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波特罗式肥胖
　　他的绘画给我带来强烈的惊讶和戏谑中的快意。我立即迷恋上了波特罗。没有谁的指向性像他那么夸张：对体积的浓厚兴趣。任性的波特罗，尊重自己偏执的爱好，无论女王、天使、水果还是动物，他赋予他们成熟到过盛的巨型。几十年，连续不断地，波特罗重复表现着圆滚滚的轮廓、球形的脸，充溢的脂肪把皮肤撑得红亮，膨胀得几近爆炸……由于肥胖，人物的五官被驱赶着集中到面部的中心地带。经过篡改的蒙娜丽莎，富足的腮肉使她失去原有的神秘感，代之以可爱的婴儿肥。身着紫红拖袍的教皇，中老年妇女般笨重，带着与身份不相称的顽皮……胖得似乎水面都托不住他的倒影了。甚至他的一只梨，都拥有纪念碑般不可忽略的庄严体积。这是典型的波特罗风格，他那么喜欢浑圆，像农夫热衷于待产母牛的腹部——在浑圆里酝酿着所有的丰收。
　　“不管在自然界或是艺术中，在具有同等价值的场合，我首先择其大者，巨大的动物，巨大的风景，巨大的男子，巨大的女人……”波特罗宣称，“爱呆在一个女巨人身旁……从容游遍她壮丽的肉体。”波特莱尔和波特罗同样是体积爱好者。
　　奇怪的是，这种肿涨并未带来视觉上的病态联想，难以负荷的体重反而使波特罗的作品具有一种难以言述的随幽默而来的轻快感。坠楼的女性因此获得了喜剧调性，把自己与濒死的危急区分开来。这种对悲剧母题的改写，还涉及到他对革命乃至宗教题材的处理。是的，人物形象可以脱节于他的命运。波特罗的儿童成长得那么迫切，冷淡表情和圆满体态，使他们不再是成人的雏形，而是一种发育后的完成时态，只不过按比例缩小尺寸。波特罗的成人有着婴孩的脸，而儿童，即使坐在父亲腿上，也冷静地抽着一支烟。波特罗的暴力带有游戏性质，从丛林中休憩的游击队员，到舞会上破门而入的屠杀。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每一个看我的作品的人，应该认出它是波特罗的。”波特罗宣称，“风格越明显，艺术家越疯狂。在那种意义上，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扭曲很重要。”
　　波特罗体现出极端的风格化。是的，极端的风格化，我的出发曾经以此为目标，却在过程中一再受限于能力和勇气，最后停缓了脚步。越来越多地，我在自己的文字里，发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投靠，一种取悦集体的趣味调整。箭如果有了途中的弯折，它就丧失了抵达的力量，不能深锲靶心。犹豫之所以可耻，因为它预示一面试探的白旗。
　　我们习惯于优雅，乃至优雅到病人般的虚弱……习惯意味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适应，而波特罗要以绝对的方式篡改我们对美自以为是的认识。当代绘画艺术因一个人的肥胖爱好增加了重量。无论怎样与世俗审美背道而驰，波特罗固执己见，最后展示了似乎是死路上的美学可能。这是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参照物，极端个人的风格化，使艺术家得以脱离日常法则，无法以“我们”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如同波特罗绘画中不符常态的人物形象。
　　波特罗鼓励了我。我愿自己像病毒一样，坚持复制自己的风格，为着一场隐约的摧毁。也许胜利只是想象中的成果，我很快会被公众尺度消灭，来不及呈现我的图案。我愿被牺牲之前自己始终坚持。我知道，谦虚是前进中的必要品德，但睥睨自雄，我把它理解为对艺术更大意义的忠诚。
　　
　　2、圣母和天秤
　　达利在自传中讲述，他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时具有强烈的对抗倾向。他不断而又系统地唱反调，蓄意使自己言行荒诞。绘画课要求按照一尊圣母雕像进行写生时，达利受到愚弄他人的情绪支配，着手精确地画了一台天秤。当教授前来检查作品，所有同学陷入惶惶不安的沉默，惟达利，用腼腆但大胆的声音宣称：“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天秤。”
　　无论服装、画风还是行为举止，达利追求惊世骇俗的表达效果。他之种种，带有夸饰倾向，读者普遍认为，达利的自传不过是为说明自己是天才做出的文字辅助，戏剧化的杜撰色彩很强，姑妄听之，不必事事当真地信赖。其实自传本来就是不作数的，写作者借这种文体，来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度——除了文采上的征服，更重要的是个人魅力的塑造。在似乎揭穿内幕似的坦诚态度里，写作者埋伏隐藏更深的用意……在自传里，人生诸种情节永远更靠近的是写作者的愿望，而不是真相。摆脱对自传的迷信，有助于我们缓解遭遇现实时受到的伤害。所以把圣母画成天秤的这段文字，往往被当作达利搞怪的一个佐证，不论是真的发生，还是假的回忆，它体现出了达利在特立独行中的自鸣得意。
