， 2011（17）：21.
〔7〕文美容. 《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8〕楚艳鸽.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妒妇悍妻形象的文化意蕴探析[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3.
〔9〕彭静. 理学与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悍妇形象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关键词：江城形象;女性意识
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人物画廊中，遍布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她们温柔多情、才貌双全、善解人意、蕙质兰心，她们是作者理想中的佳人，令人心向往之。但在《聊斋志异》众多女性形象中，还有一类则是作者厌恶并在书中予以惩治的，她们就是动辄河东狮吼使金刚低眉的悍妻妒妇。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学行至此时，我们却能于此类女子中找到合乎当今女性意识的行为，这些行为突破了时代的束缚，向如今的我们折射出女性意识的微光。
一、江城形象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积极主动把握命运
江城与高生本是青梅竹马，长大后却天各一方，两人偶然相见，江城立马掌握自己的命运，使高生痴迷于己。江城与高生的门第并不对等，在公婆眼中，江城不配嫁入高家为妇。“江城将自己打点出一副居然娟好的模样，征服了爱子心切的高家父母的心，顺利进入高家。”江城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下的女子，婚姻之事全凭他人做主，她主动出击，努力争取，想方设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江城并非顺从的贤妇，她是当时制度之下的叛逆者。这种积极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个体意识，让江城于那个时代脱颖而出。
嫁入高家后，她因打骂丈夫被公婆责备，她不知收敛，却横加顶撞，继而被婆家休弃。这时候的江城并没有韬光养晦，收敛凶芒，用温情挽回丈夫的心。后来回到高家，她不思悔改，竟主动出击，使出“擒贼先擒王”之计，直接将一把凶猛之火烧到了公婆的脚下——当着翁姑之面殴打丈夫，显示出极其强悍的生命力。与传统的恭顺而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贤妻不同，江城身上始终有一种积极主动向上的生命力。“她的暴虐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在一定程度上，江城的泼悍却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对压迫的畸形反抗。”她以一己之威将封建家长的威势，三从四德的法规，至高无上的夫权，统统踩在脚下，成为封建制度女性群体中直立的人。
（二）顛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制度
在早期的青铜器时代就已经萌生出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在黄帝部落时期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的宗法社会形成，夏商周三朝，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男性在婚姻中比之于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春秋时期，儒家的礼教又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男权至上的观念，经过数千年来封建卫道士的一再宣扬，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直至如今，依然有人持有这种观念。但江城对丈夫非但不顺从，而且动辄打骂。高家父母听说后，私下责怪儿子，不料被江城得知，大怒，更加严苛地对待高生。高生稍微反驳就会被驱赶出屋，高生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敢敲门，抱膝在屋檐下过夜。起初，高生长跪求饶便得解脱，之后这一招也不灵了，遭受的痛苦逐渐加深。在江城面前，高生只能任由其打骂，不敢反驳，丝毫不见男尊女卑在高生身上的体现。由此可见，江城对待丈夫并未遵循封建制度下的男权至上、以夫为天的规则，反而颠倒了与丈夫的“尊”“卑”顺序。江城无视封建道德礼法，无视男权社会的夫权至上、夫为妻纲的原则，无所顾忌地打破各种封建桎梏。
（三）在婚姻中要求彼此忠诚、男女平等
