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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其关键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并就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专门作出新的重要部署。此后，学界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成果丰硕，围绕价值意蕴、具体内涵、内在逻辑、阶段划分、推进路径等多方面进行论述并取得一定的进展。着眼于理论与现实需要，应继续拓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视域，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研究范式，不断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3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逻辑及实践方略研究”（20AZD016）。
一、引言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接续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就在于党的领导，这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强调“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政治要求。此后，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相关涉的问题迅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和焦点。
为系统把握当前学界研究状况，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来源为基础，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主题词，截至2021年7月27日，共得到413条文献数据，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CSSCI来源期刊数据72条。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便科学了解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由图1可以看出，在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学界就已经关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命题，并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时间较短，研究对象意蕴丰富，研究者一时难以打开研究视域，相关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较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学界围绕该命题展开研究的学术论文、理论文稿等大量刊载，相关著作也有出版，国家、各省市等也纷纷设立专题研究项目。
当前，学界主要围绕“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等热点词汇展开（参见图2），着力对该命题的价值意蕴、具体内涵、内在逻辑、阶段划分和推进路径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初步建构了该命题研究的学理框架，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梳理、归纳和评析学界现有成果，其基本思路是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核心，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文献，借助必要技术可视化操作从整体上把握学界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学者研究的主要方面与进展，厘清学界基本观点，总结研究方法，明析研究热点，把握研究规律，展望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探索空间。
二、学界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梳理和归纳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界围绕这个命题，在价值意蕴、具体内涵、内在逻辑、阶段划分和推进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价值意蕴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为各界正确把握和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作出了基础性铺垫和原则性指引。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选择。孔庚等基于黨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特殊地位来自其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作用[1]。张世飞通过揭示党的领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2]。
二是为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靳诺通过分析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原因，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了党在抗疫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抗疫取得胜利的“制度密码”[3]。周建伟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完善标志着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了理论化、原则化到制度化、规范化的重大发展[4]。
三是为开辟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基本依据和行动纲领。黎田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为新时代强化道路优势、增强道路自信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5]。
四是新时代应对危机挑战的现实需要。代江波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新时代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要求[6]。孙昭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有利于党统揽“四个伟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7]。
五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王铁柱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实践样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也从“制度化”“体系化”“实践化”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8]。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学界已经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在多方面展开了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意义上，在理论思想层面研究不多、不深，需要进一步挖掘该命题的理论意义，从而搭建起完整的研究图像。
2.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体内涵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六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作了介绍，但是并没有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学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解构，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系统论说。江金权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以党的领导为主轴，由“前提条件、核心要求、领导范围、领导基础、领导本领、自身形象”六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9]。代江波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由“根本前提、最高原则、准确定位、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内在要求、根本保证”等方面构成的逻辑体系[10]。
二是目的手段说。张士海等通过考察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功能和目的，认为它能从制度层面上有效推动党的领导落地生根，成为支撑党的全面领导朝向制度化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朝向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力量[11]。陈文泽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治理成就的制度设计[12]。
三是要素说。宁显福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内涵界定出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在宏观上就是规范党的领导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包括党的领导地位、职权设置、领导体制、组织模式、工作方式等[13]。丁俊萍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主要由六个方面的重要制度构成，分别从思想理论、政治、社会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管党治党等方面，明确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点[14]。
四是场域说。张晓燕认为需要从党的自身建设和党治国理政这两个领域把握党的领导制度的内涵，从前者来看，是指党内各级组织之间以及同一组织内部的关系，从后者来看，则是指党对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领导关系[15]24。
概言之，学界从多元视角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体内涵作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學者在研究中采取不同的方法、角度，故而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看法不尽一致。
3.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多重逻辑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结构严整、设计合理的制度体系，其产生、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逻辑。只有弄清楚该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才能明确该制度体系的实践趋向。毫无疑问，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定型彰显出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具备理论、制度、实践、历史、法理和价值等多维逻辑。只有在深刻掌握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其本质。为达成这一目的，当前学界从六重维度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
一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张迪等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者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积累的政党理论基础上，认为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主张[16]。郭定平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群众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的有机整合，这种理论逻辑构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系统论证[17]。
二是从制度逻辑来看。齐卫平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分析，认为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中居顶层地位，因此，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具有决定意义[18]。
三是从实践逻辑来看。王启超等基于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话语表达的转换，指出党的领导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19]。蒋明敏等认为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加深对执政规律把握基础上回应现实的需要，是化制度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保障[20]。
四是从历史逻辑来看。张峰通过考察党的领导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进程，认为党的领导制度顺应了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21]。甘垚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放弃了党的领导，故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22]。
五是从法理逻辑来看。万里鹏以法学为视角，指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的进展为推进“党的领导”写入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遵循[23]。
