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嘴张泉灵今年6月4日晚八时许，在讲述钱锺书杨绛书信拍卖一事时，将其女儿钱瑗的名字两次读成“瑷”。几分钟后她做了更正，估计是演播室同事提醒，因为她念的时候毫不迟疑，不可能自己突然觉悟过来。
　　如果读过杨绛写的《我们仨》，你就一定会知道钱瑗的小名叫“圆圆”，那就自然不会把“瑗”误为“瑷”。这或许有点苛求了，忙碌的电视人干吗非要读此类闲书？细究起来，出错的症结在于她不认字。这两个字其实不好混淆，右边分别是“爰”和“爱”，能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好像不能用粗心二字搪塞。顺便说一句，在无意间看到的央视节目里，时有错别字，不论是主持人的口误，还是字幕录入者的粗心，都时时令人惊心：那么一家显赫的传播机构对文字的态度，竟然是如此轻佻。
　　批评完别人，我想说说出版物的品质。
　　编辑们的出错能力，快得几乎可以和专家反复论证的“中国梦”齐飞了。
　　能想象的低级错误不胜枚举。比如，“坏人”变成了“怀人”，“小时候”错成了“小时侯”，“心路历程”变成“心路里程”，“临时性强奸”变成了“临时姓强奸”，“斯德哥尔摩”变成了“斯德格尔摩”，“中国科技大学”变成了“安徽科技大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还能寻找到犯错的脉络，属于责任心欠佳，总是可以原谅。
　　他们犯下的另一类错误，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在《合肥四姊妹》一书开篇的照片说明里，1988年辞世的沈从文先生，1993年还在与连襟共话沧桑。在旧版《真话能走多远》一书里，季羡林老先生的“老年十诫”一文，在第八诫之后竟然是十诫，第九诫不翼而飞。此类错误就不免让人惶恐，作者或编者仓促交稿，里面少胳膊缺腿，情有可原，但经编辑之手，一审二审三审之后，一校二校三校之后，竟然一错到底，何故焉？我当然不好去那么阴险地揣度人家了：没有一个人仔细读过这篇文章？板子高高抡起来，恐怕还是要落到责任编辑屁股上，他已经严重失职了。
　　最可怕的是，他们连书名都会“艺术性”地处理错。在不该发明的地方，他们使用了孙悟空般的穿越术：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撰写的朝鲜战争巨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封面和扉页活生生写成了《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提示性的词语升格为主标题，本应合在一起才能说明主旨的标题，活生生被撕裂成一主一副两个标题，好在精装版及时做了更正。揭露前苏联劳改体制历史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也被美编处理成一大一小两行标题《古拉格： 一部历史》，以至于在传播过程中，该书被其他媒体想当然地简化为《古拉格》，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
　　本土作家的文字，若是文字平平，就极易出各种问题。“苏槐变成了坐下来”、“先锐之锋”、“冬去春来来”…编辑遇弱则更弱，几乎无法从泥潭里拔出脚来。一个可称之为奇葩的新锐评论家，正文里将成语“万劫不复”写成“万复不劫”，编辑未能发现，作者后记里将自己熟悉的某位官员的名字“大柏”写成了“大伯”，尽管书的第一部分就有此人名字的正确写法，但编辑仍不能觉察。即使从常情出发，编辑也应该怀疑此名字的写法。谁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大伯”呢？
　　碰到文字出色的大家，一般不会出问题。但也有例外，一本长篇小说，不用改一字，自然不会发生问题，可偏偏在附录部分出了天大的笑话，编辑将答奖辞落款日期提前了10年，让颁奖词无地自容。
　　如果说这些错误都不能原谅的话，大批胡言乱语的翻译文字就会让你发疯。
　　“他用他的惊疑看着你”
　　“今天早上她怎么也做不到拿下手链搁置在房间”
　　“她将他的手推向他的膝盖所在的地方” ……
　　学中文出身的，缺乏语感，平时阅读甚少，很难一眼发现稿件错误；学外语出身的，汉语就更涩了，译者强则一切好，译者拙则大走光。编辑，一个曾经高贵的职业，竟然一步步沦落为贱业，随便一个不敬重汉字、弄不懂文字意味的毕业生，都可以操此业为生。看看每日门户网站颠鸾倒凤的标题，你就会锥心般明白文化被大革命之后的真正结局。
　　怎样才能觅到一个合格的编辑呢？天晓得。
　　每到月底，总编室都会送来一批新书，让我挑错。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一打开，错别字便扑面而来，再庄严的一本书，也会在瞬间露出自己的私处。每次讲评的时候，我都会说，下次请诸位犯些高级点的错误吧，让我也兴奋一下。拜托了！但扑面而来的依旧是老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