文中多次写到江城因为丈夫对婚姻的不忠而大动干戈。第一次，高生在与江城分居之时，觉得孤单寂寞，便偷偷给媒婆李妪塞钱，让她帮忙招妓。江城十分聪敏，通过丈夫的反常行为察觉到，又从李妪口中得知丈夫偷偷招妓，便冒充高生喜欢的“陶家妇”，去约定的地点见高生。高生毫无察觉，心生欢喜，挽着江城的手臂拉她坐下，诉说自己是怎样的如饥似渴……但他举起蜡烛一照发现竟是江城，可此时后悔晚矣，只能“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第二次是高生假装去参加文社，实际上却是去王子雅家宴饮，宴会中有一名妓与高生调情，哪知江城正扮成一个美少年坐在席间，盯着高生，看他如何与妓女调情，当然又被捉住了。其后“生从至家，伏受鞭扑。从此禁锢益严，吊庆皆绝”。
封建社会中，男性三妻四妾是常见的现象，并且不会受到任何谴责，而女性则要被迫与其他人分享丈夫，忍受丈夫的三心二意，却还被要求要表现出贤良淑德，否则便会被冠以妒妇的恶名被丈夫休掉。江城却没有默默忍受丈夫的不忠，反之，她以暴力的行为管束丈夫，严禁其出轨。马瑞芳评价说：“江城之‘妒’是占有欲的表现，也是刚强的妻子对二三其德的丈夫的有力报复。这‘妒’，几乎可以说是男女不平等婚姻中女性的自觉反抗。江城不合情理之‘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封建宗法制以毒攻毒。”
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女性的地位低下，任男性践踏。江城想要追求婚姻平等的行为，注定被封建社会所不容。她想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必须用极端的行为去反抗，才有希望摆脱男权社会的压制。江城对于丈夫不忠的每一次争斗，都是对压迫女性的封建礼教的反抗，是在维护她自己的权利，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意识反抗，是时代的微光。
二、江城形象的成因
江城其人，是有据可查的著名悍妇。明代《五杂俎》记载：“江氏姊妹五人，凶妒恶，人称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处，五虎闻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独处中堂，至旦贴然，不闻鬼魅。夫妒妇，鬼物犹畏之，而况于人乎？”
江城又是如何历经明清两代，成为蒲松龄书中的“江城”？
（一）明清之际，生产关系变革引起了社会意识的变化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工场大量涌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了社会意识的变化，表现在文化领域则是提倡个性解放，开始兴起异端思潮。此类异端思潮冲击了千百年未得一变的封建传统道德，明代思想家李贽公开蔑视礼教，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大加痛斥，提倡人类平等，主张婚姻自由。这对当时中国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的父权、夫权文化壁垒出现裂痕，女性的人本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的尊严与幸福。在这一时期，“悍妻妒妇”这一群体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二）清代女教的严苛引起反弹
清朝是女教集大成的时期，各种女戒、烈女传、女孝经、女论语及女训、女史、闺范女范诸书广为流传，此类书中确定了很多贤妇的行事标准。例如，当丈夫坐挟妓女或者置买婢妾，贤惠的妻子应该一味顺从，不能有异议，不得反抗，要默许丈夫的不忠，还要与这些妓女婢妾和谐相处。严苛的女教扼杀了无数女性的自由与尊严。物极必反，过满则溢。当事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反弹，毁灭一切的“悍妻妒妇”也就自然产生。
（三）理学与心学的时代拉锯战
明末文坛，程朱理学的地位下降，陆王心学兴起。陆王心学提倡人的主体意识，对人欲给予肯定，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悍妻妒妇形象的塑造是此类人物个性得到张扬的结果，在心学的影响下，她们的欲望被放大凸显出来，冲破了礼教的束缚。
清朝初年至康乾时期，理学复归，描摹人欲的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有所减少，塑造悍妻妒妇这一形象的目的，不再是提倡人的主体意识，而是为了惩恶扬善，警示世人。作品中作者或对悍妇施以惩戒，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悍妇重新改造成贤妇以达到维护理学正统思想的目的。
蒲松龄身处于两个时代交际处，经历过心学兴起个性膨胀的时代，也经历过理学复归贤妇归位的时代，也就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了个性张扬，最终被予以惩戒的江城这一形象。
（四）作者身边有悍妇
