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老同学杨飞云叫我给学员示范画写生，特意赏我使用带天窗的画室。带天窗的画室，究竟不同，自上而下的光罩在画布上，仿佛就能画得好一点似的。画完了，同学们要我接着画，我应承了，不料接二连三画到去年秋天。画室租金，老同学不肯收的，交换条件是在这里办展览。我犹豫半晌，也只好应承了。现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画可以挂上墙给我自己看看，照规矩，先得谢谢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谢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画大致分成三类：一类延续我在纽约玩弄的老花样，摊几本画册，画写生；一类是人体或肖像，老实规矩，仍如初学时，导师就是我自己；再一类是带学生出外画农民，统称“下生活”，属于革命年代落下的病，近年重拾故技，我愿攀比的对象，仍是当年的我自己——这本画集的排版以作画年份为顺序，大约可以看出我的画由稀少而渐多，也看出我的手怎样由荒疏而稍许熟练。
　　为什么还在画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呢？一半出于谦卑，因我从未确信自己把握了绘画的法度；一半，说实话吧，其实是骄傲。“文革”期间，所有画家唯恐发表的创作不“革命”，现如今，又看见大家只怕手上的把戏不“当代”：真的革命画，真的当代艺术，我都佩服的，可是众人趋附的事，斜眼看去，我总不热心。如今，总算活到下笔画画不存意图的年岁了，回头想想，十几岁时初学油画的憨傻而专注，最是金不换。近年虽说画得少，却是了无挂碍，一笔笔退回初学时代的好心思，画画人像和静物，等于进了考前班——前些天，我瞧见中央美院周围停着几辆考前班的面包车，车身刷着大标语：“培养未来的大师”，我这独自开张的考前班，宗旨正相反：“回到过去，当个学习油画的初中生。”
　　回国定居，转眼10年了：写得太多，画得太少。荒在学院的6年固然一事无成，但我不想推说是无效的教学耽误画画；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读者，但我心里清楚，这类杂耍并不抵偿本业的荒疏，而我就此变成两个人，同时在做两件事：几乎每周，我被各种稿约引向陌生的话题；同时，偷得半日，立刻关起门来闷头画画，循规而蹈矩。我得承认，书写、言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当我在写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回看小小美术圈的开幕闭幕，就心想，什么事至于这等兴奋呢；可是在厕所里审看新书的校样时——全是字，陈丹青作品《白炽光下的女人体》。那么多字——忽然深感羞愧，想起以赛亚·柏林信奉的铭言：“不要有太多的热忱”。
　　人不免有外向或内敛的天性吧，写写画画，是在均衡这天性，抑或是一种我目前尚未了解的冲突？而绘画与写作的功效，比我想象的更有差异。前者是享乐的，自私的；后者似乎迎向公众，并被赋予暧昧的责任。在凌乱的写作或讲演中，我不愿，并很少谈及艺术，独自画画时，我却像个从未写作的人，一味自私，专心致志。我知道这些画不外是练习的游戏，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会画出新的“创作”，但我并不为此焦虑，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虑。当这些画挂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未度过这般歧异而分裂的10年。
　　两小时前，我还在黄昏的微光下描绘模特的脚趾。时间、精力与视力，被写作支离损耗了，我的抽屉寄存着好几副备用的花镜与散光镜。可疑的是，我常毫无诚意地反悔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会怎样呢？一群人对我说：写吧，等你的新书，另一群人恳求我，以至警告：快回到画室去！有时我会默然听取，仿佛做了错事；有时，充耳不闻。写作使我藐视画画：瞧那股匠气，那点可怜的好奇心与归属感；画画却一声不响提醒我，文字——至少，我的文字——被假想而夸张的影响，何其虚妄，惟凝结的颜料才是真实的，可触摸的。每天，媒体与稿约会寻过来，我申说繁忙，借以推脱，其实不过是躲在画室里抽烟。展览等于公布了我的隐私：诸位看见什么稀罕的把戏吗？没有。我只是在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