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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过多强调“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而忽视了在国际社会中宣传自己的形象。
这样就闹出了很多笑话。
“看《人民日报》就够了
1979—1983年期间《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秦家骢回忆说：“我曾经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一条消息，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我就希望采访这个工厂，遭到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可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最终还是没能进行。”
秦家骢说，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媒体还缺少经验，外交部门一度也没有刻意追求国家形象的包装与塑造。
他回忆道，当时有一位中国政府部门的高层主管官员，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开始之前，她发表了长达5页的演讲。演讲后，秦提了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没想到那位官员说：“谢谢你的问题，下一个。”她又继续让别的记者提问，待全部问题逐一提完后，她才开始说话——说了几句和那些提问全然无关的话，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对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存有不少错误观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王义桅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将国际形象与国力等同起来，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
“在对国际民众进行我们的外交阐释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比如，我们搞新闻发布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如果面对国外记者，我们还像是上级对下级说话，就不会成功。”
秦家骢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提了一个问题：“我看到中国很多夫妻两地分居，中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全国妇联回答问题的领导严肃地说：“中国妇女和你们外国妇女不同，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互不了解做“傻事”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是1998年，有一天，美国驻北京的记者都接到电话，说中国政府某部门请他们去听报告。做报告的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是建设性的合作，还给记者们吃了非常好吃的菜，像宴会一样。
骆思典说，那意思是说：“我们给你们面子。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半夜请人来，接见他们，是给老外面子。”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第一，美国记者认为，干吗给我们吃这么好的菜，你们可以给农村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第二，中方告诉美国记者，我们对台湾、西藏等问题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媒体应该这样报道，你们也应该这样报道。”
这位研究中国问题30多年的中国通说，当时，很多美国记者都吓了一跳：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政府的傀儡吗?于是，《纽约时报》就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中国方面“好心办坏事”，就是因为不了解美国媒体跟政府的关系。
“中国人不近人情”
厦门大学传播学教授翟树耀告诉《嘹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往往把国内宣传模式原封不动用来“感动外国人”，收到的效果极差。
他说，比如向西方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引用代表的话说：“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离一个人民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决心当好代表。”西方人感到中国人可怜可悲，既然他自己都承认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选他?
中国曾拍过一部介绍中国幼儿教育的电视片，影片中幼儿园窗明几净，孩子们衣着光鲜，但新西兰人提出疑问：这些孩子都是全托，每周六天与父母分开，仅有星期天能相聚，中国人怎能如此“残酷”、“不近人情”?
再有，西方人非常珍惜生命，重视个人价值，我们却向他们不加解释地介绍中国人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如小羊羔、电线杆子而牺牲生命，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孩子病了顾不上”，“父母死了不回家吊丧”，这都使西方人感到中国人“恐怖”、“可怕”、“不讲人权”。
研究领导而不研究读者
制作各种外宣晶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项主要工作。
大连外宣办一位官员送给《瞭望东方周刊》一本《大连百年》，是大连的“名牌”外宣精晶，用中英文印刷，每册有2公斤重，画册上领导“一个也不少”，方方面面工作“一点也不漏”。
这位外宣办官员说，因为太重、太大、太笨，内容也不适合外国人口味，外宾就丢在宾馆里。但就是这样的一本画册，还评上了全国外宣晶“金桥奖”。
他苦恼地说：“现在一些地方对外宣传考虑的仅仅是领导的满意度。”他坦言，在制作外宣晶时，大家往往把功夫都下到了研究领导上，而不是研究国外受众上，这是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最大败笔。
中国正在学会“包装”自己
可喜的是，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最近指出，要努力创新对外宣传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坚持用事实说话，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说服人。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
这样就闹出了很多笑话。
“看《人民日报》就够了
1979—1983年期间《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秦家骢回忆说：“我曾经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一条消息，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我就希望采访这个工厂，遭到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可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最终还是没能进行。”
秦家骢说，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媒体还缺少经验，外交部门一度也没有刻意追求国家形象的包装与塑造。
他回忆道，当时有一位中国政府部门的高层主管官员，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开始之前，她发表了长达5页的演讲。演讲后，秦提了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没想到那位官员说：“谢谢你的问题，下一个。”她又继续让别的记者提问，待全部问题逐一提完后，她才开始说话——说了几句和那些提问全然无关的话，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对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存有不少错误观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王义桅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将国际形象与国力等同起来，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
“在对国际民众进行我们的外交阐释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比如，我们搞新闻发布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如果面对国外记者，我们还像是上级对下级说话，就不会成功。”
秦家骢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提了一个问题：“我看到中国很多夫妻两地分居，中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全国妇联回答问题的领导严肃地说：“中国妇女和你们外国妇女不同，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互不了解做“傻事”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是1998年，有一天，美国驻北京的记者都接到电话，说中国政府某部门请他们去听报告。做报告的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是建设性的合作，还给记者们吃了非常好吃的菜，像宴会一样。
骆思典说，那意思是说：“我们给你们面子。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半夜请人来，接见他们，是给老外面子。”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第一，美国记者认为，干吗给我们吃这么好的菜，你们可以给农村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第二，中方告诉美国记者，我们对台湾、西藏等问题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媒体应该这样报道，你们也应该这样报道。”
这位研究中国问题30多年的中国通说，当时，很多美国记者都吓了一跳：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政府的傀儡吗?于是，《纽约时报》就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中国方面“好心办坏事”，就是因为不了解美国媒体跟政府的关系。
“中国人不近人情”
厦门大学传播学教授翟树耀告诉《嘹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往往把国内宣传模式原封不动用来“感动外国人”，收到的效果极差。
他说，比如向西方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引用代表的话说：“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离一个人民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决心当好代表。”西方人感到中国人可怜可悲，既然他自己都承认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选他?
中国曾拍过一部介绍中国幼儿教育的电视片，影片中幼儿园窗明几净，孩子们衣着光鲜，但新西兰人提出疑问：这些孩子都是全托，每周六天与父母分开，仅有星期天能相聚，中国人怎能如此“残酷”、“不近人情”?
再有，西方人非常珍惜生命，重视个人价值，我们却向他们不加解释地介绍中国人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如小羊羔、电线杆子而牺牲生命，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孩子病了顾不上”，“父母死了不回家吊丧”，这都使西方人感到中国人“恐怖”、“可怕”、“不讲人权”。
研究领导而不研究读者
制作各种外宣晶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项主要工作。
大连外宣办一位官员送给《瞭望东方周刊》一本《大连百年》，是大连的“名牌”外宣精晶，用中英文印刷，每册有2公斤重，画册上领导“一个也不少”，方方面面工作“一点也不漏”。
这位外宣办官员说，因为太重、太大、太笨，内容也不适合外国人口味，外宾就丢在宾馆里。但就是这样的一本画册，还评上了全国外宣晶“金桥奖”。
他苦恼地说：“现在一些地方对外宣传考虑的仅仅是领导的满意度。”他坦言，在制作外宣晶时，大家往往把功夫都下到了研究领导上，而不是研究国外受众上，这是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最大败笔。
中国正在学会“包装”自己
可喜的是，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最近指出，要努力创新对外宣传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坚持用事实说话，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说服人。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