　　但我看到隐含其中一个令人震动的暗喻。达利看到一台天秤。天秤，让人联想起公平、正义和对称的乳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精确地勾勒出圣母的容颜？！它超越众多塑像者的手工差异，呈现了圣母不可更改的本质。
　　我们习于向散文、传记一类的作品索要真实，乐于强调真实是其基础品格，是与小说、戏剧的体裁界限。但我常常怀疑，所谓真实的权威性。因为任何人不能绝对地复现生活，开始写作，就是开始间断性的回忆，且不说回忆本身难证真伪，仅仅让写作成为对生活的修复和填补，就必然需要借助假名为想象的虚构。即便怀有裸向自己的一腔诚勇，我也怀疑真实的唯一性——是不是只有公共的真实，而不存在那些以隐身状态蛰伏着的个人真实，诸如众人的圣母像与达利的天秤？
　　假设面对一个女性，如何才能最准确地将她概括？
　　
　　
　　以照相写实主义的素描，可以让我们一眼认出她的面孔；而一张生理挂图，却向我们披露了她秘而不宣的子宫……如果能够克服浪漫主义的羞赧和限制，我们必须承认，后者显然出自一种更深入的认识——它结束了花朵脆弱的发育期，直抵暗的、尖的、硬的核。小时候有人吓唬我，让我摸着果核，说这是魔鬼的喉节——现在想来，只有通过魔鬼的喉咙才能听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黑真理。一个看起来昭然若揭的谎言，可能裹挟着更大的真相——它挑剔靠近者，所以设置非凡的考验，以使得以目睹的人维持在极少数。众多享有天赋、向往革新的美院学生中，达利画下了惟一的秤……它要比真的像假的，似乎是一个虚构的产物。卡夫卡的注解再恰切不过：“虚构是浓缩，转化为本质。”
　　在神启的瞬间，一个人的突然发现，有可能直接开辟一条由肉身直达灵境的道路，省略掉哲学训练和宗教准备。通过观察、分析和推理得来的逻辑成果，未必就更确凿。
　　在现实主义难以前行之处，超现实主义代之以飞跃。达利忽略了圣母的面部线条以及细腻的阴影变化，在他的绘画哲学里体现了暗示性形象。魔幻现实主义看似的扭曲和失真，其实是从另一角度和方向上对“真”的触及——如果你相信“真”不是唯一、平扁的面，它有着无法一言以蔽之的立体结构。在匍匐大地的现实主义姿态之后，毛虫看到了阻断在前的河流，如何才能到达彼岸……如果它不破茧而出，展开魔幻的眼斑？
　　对海市蜃楼的写作兴趣，不纯粹是沉溺幻觉，它对我来说就是真相。即使，这真相来自天秤星座般遥远的地方。
　　3、盛名之耳
　　著名事件。凡高与高更争吵之后，在难以自控的躁狂与悲痛之中，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情妓……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耳朵似乎是可以割舍的，因为，绘画是寂静的艺术。这当然是一个特例，但它隐喻着美要索取的代价：一个艺术家会因他的艺术而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撕裂，如同梗因为果实的沉重断开。
　　艺术究竟怎样改观创作者的存在状态？修正、提升、还是促进？也许我们的估算太理想主义了。当画布上徐徐浮现一个美人，转移视线看看：画家的双手和外衣沾满狼狈的油彩。
　　头部包裹着纱布，纱布之下是浸血的伤口——割耳之后的凡高首先做的，是对镜自画。割耳是一幕象征场景，概括凡高一生带有自伤性质的悲剧。这个世界的确没有免费午餐，那么，你拿什么来为你的艺术买单呢？爱，劳动，健康，幸福……还不够，你要的东西越昂贵，越需要隆重的抵押。你选择平静而平庸，抑或非人而非凡——结果也许置换，非人的磨难过后你依然平庸，而由平静升至卓越的可能性几近为零。
　　
　　为了维护艺术的孤独与纯粹，什么东西我敢于付出？我嗅到自己的怯懦：那层因害怕而冒出的冷汗，正挥发着不清爽的体味。贫穷和疾病，把我吓破了胆，为此我是原谅自己的。我的愧色始于两年前，搬家时顺便整理旧作，我发现，岂止金钱和肉体上的代价，我连一点点可笑的名誉都舍不得付出。
　　长达10年的写作，我习惯在行文中回避我的恶。倡导美德当然没有错，但在慈爱和批判背后，我不自觉地把自己塑造为道德完美主义者。说是歌颂真善美的散文，莫如说是一篇化装在散文里的个人赞美诗。
