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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
综合得分：6.2
关注度：6.8
活跃度：5.7
影响力：6.1
现实表现：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各社会学科的专家，重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
核心观点：新儒家泛指一切主要从儒家思想资源出发，同时吸收当代其他思想学说，来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倾向。新儒家坚信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动向：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
新儒家思潮在2013年的新动向
新儒家是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较为迅速的一个广义的思想流派，由于当前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同样是从个人、家族到国家、天下无所不包的，因而从儒家文化出发，在当代既要解决文化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重建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重建和政治重建的问题。新儒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持续关注信仰和道德问题，而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
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这毫无疑问是由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深入和成功改革，成为制约全社会一切领域能否深化改革的瓶颈。儒家思想还不是我国当前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儒家群体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既参与和关注由官方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保持着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新儒家在政治重建方面的主要思路，是以重新发掘和重新诠释儒家政治传统，来参与和推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来自于“中华深厚沃土”的理论支撑。新儒家在2013年的主要理论工作，是致力于向世人说清楚，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什么样的政治才能植根于中华深厚沃土。
新儒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对滞后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是靠改革、开放，而不是靠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比其他民族更依赖于人民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因而也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让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对人民能够更加尊重，在分配领域更加合理，能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切实保障人权，从而将我们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持续地激发出来、释放出来。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受苏式政治体制影响很深，又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在延续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独特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其实也彰示着改革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智慧，来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既弄清自己的国情、问题和文化传统，又要清楚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既要向自己的传统学习，又要借鉴国外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然后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新儒家学者群体透过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晰，定位很准确。新儒家从中国的民本传统出发，也同样拥有对于平等问题、反腐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学术关怀，但是主张以分权制约的方式来防止腐败，主张通过保障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故而他们不会像新左派那样，用回到更加集权、更加极权的老路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儒家社会科学的兴起
新儒家在当前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超越以往固守人文学科的局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某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边一群人每周一次聚在一起，逐字逐句地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别以为他们是在校学生，而是一批学有成就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会读只是他们读古人典籍的一种方式，会读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经典，并相互交流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中运用经典中所讲述的价值和义理。儒家的价值和义理，像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成为社会科学家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一种融合西（西方）、儒家的社会科学范式。
儒家社会科学之所以逐渐兴起，首先是引进西方学术本土化的需要。以往许多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后果是既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又使得基于西方学术的理论见解，在中国缺乏根源性和基础性。
其次是学术界凝聚共识的需要。由于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一些学人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敌人，他们劳心费力地狙击一切与复兴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件。但他们对传统的妖魔化，只能在学理上显得片面，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会遭到儒家学者的反击。
再次是为儒家辨护和为我们自身正名的需要。反传统的人，热衷于把我们自身塑造成“野蛮人”、“劣等人”，以使他们心目中来自“文明人”的思想、学说能够快速传播。但这种妖魔化儒家文化的做法，既不能合理地向世人说明，为什么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至少在世界上领先了18个世纪？也无法合理说明，为什么正是靠着儒家文化所给予的民族精神，我们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一代代中国人不屈不挠，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支撑着我们走出最艰难的谷底，并重新崛起？更无法合理地说明，如果中国人靠着他们所妖魔化的“野蛮”、“劣等”就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他们从“文明人”那里趸来的思想究竟还有什么用？妖魔化儒家文化传统，暴露的是对传统的无知。
最后是社会科学校正自身的需要。离开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生活价值，当前的人文学科已被抽空了价值，相应地社会科学在失去了价值关怀之后，变得日益嚣张和血腥，日益表现出无节操、无底线。社会科学必须回归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中汲取“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指导之下。
由于反传统已形成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新传统，扭转对于儒家文化的抹黑和偏见，加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儒家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也并不专属于哪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她并从中受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综合得分：6.2
关注度：6.8
活跃度：5.7
影响力：6.1
现实表现：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各社会学科的专家，重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
核心观点：新儒家泛指一切主要从儒家思想资源出发，同时吸收当代其他思想学说，来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倾向。新儒家坚信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动向：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
新儒家思潮在2013年的新动向
新儒家是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较为迅速的一个广义的思想流派，由于当前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同样是从个人、家族到国家、天下无所不包的，因而从儒家文化出发，在当代既要解决文化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重建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重建和政治重建的问题。新儒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持续关注信仰和道德问题，而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
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这毫无疑问是由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深入和成功改革，成为制约全社会一切领域能否深化改革的瓶颈。儒家思想还不是我国当前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儒家群体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既参与和关注由官方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保持着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新儒家在政治重建方面的主要思路，是以重新发掘和重新诠释儒家政治传统，来参与和推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来自于“中华深厚沃土”的理论支撑。新儒家在2013年的主要理论工作，是致力于向世人说清楚，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什么样的政治才能植根于中华深厚沃土。
新儒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对滞后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是靠改革、开放，而不是靠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比其他民族更依赖于人民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因而也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让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对人民能够更加尊重，在分配领域更加合理，能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切实保障人权，从而将我们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持续地激发出来、释放出来。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受苏式政治体制影响很深，又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在延续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独特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其实也彰示着改革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智慧，来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既弄清自己的国情、问题和文化传统，又要清楚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既要向自己的传统学习，又要借鉴国外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然后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新儒家学者群体透过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晰，定位很准确。新儒家从中国的民本传统出发，也同样拥有对于平等问题、反腐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学术关怀，但是主张以分权制约的方式来防止腐败，主张通过保障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故而他们不会像新左派那样，用回到更加集权、更加极权的老路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儒家社会科学的兴起
新儒家在当前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超越以往固守人文学科的局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某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边一群人每周一次聚在一起，逐字逐句地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别以为他们是在校学生，而是一批学有成就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会读只是他们读古人典籍的一种方式，会读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经典，并相互交流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中运用经典中所讲述的价值和义理。儒家的价值和义理，像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成为社会科学家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一种融合西（西方）、儒家的社会科学范式。
儒家社会科学之所以逐渐兴起，首先是引进西方学术本土化的需要。以往许多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后果是既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又使得基于西方学术的理论见解，在中国缺乏根源性和基础性。
其次是学术界凝聚共识的需要。由于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一些学人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敌人，他们劳心费力地狙击一切与复兴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件。但他们对传统的妖魔化，只能在学理上显得片面，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会遭到儒家学者的反击。
再次是为儒家辨护和为我们自身正名的需要。反传统的人，热衷于把我们自身塑造成“野蛮人”、“劣等人”，以使他们心目中来自“文明人”的思想、学说能够快速传播。但这种妖魔化儒家文化的做法，既不能合理地向世人说明，为什么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至少在世界上领先了18个世纪？也无法合理说明，为什么正是靠着儒家文化所给予的民族精神，我们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一代代中国人不屈不挠，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支撑着我们走出最艰难的谷底，并重新崛起？更无法合理地说明，如果中国人靠着他们所妖魔化的“野蛮”、“劣等”就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他们从“文明人”那里趸来的思想究竟还有什么用？妖魔化儒家文化传统，暴露的是对传统的无知。
最后是社会科学校正自身的需要。离开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生活价值，当前的人文学科已被抽空了价值，相应地社会科学在失去了价值关怀之后，变得日益嚣张和血腥，日益表现出无节操、无底线。社会科学必须回归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中汲取“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指导之下。
由于反传统已形成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新传统，扭转对于儒家文化的抹黑和偏见，加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儒家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也并不专属于哪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她并从中受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