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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娃”“内卷”“占坑”……连日来，这些因教育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突然间迎来了一个超级重磅杀手锏——“双减”。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双减”政策一出，教培机构、学生和家长，均有较大的影响。通过采访，《环球人物》记者不仅看到他们的各种各样或不同程度的转变，还看到未来教育的新希望，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一些影响和冲击在所难免，但绝大多数是乐观、充满希望的。
“鸡娃”是怎么养成的？
杨女士的儿子在北京“海淀六小强”中的一个实验班读书，暑期结束后开始上高三。所谓“海淀六小强”，是北京市海淀区生源质量和升学率最高的六所中学的统称，即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当“双减”出台后，杨女士深深叹了一口气，自己被迫“鸡娃”这么多年，终于在儿子的高中最后一年看到了一些曙光。
“‘双减’的初衷，是将学生和家长从过度的焦虑和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中解放出来。”杨女士说，她非常理解国家政策的出台，因为这么多年过去，她就是带着儿子这样流连辗转于各种培训机构，一路“鸡娃”过来的。现在总结一下，无非是将一堆钱砸在了半途而废的兴趣班上，即便是花在“刀刃”上的钱，也是为了提高某个科目的那几分而已。“你很难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考了几分，就证明他强不少，但这确实能左右排名，决定将来上哪个学校。”
“我从儿子的实际经历中总结，从小学到高中，上课外班的数量和时间是呈倒金字塔形的，小学时最多，越到后面越少。到了高中，基本上时间和精力已经不允许孩子上这些辅导班了。”杨女士说，之所以小学最多，是因为家长们认为在兴趣培养阶段需要“广播种”，“你不知道孩子能在哪片土上开出花，虽然撒了种子也可能没有收获，但如果不撒种子肯定没收获”。杨女士的儿子从小就开始在海淀黄庄上学，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着那熟悉的五个字“海淀六小强”，为了挤破头进去，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给孩子打鸡血。“那种氛围，你根本躲不开。”
“鸡娃”之旅异常艰辛，杨女士几乎带儿子试遍了能参加的所有辅导班。十多年前，每年光这一项的投入就要10多万元。“乐器类的小提琴，科技类的机器人，体育类的擊剑、篮球……凡是看他有些感兴趣，就带他尝试”，只要是能够在“小升初”的过程中加分的兴趣班，都被学生和家长“挤爆”。
不过在杨女士儿子那里，在“小升初”过程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奥数。“我那时并没有听进大家对于奥数的各种质疑，认为奥数的存在非常合理。”杨女士说，她甚至相信了一些人的说法，还给自己洗脑，认为奥数应该改名为“智力开发”，是学生智商的最佳体现。其实她让儿子学习奥数，只有一个原因，这是“小升初”时选拔的关键。
即便没有杨女士做得这样极致，其他海淀孩子也不能幸免于“鸡娃”的潮流。现在海淀区某重点中学上高二的薛华（化名）说，他一直感觉海淀区竞争的激烈程度要比其他区县高出很多。
薛华的小学并不是名校，低年级时，他已经看到起步早、愿意学的同学“先下手为强”，在参加各种补习班后成绩突出，“他们成绩特别好，而没有参加补习班的同学成绩被远远甩在后面”。薛华的爸妈坐不住了，为了让他上一个好中学，终于在小学五年级时开始“鸡”他。“他们说我的学校水平一般，没法保证我上好中学，还是要在校外想办法，好好冲一冲！”
薛华开始全面进击。“补课就是超前学习，语文、数学、英语三门都补。我的所有周末从此牺牲掉了，和在学校一样，7：40之前就要到校，周六全天补习，每节课大约上一个半小时，课后留一小套测试卷。周日我会再花一些时间复习、写作业。”他对记者说，自己那时候倒没觉得太累，“每天做作业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晚上9：30可以睡觉”。不过对于小学生，这个强度也让很多人吃惊。他在补习之后成绩确实明显提升了，“小学毕业前我的语、数、外成绩基本上都稳定在98分以上”。
这还不是“鸡娃”的全部和终点。杨女士为了让“小升初”的儿子更突出，开始惊心动魄的抢“占坑班”。一些好的公办中学开设培训班，需要先经过考试选拔，才能进入，这叫“占坑”;到培训班后，还要经过多次考试，排定名次，再根据名次录取小学生，这叫“排位”。“占坑班”里都是经过家长“鸡娃”的千锤百炼后，最成功的小精英，有些能拼的甚至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补习“占坑”了。薛华回忆，以他当时的水平，看到“占坑班”就望而却步了，“我起步稍微晚一些嘛，‘占坑班’的淘汰率也挺高的，就放弃了这个途径。”
