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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选举体制国家，大资本财团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这些大资本财团一手控制着媒体，一手操纵着政权，以逐利为唯一目标，掌握着超大的权力，使国家机器为跨国财团的私利服务。这是造成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正深陷一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方位的危机，这可能已经是中外学界的一个共识。
尚未达成一致的，在于这场危机究竟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体制本身，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全球化、伊斯兰问题、中国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显然，无论是哪类因素为主，西方民主体制究竟有没有涅槃重生之能力，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不是全球文明“历史的终结”，这才是今天西方政治理论研究之关键。
有一点是可以观察到的，即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目前的这场危机几乎席卷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从西方国家社会内部而言，这场危机是综合性的，混杂着金融、经济、就业、治安、教育、政治、选举、传媒等几乎所有方面。自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以来，整个西方都被卷入一场金融、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危机之中。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先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黑人抗议白人警察滥用暴力大示威、国会与白宫就预算问题爆发严重冲突、同性恋酒吧恐怖袭击、以及最近的公然枪杀警察事件。而欧洲更是被接踵而至的一场又一场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希腊危机、欧元危机、难民危机、“黑夜站立”运动、英国脱欧、当然还有经济增长几乎是零、公共债务日益沉重、失业率节节攀升……更遑论已经造成数以百计平民丧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了！
2016年7月，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被提名为该党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美國目前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带有排外色彩的特朗普异军突起，恰好反映了美国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面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堪比1929年，只是今天的美国已经是世界霸主，因而美元危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或更确切地说，被控制在随时可以将危机向外转移的范围内。但美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却愈演愈烈。美国产业空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制造业头号大国的称号已经让给了中国。目前美国精英阶层举国上下忧心忡忡的是美国是否将会丢失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因为这种担忧也已经蔓延到普通老百姓头脑之中，所以美国才会出现一个号称要“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生意人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荒诞现象。
欧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上台近五年，既没有能够解决失业问题，也未能使法国经济复苏。现在法国人对奥朗德已失去信心。但目前右翼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却很有可能是前任总统萨科齐！也就是说，五年前因为使法国选民极度失望的总统，与今天令法国人同样极度失望的总统，将再度面对面竞选总统大位。这让法国选民如何去选择呢？
新三权分立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西方民主体制实际上一直在演变之中。欧洲很多国家女性获得投票权也仅仅是战后的事。法国实行总统直接普选也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第五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民主体制真正出现不可弥补的缺口的时间，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伊始。由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开始变质，其分立之三权中的行政权开始遭到削弱，但相应对比的并非三权中的另外两大权力立法权与司法权得到加强，而是相对于政权的资本财团权力得到迅速加强。里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导致了主导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了上百年的政权本身遭到冲击，西方社会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本来，国家主导力量当然是政权。只有在政府领导的国家框架之内，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才能有序地进行。新自由主义通过削弱政府权力、削弱甚至废除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资本和财团的种种限制性的规则、规定、以及大规模给企业、特别是大财团减税，以为社会经济带来活力。尽管在当时对振兴美、英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实质上却由于一举削弱了政府本身，并取消了大量本来针对资本财团的种种限制，结果导致资本势力的急剧膨胀，催生出日益庞大的“国际金融帝国”和一系列“跨国财团公司”。
