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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开始，韩国劳动部以在华韩资企业为对象，开展“人力资源推销活动”
郑美姿(化名)看上去如同韩剧中的“人造明星”一样漂亮。面对记者好奇的眼光，她连连摇头：“我没有整容，真的。”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这位在南京拥有两家小餐馆的韩国女子今年30岁，已经在中国打拼了近10年。“那个时候来这里的韩国人并不是很多。”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她正准备写一本关于如何在中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书籍。“现在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找工作。书如果出来，肯定好卖!”她的睑上出现了激动的红晕。
根据韩国经营招聘信息的JOBKOREA公司最近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准备就业的韩国学生中，约有90．1％的人表示，只要有机会，就想到外国去就业。
而作为毗邻韩国的“经济火车头”，中国正越来越吸引着备受失业威胁的韩国青年的目光。韩国媒体甚至惊呼：“韩国青年正被迫到中国找工作!”韩国向中国推销“人力资源”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韩国经济，韩国青年失业率更是持续上升。韩国劳动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韩国仍有青年失业者35．5万人，占全部失业人口的45％。
韩国国家统计局近日表示，今年8月份韩国失业率为3．5％，这是4个月内的最高水平。
3个月前，韩国在青岛、深圳、大连、天津和北京先后举行了“人力资源推销活动”。韩国产业人力资源公团局长李征宇熟练地“推销”年轻的韩国求职者。
“他中文跟当地人差不多”、“月薪大约给100万-150万韩元就可以了”等这类话，李局长往往要重复几十遍。150万韩元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这一系列的活动是韩国劳动部推行的“年轻失业者海外就业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劳动部认为，韩国国内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消化不断增加的年轻失业者，所以，从今年开始，以在华韩资企业为对象，开展“人力资源推销活动”。
韩国驻华使馆领事安治衍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山东有3153家，广东248家，辽宁1447家，天津832家，北京560家，总共有6000多家，而实际数量可能超过1万多家，就算每家企业聘用5人，对缓解国内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也会大有帮助。”
韩国驻上海领事馆一位人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目前在上海的韩国企业有750个。从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给他们的数据看，在上海的韩国人大约有3万人。
这位人士很肯定地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沪的韩国人增加很快，但具体的数字和增长率他们没有统计。“韩国国内就业形势不太好，一些韩国青年来中国寻找就业机会是可能的，因为中国的韩资企业比较多。”
“想做些不平凡的事”
对于郑美姿而言，到中国工作，却不仅仅是找到一个“饭碗”。
“在韩国，一个女孩子，结婚后能继续上班的很少，更不用说找到很好的工作了。”她说。
1997年，她也曾回国在一家公司做培训。她的一个女上司已经工作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有一次，这位上司给郑美姿讲了她的梦想——开一个小餐厅。但薪水少，年龄又大，即便是这样平凡的理想也成了梦想。
这件事情对郑美姿的刺激很大。“真的，在韩国，一个女人除非有很好的专业，很好的技术，否则根本谈不上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业了。”
她说：“我不愿那样生活一辈子，想做些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她又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郑美姿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进入中国某重点大学读博士以后，她的睡眠常常就更少了。尽管如此，“这种生活我很满意。在韩国，一个30岁的女人还能自由地生活和学习，比较少见。”
郑美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中国习惯了，不太想回去。”
“中国和美国比相差太大”
学英文的朴正奇(化名)原本是打算去美国留学。“9·11”后，美国紧缩了签证，挡住了他赴美的道路。
在亲戚和朋友的怂恿下，朴正奇于2003年7月15日来到上海。说到这个抉择，温文尔雅的朴正奇很激动：“来中国是选对了!中国和美国比下来，相差太大了。我希望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
朴正奇刚到中国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持的是旅游签证。两个月后，朴正奇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习中文，旅游签证也转成了学生签证。
不久前，朴正奇中文学习结束了，在上海的一个韩国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给韩国孩子教英语。收入增加了，他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朴正奇看到上海的高楼大厦很有感触。“我用数码相机把这些拍下来，寄给在美国的朋友看，他们一定会吓一跳。”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朴正奇决定今后在中国从事餐饮业，并在中国定居。到中国仅仅一年时间，已经有很多国内朋友向他咨询在中国找工作的事情了。