放弃“占坑班”的薛华走了另一条路，瞄准公办学校寄宿招生。但是他依然没有避免被“鸡娃”，由于寄宿招生要看学生简历，所以他“堆”了很多平时的优异成绩和所获奖项到简历上，而最后的录取还需要面试。“我所在机构是有针对性培训的，到了六年级，大家明确了意向初中之后就分班了。我想考的初中需要面试，老师就会在课程中安排模拟面试，对你的仪态、表达做一些指导;有的同学想考的初中主要看笔试，那他们就不停地刷题。”
上了初中，薛华继续被“鸡娃”。他进入了重点中学的实验班，每天7：40之前到校，晚上10：30以后才能睡觉，即便如此，还在初二开始到校外参加语文、物理补习班。“其实，我的初中实力很强，学校教的已经足够应付中考，补习更多是要锦上添花”，薛华说，锦上添花在这里和“内卷”是同义词，他们中最“卷”的是人大附中，因为“那里基本上每周末课程排满，晚上也有课。有一次初中模考，全海淀上500分的学生里，人大附中占了一半”。他说，自己的地理成绩在高三进入瓶颈期，而脱离瓶颈期意味着，“补习之后基本上可以考到满分了”。
为何一定要摆脱这个“瓶颈期”，薛华的答案是：“同学们每次考试总分咬得都很紧，前几名之间也就差几分，很多人单科都是同分。”经过努力被“鸡”，薛华终于升入重点高中。
这是给教育“内卷”的一记重拳
薛华说，当他回忆起一个个因为参加补习班而错过的寒暑假，就非常伤心。“十来节课横在假期中间，一补习就完全没办法安排自己的事了。我上小学时，寒暑假还可以出去旅游，或者回趟老家，非常快乐。但到了刚刚过去的这个高中暑假，我连去同学家玩的时间都没有，每天的放松就是在做作业的间隙下楼溜达溜达。有时候坐在补习教室里，我会回想起以前寒暑假的那些画面，真的很怀念。”
上补习班是为了提高成绩，但有时适得其反。薛华记得，当自己初中补过物理课后，回到学校再听，有时难免感觉无聊，“因为这些在补习班都讲过一遍，只能强打精神再听”。而有的同学，因为在外面学过了，到了课堂上就不听了。这样的习惯一旦养成，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成绩反而退步。
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也会形成恶性循环。薛华结合自身经验说，当绝大多数同学都去补习，不补习的人就要格外刻苦和自律，才能和其他人达到一样的分数水平。“所以，我并不介意补习，但的确挺‘卷’的。”
在某家教培机构教英语的孙老师对记者说，就连家长也形成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双减”文件颁布后，很多学生家长找到她。“他们似乎比教培机构的老师更焦虑，好像他们的孩子没人管了。”她认为，无论何时，家庭教育都应当是第一位的，交给教培机构形成了一种本末倒置。“作为机构，平时会督促孩子，给家长分析情况，导致他们在放心的同时，也形成过度依赖。”
孙老师从业11年了，通过多年观察总结，认为来补习英语课的有这样几类孩子。“首先是基础比较弱的，他们需要补习学校没有掌握的知识。其次是对英语不感兴趣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门学科也能很有趣，我要激发起他们的兴趣。再次是目标性很强的，他们中有的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到某个分数段，有的计划将来出国深造，打好英语基础。”
面對基础弱的孩子，孙老师有一种感觉，这些孩子并非不想学，而是很多公办学校老师在课上只是读一读课文，让学生抄一抄单词，导致学生基础差，“就连一些公办学校的老师都对课外培训机构形成依赖，有的还建议学生出去补习”。有初中生告诉过孙老师，他们在学校好像什么都没学，“我听他们有些人连26个英文字母的发音都有问题，小学阶段的基础单词书写、认读也有问题”。即便不上补习班，这些也应当是在学校就解决的问题，这些孩子是“内卷”的恶性牺牲品。
“鸡娃”十多年，杨女士也有了一些经验。“在孩子的成长中，家长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终身教育。第二位是学校，第三位才是社会，包括教培机构。如果将后两者对孩子成绩的影响，作一个百分比，学校发挥的作用应当占七成，社会机构最多占三成。‘内卷’的结果是，三者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
根治“鸡娃”现象，关键在转变思维和风气
“双减”刚刚出台不久，所以“内卷”的惯性仍在继续。杨女士说，她听说有的家长已经开始自学中学知识，想自己给孩子辅导。“我们一些家长甚至私下讨论，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专门培训家长的课外辅导班？如果这样，不仅没有给孩子减负，还把家长搭进去了。”