在西方历史上，在实现了政教分离之后，国家政权一直是独大的。正是为了对国家政权的超大权力进行限制，西方提出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到了今天，旧的三权分立结构早已被解构，而取代之以一种新型的三权分立：财团、媒体和政权的三权分立。
从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机构看，这三大权力构成了社会机器运作的三个马达。其中政权已被削弱至历史最低点。而媒体的作用则达到历史的最顶点。始终隐藏在幕后的财团一如既往地继续在暗中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和发展的方向，甚至通过其强大的游说集团、或直接安插在政权中的代理人，主导着国家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则可以看到，财团已经突破国界，形成更为庞大的跨国公司财团。TPP谈判可以说就是为了加强跨国公司财团对主权国家的权力的一个新的尝试。
财团之所以能够在民主体制中蚕食到如此大的权力，系拜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赐。美国时代华纳、默多克等六家大财团就是在这个时期将90%的美国媒体纳入囊中。法国几乎也是在同时期开始媒体的兼并。到今天为止，达索军工、LVMH奢侈品集团等七大财团将95%的法国媒体控制在手。另一方面，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日益侧重于选举。选举对于政治家、政党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过执政和政绩本身，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这使得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选举至上”的倾向。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只有通过竞选获胜，才能上台执政。而要在竞选中获胜，一是需要充足的金钱，二是需要媒体明中暗中的支持。而这恰恰是财团所拥有的。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西方民主体制国家在本世纪初，开始进入了一种以选举为中轴、以财团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蓝图。财团和媒体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财团—政权—媒体的新形式的三权分立。 西方权力核心——财团
应该强调的是，政权—财团—媒体的新形式的三权分立形态并非一个等边三角形，其中财团占据着核心力量。财团—政权—媒体的三权构成，才是法国乃至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真正“超稳定权力结构”。如果说在法国，政权确实代表着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话，这一权力对财团主导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却没有太大的制约能力;对财团控制下的媒体仅有着“有限制约”能力。相反，财团通过其手中掌握的两大法宝：金钱和媒体，却对政权有着强大的生死攸关的权力。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法国和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权是靠选举上台的，有着明确的“寿命年限”和一定的透明度，而财团却是永远世袭，而且永远是“黑箱作业”，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渗透其中，也没有任何外力能够真正制约财团的权力。大众传媒，包括报刊、影视、广告等多种形式，主要操控在财团手中。目前仅国际互联网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实际自由”。但这一自由也如巴尔扎克小说《驴皮记》中的“驴皮”一样，随着每一次自由被充分使用之后，便在遭到财团操纵的政权对之进行无情压缩，日益变得越来越小……
因此，分析和理解财团—政权—媒体的三方构成和相互关系和作用，是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体制的关键所在，也是认识西方目前为什么会深陷危机的关键所在。
奥朗德上台近5年，既没有解决失业问题，也未能使法国经济复苏，法国人对奥朗德已经失去信心。
财团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就是相对应于法国政府部门的领域，都有着对称的垄断大企业财团存在。也就是说，在政府表面上的治理之下，实际上在每个政府相应的领域，都存在着实际上统治着本行业的垄断企业在实际上进行着从政策的制定、执行到社会效应、反馈等整个过程的全盘控制。而其与政府机构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而垄断财团则是以其自身盈利的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被垄断企业所操控，而执行为垄断集团盈利、而非为民众利益服务的政策。以法国卫生部在2009年爆发甲流感时的对策为例。
财团：真正的“影子政府”
2009年全球爆发甲流感疫情。各国政府都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对付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下文还会提及）。法国当时的卫生部长罗什琳·巴舍洛于2009年7月疫情最为严重的关头，下令向三家医药公司订购了9400万支疫苗。法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但却订购了全球10%的疫苗。当时的依据是，专家认为，每人必须打两针疫苗才能起到预防作用。到了12月份，各国试验都表明，一针疫苗足以抑制病毒的流传。于是法国政府紧急取消了5000万支疫苗的订货，并为此支付了巨额违约款。最后法国仅574万人打了疫苗。多出来的3800万支疫苗卖给卡塔尔30万支，赠送给世界卫生组织1600万支，送给法国驻各国大使馆为生活在国外的法国侨民注射200万支，剩下的1900多万支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到期，不得不一一被销毁。