现在，上海的吴中路附近，已成了韩国人聚居的地方。马路边常常能看到韩文的标识牌，有卖韩国商品的小卖部，有韩国人开的餐馆，甚至全市连锁的便利店在那里也“入乡随俗”地卖着韩国泡菜包子。打算在上海“住到老死”
生于韩国大田的金盛国(化名)，服完兵役后就去日本的青山学院大学攻读商科。在日本的7年里，他勤奋地念书、工作，并遇见了自己现在的妻子—一个台湾女孩。
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金盛国开始想“自己做一些事”。在成熟的日本市场，创业不容易。于是，金盛国想起了自己在求学期间造访过的中国古都南京。
他说，“朦胧中”感觉会在中国做出一些事来——除了对南京的美好印象之外，“中国市场大，机会多，距离韩国也近”。
就这样，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金盛国来到了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先是在韩国的化妆品公司“高丽雅娜”从事库存管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妻子结识了南京金海箔业有限公司。
于是，他们正式开始“做自己的事”——在上海的吴中路租下写字间，代理金海公司的日韩贸易。因为妻子在台湾的家族就是从事金箔贸易的，所以做这项业务对他们来说可谓如鱼得水。
不过，金盛国也说，在中国生活遇到过不少困难。出入境管理、银行、邮局等等服务行业冷冰冰的面孔让习惯了微笑服务的他感觉“落差很大”。每办一件事，要填太多的表格，看太多的脸色。谈生意的时候，中国人一定要他喝很多的酒。
金盛国说，一开始特别不习惯这些事，但他渐渐了解，“上海有上海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
除了金箔生意之外，他希望能够在将来从事一些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事业。他和妻子已经筹划在这里买房，说是打算在上海“住到老死”。
英文系的竞争力不如中文系
韩国留学生陈尚垠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就读。
陈尚垠的父亲原来在韩国的耐克公司做，后来离开公司，1992年自己到中国东北做鞋子生意。1997年2月，陈尚垠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并开始在山东大学学习中文。8个月后，他回国服兵役。
当2001年再来中国的时候，陈尚垠说：“我的中文差不多忘光了。于是，我想选择一所大学重新开始中文学习。但是，当时爸爸在山东的一个镇上做生意，附近没有大学。所以我就选择了发展最快的上海。”
陈尚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学习中文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在生意上帮助父亲，帮他当翻译，也顺便学习贸易方面的经验。
陈尚垠说，他认识的韩国人中，像他一样希望学完中文后在中国直接找工作的大概有50％。
据说，在韩国书店的电脑检索上，只要输入“中国”二字，就会出现韩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名，大概有几千种。
曾在韩国教过汉语的南京师范大学教师王树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韩国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经常被请到韩国各地作汉语学习讲座的王老师，经常受到美酒佳肴的款待。
上世纪50年代，韩国只有3所大学有中文系。80年代，开设中文系的大学增至20所。如今，4年制正规大学里，中文系以及和中国有关的学系有114个；两年制专科大学里和中国有关的学系就有28个；就连3所网上大学也都开办中文系。
“汉流”持续发烧，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关心，可说到了“火爆”的地步。许多韩国人认识到，没有韩中贸易，1998年韩国根本没有办法从经济风暴中脱困而出。
在中国的大学里，韩国留学生在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是最多的了。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小学生去中国读书。在韩国，学中文已成为“过好日子”的代名词。
暑期到上海学习考察的来自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三位学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韩国的学生原来最希望去欧美留学，现在也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了。她们三人中就有两人希望毕业后能到中国来学习。
其中一名叫崔月的学生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是淑明女子大学国际关系系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她说：“在我们学校，英文系现在竞争力远远不如中文系。而且，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在学习中文。因为韩中贸易越来越多，韩国公司在招聘的时候需要你掌握中文。”
韩国求职网站(WWW．incruit．com)表示，最近对145家大企业进行“是否实施汉字考试”的调查结果表明，76．6％的企业赞成招聘职员时实施汉字考试。
据调查，今年计划实施汉字考试的企业为37家，比去年的20家增加了85％。此外，40家企业还没有计划实施汉字考试，但打算给持有汉字资格证书的应聘者加分。
中国大学生应产生压力
如果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到中国工作，是不是会使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呢?