　　小时候我乐于顶着正午毒日，提着开水壶一路浇下去，观察蚂蚁们密集的尸体浮动在浊水里。尘土溅起，弄脏了我的脚面，它们死去，我无动于衷……如果说有感觉，那是一种渐渐散播在心里的由衷快感；如果没有这种快感，难以支撑和解释这种不被鼓励的艰辛的义务劳动。或者，儿童最纯洁，因为连基本的善恶概念都未领会；或者，儿童最肮脏，他没有负疚，没有惭愧，他甚至连一点点道德上的成本都不舍得花。成年以后我突然获得一种宗教般的善良，倾向于把苍蝇赶到另外的餐桌，不挥动拍子，让它塌陷变形的身体在我眼前抽搐，而后被自己渗出的体液黏住。是的，我变得善良了，可不能证明往事中的我能变得善良……但我早年关于童年的回忆文章里，有一个天使般无染的水晶孩子。
　　虚拟写作里，我如此爱惜自己，超过具体的耳朵，包括抽象的体肤毛发……不让自己的形象有丝毫的损伤和污斑。为了不让停留于业余阶段的读者产生不应有的的道德猜忌，我不在文字中展现内心的黑暗与暴力。我写花朵、雨水和整个窃窃私语的春天，包括旧房子里面残疾的动物和失恋者受伤害的眼睛……我的手只用于抚触，愿万物在抚触之中轻微叹息，并放心睡眠。我建设一个不带刀的世界使自己免受威胁。
　　我在创作观念上晚熟，晚熟得人近中年，才懂得敬仰那些恶狠狠的写作者。他们宁愿拿声誉冒险，宁愿在无人阅读的孤独，或者为数甚少的读者对自己的人品猜疑中，驰骋于艺术的危险疆域——我以为，这种付出，近于凡高滴血的被割舍下来的耳朵，既出于大爱，又出于绝决。
　　4、质朴的水果篮
　　美术史上第一幅被收藏的静物油画，是16世纪绘画大师卡拉瓦乔绘制的《水果篮》。画册里，这幅画的普及说明如下：“……画中的静物结构明晰结实，光线单纯质朴，葡萄、苹果等水果刻画得逼真、传神，成为不朽的名作。”
　　何谓不朽？它的力量源自何处？一种活过又死去、然后在死中永生的东西才能构成不朽。一件从来就没有活过的东西谈不上这个词。所以，虽然不朽是对死的最大背叛，但对它的验证，必须从生着手。卡拉瓦乔之不朽，最大的秘密不在于画中神赐般质朴的光线，而在于证明了水果曾经膨胀、储存汁液、被无名的手采摘……他用破损来证明这一切。
　　苹果上的虫蚀，梨子上的暗斑，葡萄粒掉落后残余在蒂缘的零星果肉。画家在果篮中有意加进几片叶子，以使破损有更大的延展空间。脱水的软而卷的葡萄叶，边缘褴褛，中间镶着窟窿和黄枯的部分。篮子的柄把残留着草刺儿和被提握的痕迹。这是不朽的秘密配方——破损，烘托出果实的光亮与饱满，在时间不可摧毁的深处，散发香气。
　　假设抹除那些破损，我们只会目睹一个失真的丰收。我记得那是70年代，一个光润无瑕的芒果装在玻璃盒子里，被当作礼物送给爸爸。它和工艺美术大楼里那些桃子、葡萄之类的假果品一样，可以长久摆放，永不腐烂。完美的蜡制芒果，坚硬的表皮之下，没有果肉与核——因为它没有内部的甜美，时光才将它饶恕。这枚芒果不会带来真正的美味，它似是而是地躺在水晶棺材里：从来没有活过，一个生来的死者。
　　卡拉瓦乔向我们透露的观念，可以挪移到写作之中。我所接受的中学语文教育，给我债务般的遗产：热爱偶数词，骨肉均整的语法，清晰节奏，发情般高亢的抒情，有序的结构关系，积极倾向……不自觉地强调光洁度，我仔细打磨掉一个用错的词可能造成的意义倒刺。对完美主义的误解，使我制作着文字的蜡制水果，幻想它也有穿越果皮的芬芳。我以为标本的安静，胜于它曾经的体温和呼吸。一个由褒义形容词、对称法则和逻辑整理的世界，闪耀在明亮的光线之中，像一个色泽鲜艳的模型。
　　浪漫主义同样是禁区。为什么，我们要舍弃那些独特的破损？其实正是破损之处，把个体与集体区别。如同所有优点都雷同，善良、勇敢、诚实等等，如同光可鉴人的蜡果，是吝啬、是怯懦、自私和贪婪，是这些品德上的虫斑，成为个人与众不同的标记。写作必须有能力逼近破损的真相。
　　其实展示破损比表现光滑更具备技术难度。如同绘画中的破损，不是素描功底不良的破损，而是超越之上的一种技艺精湛的破损。必须挣脱传统提供的保护。比如放弃选材上的洁癖，保存叶子上的泥。比如打破承上启下的秩序逻辑，让篮子里的水果杂陈，而不是售卖店分门别类的摆搁。突兀地进入，像滚落一个桃子。任性地结束，比如对话题的突然脱水处理，在小说情境的进行中，穿插哲学命题的论证——让怀疑主义的虫子蛀洞而入。我所说的破损，不仅起到增强句子之间摩擦力的作用，包括其他，甚至越过修辞层面，指涉文本背后的操作者：作家本人，能否不再自塑道德完人的蜡像，转而暴露自身的破损？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疼感。我知道有些读者保留着美化女性的期待，概念中的、史诗中的、长得像天使的抽象女性把我们战胜。可破损让人生动。强迫自己直视镜子，面对痣、刀口和羞于启齿的欲望……我希望自己，有胆量以耻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