没有使用的疫苗共浪费了法国国库4亿欧元！如果再加上购买治疗甲流感的药物“达菲”和10亿只口罩，以及为鼓动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去打疫苗而花费的宣传费，建立打疫苗的网点、支持打疫苗的医生的费用……法国政府共支出15亿欧元来应对这场最终仅造成300人死亡的甲流感（作為比较，法国每年死于普遍流感的人数为6000人）。显然，法国政府犯下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即政府）犯下的一个过错。然而实际上这是制药业财团在暗中操控的一场为其自身牟取暴利的成功“战役”。政治家当部长，一般而言并非因为其专业知识，而是其政治领导能力。巴舍洛虽然是医药博士，但她不可能对所有流行病症都了解，特别是甲流感这种较为罕见的流行病。事实上巴舍洛对甲流感确实一窍不通，只能依靠身边的专家来做决策。问题是，据法国《巴黎人报》披露，在巴舍洛任命的卫生部17名为其决策提供具有决定性参考意见的专家中，仅两人与大制药公司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专家都与一家甚至数家大制药公司存在着金钱关系。如其中一名专家莤尔维·冯·戴尔·韦尔夫是“巴斯德研究所”某流行病研究室主任，正是她在各大媒体上表示，“所有人都应该种疫苗以预防甲流感”。在丑闻被披露出来后，她承认她当时确实在为GSK制药公司研制疫苗。而政府恰恰从GSK公司订购了3200万支疫苗。另外两位顾问则“碰巧”在生产治疗甲流感药物“达菲”的“罗什制药公司”服务……由他们来为卫生部长出谋划策，很难说服公众，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政策取向不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正是在他们的“献策献计”的影响下，巴舍洛做出了极为出格的决策。事实上一般疫情发生，注射疫苗是一个好方法。但只要全体民众的30%至50%的人口免疫后就能防止大规模的流行病发生。但法国卫生部不仅按全体人口数量订购疫苗，而且还多订购了一批以弥补药品过期而导致的数量减少;并且是按每人两针（事实证明一针即足矣）的量买的。谁是得利者？当然是大制药公司！
巴舍洛在离开政坛后说了很多有关政权的真话、实话。其中有一句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她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谁真正掌控着权力，谁是那些隐匿在幕后的顾问，他们才是关键人物，你可能在政权机器里泡上几年都不知道到底谁有真正的决策权……”
事实上，《巴黎人报》报道认为，法国政府内有关卫生和流行病问题的专家与各大制药公司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迹象表明，通过行业联合会组成了制药领域的行业垄断机构的制药公司就像石油、军工等公司一样，在西方社会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并且通过支付高薪专家，渗入政权内部，左右一国政府的卫生政策走向。法国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在法国合法上市的药品。记者发现，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曾经是各大制药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接受着制药公司的各种高额津贴和补助。在他们的把持下，法国政府的医药政策很难不受制药公司的影响。事实上，造成多达500至2000人死亡、3500人入院治疗的减肥药Mediator就是在这些“专家”们的力挺下，顺利通过行官方的种种审查而上市，在论证不足的情况下，造成诸多医疗事故。但制造这一药品的施维雅公司却挣得盆满钵满！法国著名医生、议员贝尔纳·德布雷在接受BFM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大制药公司一方面收买了批准该药上市的国家机构“法国健康药品安全所”，另一方面收买医生（即给医生回扣、或发放职业证书等好处），让医生向病人推销这种药。医生与制药公司私下签约为其有偿推销药物……这充分证明，制药公司通过收买手段，将法国主要医药领域的专家都纳入其利益轨道，事实上已经架空了法国政府卫生部的实际行政权力。 同样的现象，几乎存在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领域，特别是军工、能源、大众传媒等对国家和社会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关键领域。
人们可能会问，政权为何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手段，甚至以立法的手段，来强迫财团就范呢？比如在甲流感事件上，政府为何不能追究涉嫌夸大疫情的专家、查处与制药公司有经济利益往来的顾问、处罚通过非法手段使政府过量订购疫苗的制药公司……事实上，这在法国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政权对财团的依赖远大于财团对政权的需求。两大权力的角力一直存在，但力量的天平也一直在朝着财团方面倾斜。特别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法国政权的权力在面对财团时步步后退，今天可以说已经处于全面失守的前夜。用社会学家、记者艾尔韦·冈普夫的话来说，法国已经从一个民主国家蜕变成一个“寡头财团”控制的国家，处于“独裁与民主之间”。他的意思很明白：寡头财团已经从实质上控制了法国国家大权。
2016年6月6日，法国巴黎，巴黎警方将滞留在巴黎第十八区的数千难民强制撤离至临时避难所。
迈向“寡头民主”
财团之所以占据着核心力量，首先源于今天西方的财团都已经成为实力极其雄厚的跨国公司，其资产甚至利润都能够超过世界上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国家预算。如法国欧莱雅化妆品公司营业额都是数以百亿欧元计，年利润收入超过30亿欧元。法国前百家大财团的老板2014年度收入总额竟高达2570亿欧元的骇人数额。这些财团往往都会相互参股、相互联姻，且不受国籍、国界的限制，因而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庞然大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发现，这些财团已经大到无法倒闭的程度，因为一个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要是出问题的话，那将导致全球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被牵连进去。于是，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这些大财团。