复旦大学今年毕业的研究生小刘对此有些担忧，学习管理的他一直希望毕业后能在外企找到一份高级管理层的工作。“本来就‘僧多粥少’，再来几万韩国人抢我们的饭碗，更难找好工作了。”
相比之下，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小夏就乐观多了。“现在很多跨国企业都要求本地化。我们和那些来中国找工作的韩国人相比，拥有他们没法比拟的‘地利’优势和语言优势。”
深圳韩国商会总裁姜熙邦表示：“在华韩资企业需要韩国年轻人才。因为企业进入中国的初期，雇用1名韩国人，要支付5倍于中国人的薪金而有所颐虑，但如今很多公司都认为核心技术、税务和企划等重要岗位还是需要本国高新技术人才担当。”
一位就业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人才的涌入是给中国就业市场的有力补充，他们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让中国更好地和国际接轨。他认为，韩国就业者来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目前还不会给中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崔志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就业市场的竞争也趋于平等，中国大学生面临韩国大学生的进入，也应该产生些压力。”
他认为，虽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中国就业，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肯定比韩国学生要高，但中国学生也需要考虑一下，在国际就业市场上自己的水平如何。他们也可以像韩国学生那样走出国门，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郑美姿(化名)看上去如同韩剧中的“人造明星”一样漂亮。面对记者好奇的眼光，她连连摇头：“我没有整容，真的。”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这位在南京拥有两家小餐馆的韩国女子今年30岁，已经在中国打拼了近10年。“那个时候来这里的韩国人并不是很多。”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她正准备写一本关于如何在中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书籍。“现在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找工作。书如果出来，肯定好卖!”她的睑上出现了激动的红晕。
根据韩国经营招聘信息的JOBKOREA公司最近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准备就业的韩国学生中，约有90．1％的人表示，只要有机会，就想到外国去就业。
而作为毗邻韩国的“经济火车头”，中国正越来越吸引着备受失业威胁的韩国青年的目光。韩国媒体甚至惊呼：“韩国青年正被迫到中国找工作!”韩国向中国推销“人力资源”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韩国经济，韩国青年失业率更是持续上升。韩国劳动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韩国仍有青年失业者35．5万人，占全部失业人口的45％。
韩国国家统计局近日表示，今年8月份韩国失业率为3．5％，这是4个月内的最高水平。
3个月前，韩国在青岛、深圳、大连、天津和北京先后举行了“人力资源推销活动”。韩国产业人力资源公团局长李征宇熟练地“推销”年轻的韩国求职者。
“他中文跟当地人差不多”、“月薪大约给100万-150万韩元就可以了”等这类话，李局长往往要重复几十遍。150万韩元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这一系列的活动是韩国劳动部推行的“年轻失业者海外就业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劳动部认为，韩国国内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消化不断增加的年轻失业者，所以，从今年开始，以在华韩资企业为对象，开展“人力资源推销活动”。
韩国驻华使馆领事安治衍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山东有3153家，广东248家，辽宁1447家，天津832家，北京560家，总共有6000多家，而实际数量可能超过1万多家，就算每家企业聘用5人，对缓解国内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也会大有帮助。”
韩国驻上海领事馆一位人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目前在上海的韩国企业有750个。从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给他们的数据看，在上海的韩国人大约有3万人。
这位人士很肯定地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沪的韩国人增加很快，但具体的数字和增长率他们没有统计。“韩国国内就业形势不太好，一些韩国青年来中国寻找就业机会是可能的，因为中国的韩资企业比较多。”