一项关乎教育的政策出台，家长们自然议论纷纷。杨女士对记者说，目前家长普遍有这样几种担心。“作为工薪阶层会想，以前明面上的教育培训，会不会转到地下继续开设？这个风险虽然很大，但需求和市场也很大，所以一些人会铤而走险。”杨女士说，国家出台“双减”最终还是为了教育公平，所以一些家长还是希望进一步完善这个政策，“一种规则被推翻了，就会有新的规则上来，我们相信国家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 杨女士爱读一些国外教育的书，她的另一个担心是，如果课外辅导的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取而代之的会不会是家长的人脉和金钱力量，这需要警惕。“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才选拔，富人家的孩子也在利用各种资源补课，将来可以上名校，而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就认命了，继续轮回上辈人的宿命。我们期待并相信国家接下来能够采取配套措施，完善‘双减’。”
“我在教培机构遇到学生知识欠缺的问题，更多也是他们得到的关注度不高造成的。”孙老师对记者说，“让‘双减’更好地完善，公办学校的老师就应当承担更多责任，虽然他们压力很大，但还是要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学生。”这是她在教培机构的经验，“其实机构能给到学生的，不比公立学校多，更多的是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比如英语，我会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让他们制定计划，每天背一定的英语单词，每段时间读一定的英语小说和杂志。针对某些语法编出口诀，给单词讲出故事。这些习惯和方法，公办学校也能给他们，并且如果用心做，一定比教培机构做得更好。”
孙老师说，“双减”对教培行业影响巨大，她有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在做两手打算。一是继续考高中教师资格证，二是离开教培行业舒适区，重新出发。“现在我难得停下脚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时代让我有机会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找到生活另一面。如果放眼人生幾十年，趁早转身，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双减”出台后，杨女士说海淀的家长群已经沸腾一段时间了，连日来的讨论让她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这样，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鸡娃’了，氛围如此，你不可能置身事外。现在看来，这其实是家长的焦虑，让孩子来承担。成年人的世界里，充满了竞争，尤其是北京，全国精英扎堆。一想到孩子也有长大的一天，作为父母就会拼尽全力让未来的孩子竞争力更强。我们能为他做的，就是把最好的教育给他，这是改变他命运最公平的机会。”
教育是打破阶层壁垒的重要通道，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杨女士说，作为工薪阶层，她深有体会。但“双减”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双减’是为了减负，但更深层的减负，是改变思维和风气，减轻人们内心的负担，这是真正的‘鸡娃’土壤”。她也关注过国家鼓励发展职业教育，但这在中国大城市根本不现实，绝大多数家长想让孩子上名牌大学，“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靠‘鸡’的孩子即便上了名牌大学，也不一定能成为人才。这样的人才，即便学历再高，也是不健康的。”她认为，只有思维和风气根本转变了，才能结束“鸡娃”现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一批家长和学生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被迫地走上职业教育道路，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蓝领工人或农民，而且经过奋斗后，他们的待遇、机会和获得的尊敬一点不亚于白领，那么‘鸡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她满怀希望地说，“我吃过‘鸡娃’的苦，所以更不愿意下一代再走‘鸡娃’的路，我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