六是从价值逻辑来看。方涛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价值维度，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要求，因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能够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产生功效，进而从制度形态上体现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4]。
从现有成果上看，学界从理论、制度、实践、历史、法理和价值等多重逻辑说明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必要性，为揭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有利于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另外也应看到不足，即在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逻辑理路进行多方面探讨时，缺少整体性、系统性考察，学者们往往着重于某一方面的阐释，极少阐释多维逻辑间的内在关联。
4.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阶段划分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中，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确立起来的。学界在回顾百年党史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视角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脉络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五阶段说。周长鲜等通过考察近百年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史发展过程，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史脉络划分为五个阶段，依次是初步探索阶段（1921年至1949年）、探索和初创阶段（1949年至1978年）、改革调整时期（1978年至1992年）、明确规范时期（1992年至2012年）、全面规范和体系化构建时期（2012年至今），指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密码就在于其独有的政党理论能与时俱进[25]。 二是四阶段说。尹志兵等基于党的百年历史，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经历了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和改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四个阶段[26]。方涛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经历了改革完善阶段（1978年至1989年）、加强建设阶段（1989年至2002年）、创新健全阶段（2002年至2012年）和体系确立阶段（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27]。
三是三阶段说。朱庆佳等通过梳理历部党章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变迁轨迹，总结出党章视域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演进，即奠基（中共一大党纲至八大党章）、发展（十二大党章至十八大党章）和完善（十九大党章）三个阶段[28]。
5.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路径研究
制度的生命力来源于实践，其发展方向也必然指向实践。制度再好，如果束之高阁，不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接受实践检验，就不能发挥其本身的效能，更不会随着实践的更新而趋于成熟和定型。学界着眼于实践需要，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推进路径展开了研究，主要有六种路径。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角度。唐皇凤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生长于党全面领导下的实践中，故而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为增强全党全社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政治定力，优化支持性制度体系[29]。
二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角度。辛向阳通过总结世界和历史经验认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好、落实好、维护好党的领导制度的首要任务[30]。
三是调试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马玉婕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塑的多向度回应入手，特别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需要在党与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优化[31]。李妍妍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旨归出发，认为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理念，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从而推进各项制度不断完善[32]。
四是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的角度。王庭大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命力在于执行，这就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作好表率，发挥“头雁”作用，坚决捍卫制度威严[33]。石仲泉认为应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保证党的领导制度的有力执行[34]。
五是加强制度建设的角度。李晴等认为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良好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故而要建立健全高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执行力[35]。陆卫明等认为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强化党员领导干部贯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带头维护党的制度权威的自觉性[36]。黎田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的六个具体制度分别聚焦党的领导宗旨、核心、样态、力量、效能、保障等维度，而只有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才能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37]。
六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胡荣涛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效互动的黏合剂，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制度建设有利于增强党对民众的思想引领力，从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38]。刘吕红从思维方法入手，指出科学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系统反思与阐释建构这一体系的基本问题[39]。
说到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还必须要着眼于实践需要，最终明确“怎么办”的问题。学界围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实现方略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
三、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前瞻
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虽然提出不久，但是学界已经在多个视域下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初步搭建了研究框架。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命题近年来才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一时间难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展开研究，有些问题短时间内在学理上难以讲清楚，而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纳入学界的研究视域等。故而，要继续深化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扩展研究视域，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不断深入。
1.拓展研究视域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本身意蕴丰富，其外延更是涉及诸多方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当前学界围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多重逻辑、阶段划分、推进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已初步搭建该研究的框架结构。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丰富意蕴还不完全匹配，学界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基本内涵、特征、地位、历史变迁、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基本理论问题是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的，只有取得对“元”命题的正确认识，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二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命题是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时提出的，因而需要加强研究总结该命题在“中国之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重点阐释如何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制度高效协同、高度融合的问题。
三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势，以高度自信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坚持以大历史观讲清楚中国制度故事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历史内涵。因此，广大理论工作者既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外来思潮瓦解中国制度的危害，又要走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以阐释“中国之治”为己任，增强我国制度話语权，以本土话语把中国制度的理论逻辑讲透彻。 2.创新研究方法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方法多停留在党史党建学科研究方法上，具体来说就是以文献研究法为主的定性分析。然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涵意蕴十分丰富，如果固定地运用一个方法，将会导致研究的模式化、套路化，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创新研究方法就成为深化研究的必要条件。
一是运用组织学研究理论。按照政党学一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探究其内在组织结构、逻辑关系、运行机制也可运用组织学的相关理论，尤其要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二是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仅具有丰富理论意蕴，更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强烈的实践指向是其体系化、制度化的内在动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需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中得以发挥效能，为此，必须考察它所运用的环境，分析其发生作用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等。
三是运用政治学研究范式。坚持党的领导，国家才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战略规划定力，才能有效协调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多方共治，不断迈向国家治理的最佳境界。党的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需要运用治理理论的资源对党的制度体系创新予以实证分析和系统研究。
四是体系化研究的路径。由于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涉及政府、国家、社会关系，也涉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采取体系化的研究路径，对其内在机理、价值原则与体制机制、建设路径和实践策略等等，进行总体性分析、体系化论证、整合性研究，从而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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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刘吕红.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J].湖湘論坛，2021，34（3）.