“想做些不平凡的事”
对于郑美姿而言，到中国工作，却不仅仅是找到一个“饭碗”。
“在韩国，一个女孩子，结婚后能继续上班的很少，更不用说找到很好的工作了。”她说。
1997年，她也曾回国在一家公司做培训。她的一个女上司已经工作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有一次，这位上司给郑美姿讲了她的梦想——开一个小餐厅。但薪水少，年龄又大，即便是这样平凡的理想也成了梦想。
这件事情对郑美姿的刺激很大。“真的，在韩国，一个女人除非有很好的专业，很好的技术，否则根本谈不上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业了。”
她说：“我不愿那样生活一辈子，想做些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她又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郑美姿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进入中国某重点大学读博士以后，她的睡眠常常就更少了。尽管如此，“这种生活我很满意。在韩国，一个30岁的女人还能自由地生活和学习，比较少见。”
郑美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中国习惯了，不太想回去。”
“中国和美国比相差太大”
学英文的朴正奇(化名)原本是打算去美国留学。“9·11”后，美国紧缩了签证，挡住了他赴美的道路。
在亲戚和朋友的怂恿下，朴正奇于2003年7月15日来到上海。说到这个抉择，温文尔雅的朴正奇很激动：“来中国是选对了!中国和美国比下来，相差太大了。我希望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
朴正奇刚到中国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持的是旅游签证。两个月后，朴正奇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习中文，旅游签证也转成了学生签证。
不久前，朴正奇中文学习结束了，在上海的一个韩国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给韩国孩子教英语。收入增加了，他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朴正奇看到上海的高楼大厦很有感触。“我用数码相机把这些拍下来，寄给在美国的朋友看，他们一定会吓一跳。”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朴正奇决定今后在中国从事餐饮业，并在中国定居。到中国仅仅一年时间，已经有很多国内朋友向他咨询在中国找工作的事情了。
现在，上海的吴中路附近，已成了韩国人聚居的地方。马路边常常能看到韩文的标识牌，有卖韩国商品的小卖部，有韩国人开的餐馆，甚至全市连锁的便利店在那里也“入乡随俗”地卖着韩国泡菜包子。打算在上海“住到老死”
生于韩国大田的金盛国(化名)，服完兵役后就去日本的青山学院大学攻读商科。在日本的7年里，他勤奋地念书、工作，并遇见了自己现在的妻子—一个台湾女孩。
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金盛国开始想“自己做一些事”。在成熟的日本市场，创业不容易。于是，金盛国想起了自己在求学期间造访过的中国古都南京。
他说，“朦胧中”感觉会在中国做出一些事来——除了对南京的美好印象之外，“中国市场大，机会多，距离韩国也近”。
就这样，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金盛国来到了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先是在韩国的化妆品公司“高丽雅娜”从事库存管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妻子结识了南京金海箔业有限公司。
于是，他们正式开始“做自己的事”——在上海的吴中路租下写字间，代理金海公司的日韩贸易。因为妻子在台湾的家族就是从事金箔贸易的，所以做这项业务对他们来说可谓如鱼得水。
不过，金盛国也说，在中国生活遇到过不少困难。出入境管理、银行、邮局等等服务行业冷冰冰的面孔让习惯了微笑服务的他感觉“落差很大”。每办一件事，要填太多的表格，看太多的脸色。谈生意的时候，中国人一定要他喝很多的酒。
金盛国说，一开始特别不习惯这些事，但他渐渐了解，“上海有上海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
除了金箔生意之外，他希望能够在将来从事一些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事业。他和妻子已经筹划在这里买房，说是打算在上海“住到老死”。
英文系的竞争力不如中文系
韩国留学生陈尚垠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就读。
陈尚垠的父亲原来在韩国的耐克公司做，后来离开公司，1992年自己到中国东北做鞋子生意。1997年2月，陈尚垠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并开始在山东大学学习中文。8个月后，他回国服兵役。
当2001年再来中国的时候，陈尚垠说：“我的中文差不多忘光了。于是，我想选择一所大学重新开始中文学习。但是，当时爸爸在山东的一个镇上做生意，附近没有大学。所以我就选择了发展最快的上海。”