这些跨国财团另一个特征，就是世袭、不透明、而且很少受到外部的监督、监控。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媒体主要掌握在财团手中，因此媒体可以对政府进行监控，但对财团本身却不敢进行任何“舆论监督”。可以试想一下，达索军工集团控制着的《费加罗报》有可能揭露达索公司在海外的武器交易吗？
今年3月份在法语文化节活动上，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诺·维维昂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中公开表示，“法国95%以上的媒体被控制在7个人手中，7个大老板。因此，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谁将当选，就由这7个人来决定。”
维维昂作为一个左翼记者，也许对法国现实的描述存在着一定的“偏激”;但在法国谁也不会质疑他上述“7个大老板控制着95%以上法国大众传媒”的说法。因为这是事实。
控制着媒体，就等于控制着选举。据说这是基辛格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而控制了你的思想，也就主导了你手中的选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选举体制大致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特征：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有金钱的支持，这就需要财团的支持。与此同时，要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政党也就需要媒体的支持。媒体自身同样需要金钱中的支撑。于是又回到財团的支持。在财团和财团主导的媒体支持下，政治家才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他的执政方向就可想而知。更何况，上台之后往往注重的就是如何才能连任。这又重新掉进选举的陷阱之中……
由此可见，在西方选举体制国家，大资本财团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这些大资本财团一手控制着媒体，一手操纵着政权，以逐利为唯一目标，掌握着超大的权力，使国家机器为跨国财团的私利服务。这是造成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
比如难民问题。大财团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廉价的劳动力，是欧洲国家政府无法对难民和移民政策做出决断的主要原因。又比如法国最近形成重大社会动荡的《新劳工法》问题。尽管遭到几乎所有薪水阶层的强烈反对，但因大财团需要对劳工拥有更大的权力，包括解雇、降薪、增加工时等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在背后支持政府强行通过相关法律，即便因此而造成社会动荡也在所不惜……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新资本论》中提出，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日趋严重。资本正在战胜劳动力。他没有指出的是，资本不仅仅战胜了劳动力，而且资本从来没有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使国家正在竭尽全力为资本服务。这是西方民主体制至目前为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新的三大权力继续向财团倾斜的话，民主体制将彻底走向“寡头民主”……
西方发达国家正深陷一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方位的危机，这可能已经是中外学界的一个共识。
尚未达成一致的，在于这场危机究竟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体制本身，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全球化、伊斯兰问题、中国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显然，无论是哪类因素为主，西方民主体制究竟有没有涅槃重生之能力，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不是全球文明“历史的终结”，这才是今天西方政治理论研究之关键。
有一点是可以观察到的，即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目前的这场危机几乎席卷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从西方国家社会内部而言，这场危机是综合性的，混杂着金融、经济、就业、治安、教育、政治、选举、传媒等几乎所有方面。自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以来，整个西方都被卷入一场金融、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危机之中。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先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黑人抗议白人警察滥用暴力大示威、国会与白宫就预算问题爆发严重冲突、同性恋酒吧恐怖袭击、以及最近的公然枪杀警察事件。而欧洲更是被接踵而至的一场又一场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希腊危机、欧元危机、难民危机、“黑夜站立”运动、英国脱欧、当然还有经济增长几乎是零、公共债务日益沉重、失业率节节攀升……更遑论已经造成数以百计平民丧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了！