责任编辑：钟雪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3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逻辑及实践方略研究”（20AZD016）。
一、引言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接续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就在于党的领导，这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强调“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政治要求。此后，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相关涉的问题迅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和焦点。
为系统把握当前学界研究状况，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来源为基础，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主题词，截至2021年7月27日，共得到413条文献数据，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CSSCI来源期刊数据72条。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便科学了解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由图1可以看出，在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学界就已经关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命题，并展开了一些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时间较短，研究对象意蕴丰富，研究者一时难以打开研究视域，相关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较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学界围绕该命题展开研究的学术论文、理论文稿等大量刊载，相关著作也有出版，国家、各省市等也纷纷设立专题研究项目。
当前，学界主要围绕“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等热点词汇展开（参见图2），着力对该命题的价值意蕴、具体内涵、内在逻辑、阶段划分和推进路径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初步建构了该命题研究的学理框架，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梳理、归纳和评析学界现有成果，其基本思路是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核心，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文献，借助必要技术可视化操作从整体上把握学界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学者研究的主要方面与进展，厘清学界基本观点，总结研究方法，明析研究热点，把握研究规律，展望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探索空间。
二、学界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梳理和归纳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界围绕这个命题，在价值意蕴、具体内涵、内在逻辑、阶段划分和推进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价值意蕴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为各界正确把握和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作出了基础性铺垫和原则性指引。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选择。孔庚等基于黨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特殊地位来自其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作用[1]。张世飞通过揭示党的领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2]。
二是为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靳诺通过分析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原因，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了党在抗疫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抗疫取得胜利的“制度密码”[3]。周建伟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完善标志着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了理论化、原则化到制度化、规范化的重大发展[4]。
三是为开辟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基本依据和行动纲领。黎田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为新时代强化道路优势、增强道路自信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5]。
四是新时代应对危机挑战的现实需要。代江波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新时代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要求[6]。孙昭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有利于党统揽“四个伟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7]。
五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王铁柱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实践样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也从“制度化”“体系化”“实践化”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8]。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学界已经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在多方面展开了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意义上，在理论思想层面研究不多、不深，需要进一步挖掘该命题的理论意义，从而搭建起完整的研究图像。
2.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体内涵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六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作了介绍，但是并没有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学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解构，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系统论说。江金权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以党的领导为主轴，由“前提条件、核心要求、领导范围、领导基础、领导本领、自身形象”六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9]。代江波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由“根本前提、最高原则、准确定位、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内在要求、根本保证”等方面构成的逻辑体系[10]。
二是目的手段说。张士海等通过考察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功能和目的，认为它能从制度层面上有效推动党的领导落地生根，成为支撑党的全面领导朝向制度化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朝向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力量[11]。陈文泽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治理成就的制度设计[12]。
三是要素说。宁显福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内涵界定出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在宏观上就是规范党的领导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包括党的领导地位、职权设置、领导体制、组织模式、工作方式等[13]。丁俊萍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主要由六个方面的重要制度构成，分别从思想理论、政治、社会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管党治党等方面，明确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点[14]。
四是场域说。张晓燕认为需要从党的自身建设和党治国理政这两个领域把握党的领导制度的内涵，从前者来看，是指党内各级组织之间以及同一组织内部的关系，从后者来看，则是指党对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领导关系[15]24。
概言之，学界从多元视角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体内涵作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學者在研究中采取不同的方法、角度，故而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看法不尽一致。
3.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多重逻辑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结构严整、设计合理的制度体系，其产生、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逻辑。只有弄清楚该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才能明确该制度体系的实践趋向。毫无疑问，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定型彰显出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具备理论、制度、实践、历史、法理和价值等多维逻辑。只有在深刻掌握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其本质。为达成这一目的，当前学界从六重维度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
一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张迪等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者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积累的政党理论基础上，认为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主张[16]。郭定平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群众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的有机整合，这种理论逻辑构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系统论证[17]。
二是从制度逻辑来看。齐卫平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分析，认为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中居顶层地位，因此，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具有决定意义[18]。
三是从实践逻辑来看。王启超等基于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话语表达的转换，指出党的领导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19]。蒋明敏等认为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加深对执政规律把握基础上回应现实的需要，是化制度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保障[20]。