陈尚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学习中文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在生意上帮助父亲，帮他当翻译，也顺便学习贸易方面的经验。
陈尚垠说，他认识的韩国人中，像他一样希望学完中文后在中国直接找工作的大概有50％。
据说，在韩国书店的电脑检索上，只要输入“中国”二字，就会出现韩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名，大概有几千种。
曾在韩国教过汉语的南京师范大学教师王树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韩国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经常被请到韩国各地作汉语学习讲座的王老师，经常受到美酒佳肴的款待。
上世纪50年代，韩国只有3所大学有中文系。80年代，开设中文系的大学增至20所。如今，4年制正规大学里，中文系以及和中国有关的学系有114个；两年制专科大学里和中国有关的学系就有28个；就连3所网上大学也都开办中文系。
“汉流”持续发烧，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关心，可说到了“火爆”的地步。许多韩国人认识到，没有韩中贸易，1998年韩国根本没有办法从经济风暴中脱困而出。
在中国的大学里，韩国留学生在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是最多的了。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小学生去中国读书。在韩国，学中文已成为“过好日子”的代名词。
暑期到上海学习考察的来自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三位学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韩国的学生原来最希望去欧美留学，现在也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了。她们三人中就有两人希望毕业后能到中国来学习。
其中一名叫崔月的学生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是淑明女子大学国际关系系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她说：“在我们学校，英文系现在竞争力远远不如中文系。而且，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在学习中文。因为韩中贸易越来越多，韩国公司在招聘的时候需要你掌握中文。”
韩国求职网站(WWW．incruit．com)表示，最近对145家大企业进行“是否实施汉字考试”的调查结果表明，76．6％的企业赞成招聘职员时实施汉字考试。
据调查，今年计划实施汉字考试的企业为37家，比去年的20家增加了85％。此外，40家企业还没有计划实施汉字考试，但打算给持有汉字资格证书的应聘者加分。
中国大学生应产生压力
如果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到中国工作，是不是会使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呢?
复旦大学今年毕业的研究生小刘对此有些担忧，学习管理的他一直希望毕业后能在外企找到一份高级管理层的工作。“本来就‘僧多粥少’，再来几万韩国人抢我们的饭碗，更难找好工作了。”
相比之下，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小夏就乐观多了。“现在很多跨国企业都要求本地化。我们和那些来中国找工作的韩国人相比，拥有他们没法比拟的‘地利’优势和语言优势。”
深圳韩国商会总裁姜熙邦表示：“在华韩资企业需要韩国年轻人才。因为企业进入中国的初期，雇用1名韩国人，要支付5倍于中国人的薪金而有所颐虑，但如今很多公司都认为核心技术、税务和企划等重要岗位还是需要本国高新技术人才担当。”
一位就业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人才的涌入是给中国就业市场的有力补充，他们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让中国更好地和国际接轨。他认为，韩国就业者来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目前还不会给中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崔志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就业市场的竞争也趋于平等，中国大学生面临韩国大学生的进入，也应该产生些压力。”
他认为，虽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中国就业，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肯定比韩国学生要高，但中国学生也需要考虑一下，在国际就业市场上自己的水平如何。他们也可以像韩国学生那样走出国门，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