据考证，蒲松龄的生活中不乏悍妇的存在，他的好友王鹿瞻的妻子丁氏，便是出了名的悍妻。丁氏将王鹿瞻老父逐出家门，致使老人客死异乡，蒲松龄大为愤慨，作《与王鹿瞻》一书，责备他惧妻致使老父无依无靠客死异乡的行为。还以王鹿瞻为原型创造了杨万石这一形象，书中对于悍、妒之妇的愤慨，对杨万石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蒲松龄真实经历、真实情感的写照。蒲松龄另一位朋友王永印家里也有妒、悍妇。蒲松龄诗集中有一篇《妾薄命·赋赠王八垓》，便是感叹其妾在悍妻之下生存的艰难。
旁人之事或许还不足以痛彻心扉，放到自己身上绝对会耿耿于怀。蒲松龄家里也有一位“悍妇”大嫂，对婆母凶肆，闹得弟兄分居。这些情况都在他的《述刘氏行状》一文中有记载，对其行为，蒲松龄晚年依旧不能释怀。时代交际，身边悍妇，这些条件发生反应，江城自然就出现在了蒲松龄的笔下。
三、江城的时代突破
《聊斋志异》对“悍妇”这一群体深恶痛绝，作者在小说中对她们进行变形夸张的描绘，她们在蒲松龄的笔下成为“丑”和“恶”的化身，是众人厌恶的对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江城》中感叹，人生行善行恶，件件都有报应。而唯有夫妻之间的报应，就如同骨头上生了恶疽，会更加恶毒而残酷。往往见到天下贤惠的妻子不过十分之一，而刁蛮的悍妇要占十分之九，这也可以看出人世间真正行善的人太少了，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为什么不将盂中的甘露洒遍整个大千世界呢？作者将“悍妻妒妇”的存在，看作是人生的一大倒霉事，认为都是不积德行善的报应。作者在《聊斋志异·马介甫》中，更是探索了“悍妻妒妇”形成的理论原因，他认为丈夫因爱骄纵妻子，又渐漸产生恐惧，最后造成乾坤体统无存。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作者最后能想到的，也只是觉得唯有依靠神力，才能彻底根除和治愈“悍妻妒妇”这一群体。作者对于“悍妻妒妇”这一群体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其他女性形象描写得温柔备至，恨不能用世间最美好的笔墨形容，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对女性如此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免令人诧异，这除了时代的局限外，也应将作者本身的复杂性考虑进去。
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道：“蒲松龄身上有着哥特式的矛盾——一方面是位天才诗人，一方面是个法兰克福市的小市民;有着列夫托尔斯泰式的矛盾——一方面‘勿抗恶’……蒲松龄一方面愤世嫉俗，是那个时代的逆子贼臣，一方面循规蹈矩，为那个社会阐道翼教……他的双重人格像《牡丹亭》中‘春香闹学’的双方，他一方面是那个要挣脱枷锁、呼吸新鲜空气的春香，一方面是那个死抱住‘诗云’‘子曰’的陈最良。”作者囿于时代所限，无意识地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两面性：当封建制度是作者不认同之处，便会反映出斗争、反抗、反思的特质，而当触及作者所拥护的一面，作者又会跳出来维护男权与夫权。
尽管蒲松龄先生对于江城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将这些行为加上暴虐的色彩，也依旧抵挡不了江城作为“时代特质”而闪闪发光。因为江城的出现并不是凭空的，更像是时代借作者的笔，将江城这一形象推到了我们的面前——江城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所以今天的读者，能于蒲松龄先生的否定描写中找到值得肯定的地方。无论蒲先生甘愿与否，几百年之后，我们对于江城的评价势必与其不同。江城之所以能够挣脱作者本人的意识，散发出女性意识的光辉，是因为其独有的时代特质。时代之流不可逆，一个人的时间如何能与时间的长河相抗衡？时代的推波助澜，让江城在当下，不可阻挡地突破出来。
参考文献：
〔1〕蒲松龄. 聊斋志异.1：会校会注会评本[M]. 中华书局， 1962.
〔2〕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5.
〔3〕马瑞芳. 聊斋志异创作论[M].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4〕马瑞芳. 马瑞芳讲聊斋（图文本）[M]. 中华书局， 2005.
〔5〕朱珂. 虎虎生威惹人爱——《江城》人物形象分析[J]. 大观， 2016.
〔6〕张茜， 来静. 胭脂虎的美丽与悲哀——《江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J]. 青年文学家， 2011（17）：21.
〔7〕文美容. 《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8〕楚艳鸽.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妒妇悍妻形象的文化意蕴探析[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3.
〔9〕彭静. 理学与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悍妇形象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