美國目前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带有排外色彩的特朗普异军突起，恰好反映了美国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面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堪比1929年，只是今天的美国已经是世界霸主，因而美元危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或更确切地说，被控制在随时可以将危机向外转移的范围内。但美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却愈演愈烈。美国产业空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制造业头号大国的称号已经让给了中国。目前美国精英阶层举国上下忧心忡忡的是美国是否将会丢失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因为这种担忧也已经蔓延到普通老百姓头脑之中，所以美国才会出现一个号称要“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生意人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荒诞现象。
欧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上台近五年，既没有能够解决失业问题，也未能使法国经济复苏。现在法国人对奥朗德已失去信心。但目前右翼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却很有可能是前任总统萨科齐！也就是说，五年前因为使法国选民极度失望的总统，与今天令法国人同样极度失望的总统，将再度面对面竞选总统大位。这让法国选民如何去选择呢？
新三权分立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西方民主体制实际上一直在演变之中。欧洲很多国家女性获得投票权也仅仅是战后的事。法国实行总统直接普选也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第五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民主体制真正出现不可弥补的缺口的时间，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伊始。由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开始变质，其分立之三权中的行政权开始遭到削弱，但相应对比的并非三权中的另外两大权力立法权与司法权得到加强，而是相对于政权的资本财团权力得到迅速加强。里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导致了主导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了上百年的政权本身遭到冲击，西方社会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本来，国家主导力量当然是政权。只有在政府领导的国家框架之内，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才能有序地进行。新自由主义通过削弱政府权力、削弱甚至废除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资本和财团的种种限制性的规则、规定、以及大规模给企业、特别是大财团减税，以为社会经济带来活力。尽管在当时对振兴美、英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实质上却由于一举削弱了政府本身，并取消了大量本来针对资本财团的种种限制，结果导致资本势力的急剧膨胀，催生出日益庞大的“国际金融帝国”和一系列“跨国财团公司”。
在西方历史上，在实现了政教分离之后，国家政权一直是独大的。正是为了对国家政权的超大权力进行限制，西方提出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到了今天，旧的三权分立结构早已被解构，而取代之以一种新型的三权分立：财团、媒体和政权的三权分立。
从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机构看，这三大权力构成了社会机器运作的三个马达。其中政权已被削弱至历史最低点。而媒体的作用则达到历史的最顶点。始终隐藏在幕后的财团一如既往地继续在暗中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和发展的方向，甚至通过其强大的游说集团、或直接安插在政权中的代理人，主导着国家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则可以看到，财团已经突破国界，形成更为庞大的跨国公司财团。TPP谈判可以说就是为了加强跨国公司财团对主权国家的权力的一个新的尝试。
财团之所以能够在民主体制中蚕食到如此大的权力，系拜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赐。美国时代华纳、默多克等六家大财团就是在这个时期将90%的美国媒体纳入囊中。法国几乎也是在同时期开始媒体的兼并。到今天为止，达索军工、LVMH奢侈品集团等七大财团将95%的法国媒体控制在手。另一方面，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日益侧重于选举。选举对于政治家、政党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过执政和政绩本身，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这使得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选举至上”的倾向。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只有通过竞选获胜，才能上台执政。而要在竞选中获胜，一是需要充足的金钱，二是需要媒体明中暗中的支持。而这恰恰是财团所拥有的。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西方民主体制国家在本世纪初，开始进入了一种以选举为中轴、以财团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蓝图。财团和媒体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财团—政权—媒体的新形式的三权分立。 西方权力核心——财团
