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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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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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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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其他文献
半个世纪前，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曾撰文阐释“什么是史学史”，当时他特别指出，“史学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如果说，在耿先生撰文的1961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尚处在筚路蓝缕、垦荒开拓的初创时代，那么时隔五十年之后，经过许多学界前辈和同行的不懈努力，随着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已可以说是略有小成、渐成规模了。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以马尔萨斯一李嘉图经济理论为基础，依据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和阐述俄国革命，认为民众生活贫困。农业人口过剩是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从俄国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地区和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人口等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实际上是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彼得一世参照西欧制度创立正规军，实行征兵制后，一个特殊群体——“士兵妻子”一开始迅速扩大。她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甚至曾是农奴，然而一旦成为“士兵妻子”，就跟丈夫一起晋升为免税免劳役的军人阶层。从此，“士兵妻子”的身份将纠缠她的一生及其子女。她们的身上集中展现出在转型社会下改革所引入的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性，她们既无法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几乎享受不到“自由身份”带来的益处，反而成为农村妇女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她们是生硬套用外来制度于俄国传统社会后的牺牲品。她们的不幸命运预示出即使俄国的农奴制被
1801-1914年俄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保持积极的发展态势。其根本原因是人均主要食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实际税赋减少，粮价上涨，人口中心南移的经济效果显著以及政府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所谓元弼“夺爵事件”，是指北魏济阴王元郁子元弼王爵为其叔父元丽所夺，横授丽同母兄元偃子元诞之事。这一事件发生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在北魏中后期一系列夺爵事件中具有典型性，对于探讨北魏爵位继承制度沿革多有助益。但略为遗憾的是，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元弼“夺爵事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时有误解。近年来，元弼“夺爵事件”相关人物的墓志碑刻多有发现，为探讨这一事件的本原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传世文献结合碑志史料，对北魏元弼“夺爵事件”进行深入的考证，以期于北魏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之际，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和汉堡亚洲研究院联合择定1999年9月23-25日于汉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之回顾与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国革命真的需要吗”？国内尚未见到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这里，根据我的点滴记忆写出来，可以看看那时国际学界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
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宗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说明：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自刘文淇以来，刘氏以学术传家，影响贯通中外。最近，在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家里发现一批民国时期书信，内容涉及刘文淇以下祖孙五代著作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一些民风民俗等，对了解当时学术和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现将这些书信发表于此，以飨学界。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