应该强调的是，政权—财团—媒体的新形式的三权分立形态并非一个等边三角形，其中财团占据着核心力量。财团—政权—媒体的三权构成，才是法国乃至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真正“超稳定权力结构”。如果说在法国，政权确实代表着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话，这一权力对财团主导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却没有太大的制约能力;对财团控制下的媒体仅有着“有限制约”能力。相反，财团通过其手中掌握的两大法宝：金钱和媒体，却对政权有着强大的生死攸关的权力。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法国和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权是靠选举上台的，有着明确的“寿命年限”和一定的透明度，而财团却是永远世袭，而且永远是“黑箱作业”，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渗透其中，也没有任何外力能够真正制约财团的权力。大众传媒，包括报刊、影视、广告等多种形式，主要操控在财团手中。目前仅国际互联网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实际自由”。但这一自由也如巴尔扎克小说《驴皮记》中的“驴皮”一样，随着每一次自由被充分使用之后，便在遭到财团操纵的政权对之进行无情压缩，日益变得越来越小……
因此，分析和理解财团—政权—媒体的三方构成和相互关系和作用，是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体制的关键所在，也是认识西方目前为什么会深陷危机的关键所在。
财团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就是相对应于法国政府部门的领域，都有着对称的垄断大企业财团存在。也就是说，在政府表面上的治理之下，实际上在每个政府相应的领域，都存在着实际上统治着本行业的垄断企业在实际上进行着从政策的制定、执行到社会效应、反馈等整个过程的全盘控制。而其与政府机构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而垄断财团则是以其自身盈利的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被垄断企业所操控，而执行为垄断集团盈利、而非为民众利益服务的政策。以法国卫生部在2009年爆发甲流感时的对策为例。
财团：真正的“影子政府”
2009年全球爆发甲流感疫情。各国政府都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对付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下文还会提及）。法国当时的卫生部长罗什琳·巴舍洛于2009年7月疫情最为严重的关头，下令向三家医药公司订购了9400万支疫苗。法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但却订购了全球10%的疫苗。当时的依据是，专家认为，每人必须打两针疫苗才能起到预防作用。到了12月份，各国试验都表明，一针疫苗足以抑制病毒的流传。于是法国政府紧急取消了5000万支疫苗的订货，并为此支付了巨额违约款。最后法国仅574万人打了疫苗。多出来的3800万支疫苗卖给卡塔尔30万支，赠送给世界卫生组织1600万支，送给法国驻各国大使馆为生活在国外的法国侨民注射200万支，剩下的1900多万支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到期，不得不一一被销毁。没有使用的疫苗共浪费了法国国库4亿欧元！如果再加上购买治疗甲流感的药物“达菲”和10亿只口罩，以及为鼓动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去打疫苗而花费的宣传费，建立打疫苗的网点、支持打疫苗的医生的费用……法国政府共支出15亿欧元来应对这场最终仅造成300人死亡的甲流感（作為比较，法国每年死于普遍流感的人数为6000人）。显然，法国政府犯下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即政府）犯下的一个过错。然而实际上这是制药业财团在暗中操控的一场为其自身牟取暴利的成功“战役”。政治家当部长，一般而言并非因为其专业知识，而是其政治领导能力。巴舍洛虽然是医药博士，但她不可能对所有流行病症都了解，特别是甲流感这种较为罕见的流行病。事实上巴舍洛对甲流感确实一窍不通，只能依靠身边的专家来做决策。问题是，据法国《巴黎人报》披露，在巴舍洛任命的卫生部17名为其决策提供具有决定性参考意见的专家中，仅两人与大制药公司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专家都与一家甚至数家大制药公司存在着金钱关系。如其中一名专家莤尔维·冯·戴尔·韦尔夫是“巴斯德研究所”某流行病研究室主任，正是她在各大媒体上表示，“所有人都应该种疫苗以预防甲流感”。在丑闻被披露出来后，她承认她当时确实在为GSK制药公司研制疫苗。而政府恰恰从GSK公司订购了3200万支疫苗。另外两位顾问则“碰巧”在生产治疗甲流感药物“达菲”的“罗什制药公司”服务……由他们来为卫生部长出谋划策，很难说服公众，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政策取向不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正是在他们的“献策献计”的影响下，巴舍洛做出了极为出格的决策。事实上一般疫情发生，注射疫苗是一个好方法。但只要全体民众的30%至50%的人口免疫后就能防止大规模的流行病发生。但法国卫生部不仅按全体人口数量订购疫苗，而且还多订购了一批以弥补药品过期而导致的数量减少;并且是按每人两针（事实证明一针即足矣）的量买的。谁是得利者？当然是大制药公司！
巴舍洛在离开政坛后说了很多有关政权的真话、实话。其中有一句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她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谁真正掌控着权力，谁是那些隐匿在幕后的顾问，他们才是关键人物，你可能在政权机器里泡上几年都不知道到底谁有真正的决策权……”
事实上，《巴黎人报》报道认为，法国政府内有关卫生和流行病问题的专家与各大制药公司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迹象表明，通过行业联合会组成了制药领域的行业垄断机构的制药公司就像石油、军工等公司一样，在西方社会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并且通过支付高薪专家，渗入政权内部，左右一国政府的卫生政策走向。法国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在法国合法上市的药品。记者发现，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曾经是各大制药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接受着制药公司的各种高额津贴和补助。在他们的把持下，法国政府的医药政策很难不受制药公司的影响。事实上，造成多达500至2000人死亡、3500人入院治疗的减肥药Mediator就是在这些“专家”们的力挺下，顺利通过行官方的种种审查而上市，在论证不足的情况下，造成诸多医疗事故。但制造这一药品的施维雅公司却挣得盆满钵满！法国著名医生、议员贝尔纳·德布雷在接受BFM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大制药公司一方面收买了批准该药上市的国家机构“法国健康药品安全所”，另一方面收买医生（即给医生回扣、或发放职业证书等好处），让医生向病人推销这种药。医生与制药公司私下签约为其有偿推销药物……这充分证明，制药公司通过收买手段，将法国主要医药领域的专家都纳入其利益轨道，事实上已经架空了法国政府卫生部的实际行政权力。 同样的现象，几乎存在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领域，特别是军工、能源、大众传媒等对国家和社会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关键领域。
人们可能会问，政权为何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手段，甚至以立法的手段，来强迫财团就范呢？比如在甲流感事件上，政府为何不能追究涉嫌夸大疫情的专家、查处与制药公司有经济利益往来的顾问、处罚通过非法手段使政府过量订购疫苗的制药公司……事实上，这在法国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政权对财团的依赖远大于财团对政权的需求。两大权力的角力一直存在，但力量的天平也一直在朝着财团方面倾斜。特别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法国政权的权力在面对财团时步步后退，今天可以说已经处于全面失守的前夜。用社会学家、记者艾尔韦·冈普夫的话来说，法国已经从一个民主国家蜕变成一个“寡头财团”控制的国家，处于“独裁与民主之间”。他的意思很明白：寡头财团已经从实质上控制了法国国家大权。
迈向“寡头民主”
财团之所以占据着核心力量，首先源于今天西方的财团都已经成为实力极其雄厚的跨国公司，其资产甚至利润都能够超过世界上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国家预算。如法国欧莱雅化妆品公司营业额都是数以百亿欧元计，年利润收入超过30亿欧元。法国前百家大财团的老板2014年度收入总额竟高达2570亿欧元的骇人数额。这些财团往往都会相互参股、相互联姻，且不受国籍、国界的限制，因而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庞然大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发现，这些财团已经大到无法倒闭的程度，因为一个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要是出问题的话，那将导致全球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被牵连进去。于是，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这些大财团。
这些跨国财团另一个特征，就是世袭、不透明、而且很少受到外部的监督、监控。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媒体主要掌握在财团手中，因此媒体可以对政府进行监控，但对财团本身却不敢进行任何“舆论监督”。可以试想一下，达索军工集团控制着的《费加罗报》有可能揭露达索公司在海外的武器交易吗？
今年3月份在法语文化节活动上，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诺·维维昂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中公开表示，“法国95%以上的媒体被控制在7个人手中，7个大老板。因此，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谁将当选，就由这7个人来决定。”
维维昂作为一个左翼记者，也许对法国现实的描述存在着一定的“偏激”;但在法国谁也不会质疑他上述“7个大老板控制着95%以上法国大众传媒”的说法。因为这是事实。
控制着媒体，就等于控制着选举。据说这是基辛格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而控制了你的思想，也就主导了你手中的选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选举体制大致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特征：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有金钱的支持，这就需要财团的支持。与此同时，要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政党也就需要媒体的支持。媒体自身同样需要金钱中的支撑。于是又回到財团的支持。在财团和财团主导的媒体支持下，政治家才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他的执政方向就可想而知。更何况，上台之后往往注重的就是如何才能连任。这又重新掉进选举的陷阱之中……
由此可见，在西方选举体制国家，大资本财团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这些大资本财团一手控制着媒体，一手操纵着政权，以逐利为唯一目标，掌握着超大的权力，使国家机器为跨国财团的私利服务。这是造成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
比如难民问题。大财团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廉价的劳动力，是欧洲国家政府无法对难民和移民政策做出决断的主要原因。又比如法国最近形成重大社会动荡的《新劳工法》问题。尽管遭到几乎所有薪水阶层的强烈反对，但因大财团需要对劳工拥有更大的权力，包括解雇、降薪、增加工时等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在背后支持政府强行通过相关法律，即便因此而造成社会动荡也在所不惜……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新资本论》中提出，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日趋严重。资本正在战胜劳动力。他没有指出的是，资本不仅仅战胜了劳动力，而且资本从来没有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使国家正在竭尽全力为资本服务。这是西方民主体制至目前为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新的三大权力继续向财团倾斜的话，民主体制将彻底走向“寡头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