四是从历史逻辑来看。张峰通过考察党的领导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进程，认为党的领导制度顺应了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21]。甘垚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放弃了党的领导，故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22]。
五是从法理逻辑来看。万里鹏以法学为视角，指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的进展为推进“党的领导”写入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遵循[23]。
六是从价值逻辑来看。方涛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价值维度，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要求，因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能够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产生功效，进而从制度形态上体现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4]。
从现有成果上看，学界从理论、制度、实践、历史、法理和价值等多重逻辑说明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必要性，为揭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逻辑理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有利于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另外也应看到不足，即在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逻辑理路进行多方面探讨时，缺少整体性、系统性考察，学者们往往着重于某一方面的阐释，极少阐释多维逻辑间的内在关联。
4.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阶段划分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中，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确立起来的。学界在回顾百年党史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视角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脉络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五阶段说。周长鲜等通过考察近百年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史发展过程，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史脉络划分为五个阶段，依次是初步探索阶段（1921年至1949年）、探索和初创阶段（1949年至1978年）、改革调整时期（1978年至1992年）、明确规范时期（1992年至2012年）、全面规范和体系化构建时期（2012年至今），指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密码就在于其独有的政党理论能与时俱进[25]。 二是四阶段说。尹志兵等基于党的百年历史，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经历了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和改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四个阶段[26]。方涛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经历了改革完善阶段（1978年至1989年）、加强建设阶段（1989年至2002年）、创新健全阶段（2002年至2012年）和体系确立阶段（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27]。
三是三阶段说。朱庆佳等通过梳理历部党章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变迁轨迹，总结出党章视域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演进，即奠基（中共一大党纲至八大党章）、发展（十二大党章至十八大党章）和完善（十九大党章）三个阶段[28]。
5.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路径研究
制度的生命力来源于实践，其发展方向也必然指向实践。制度再好，如果束之高阁，不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接受实践检验，就不能发挥其本身的效能，更不会随着实践的更新而趋于成熟和定型。学界着眼于实践需要，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推进路径展开了研究，主要有六种路径。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角度。唐皇凤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生长于党全面领导下的实践中，故而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为增强全党全社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政治定力，优化支持性制度体系[29]。
二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角度。辛向阳通过总结世界和历史经验认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好、落实好、维护好党的领导制度的首要任务[30]。
三是调试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马玉婕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塑的多向度回应入手，特别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需要在党与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优化[31]。李妍妍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旨归出发，认为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理念，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从而推进各项制度不断完善[32]。
四是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的角度。王庭大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命力在于执行，这就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作好表率，发挥“头雁”作用，坚决捍卫制度威严[33]。石仲泉认为应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保证党的领导制度的有力执行[34]。
五是加强制度建设的角度。李晴等认为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良好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故而要建立健全高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执行力[35]。陆卫明等认为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强化党员领导干部贯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带头维护党的制度权威的自觉性[36]。黎田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的六个具体制度分别聚焦党的领导宗旨、核心、样态、力量、效能、保障等维度，而只有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才能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37]。
六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胡荣涛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效互动的黏合剂，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制度建设有利于增强党对民众的思想引领力，从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38]。刘吕红从思维方法入手，指出科学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系统反思与阐释建构这一体系的基本问题[39]。
说到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还必须要着眼于实践需要，最终明确“怎么办”的问题。学界围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实现方略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
三、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前瞻
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虽然提出不久，但是学界已经在多个视域下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初步搭建了研究框架。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命题近年来才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一时间难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展开研究，有些问题短时间内在学理上难以讲清楚，而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纳入学界的研究视域等。故而，要继续深化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扩展研究视域，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不断深入。
1.拓展研究视域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本身意蕴丰富，其外延更是涉及诸多方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当前学界围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多重逻辑、阶段划分、推进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已初步搭建该研究的框架结构。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丰富意蕴还不完全匹配，学界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基本内涵、特征、地位、历史变迁、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基本理论问题是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的，只有取得对“元”命题的正确认识，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二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命题是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时提出的，因而需要加强研究总结该命题在“中国之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重点阐释如何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制度高效协同、高度融合的问题。
三是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势，以高度自信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坚持以大历史观讲清楚中国制度故事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历史内涵。因此，广大理论工作者既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外来思潮瓦解中国制度的危害，又要走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以阐释“中国之治”为己任，增强我国制度話语权，以本土话语把中国制度的理论逻辑讲透彻。 2.创新研究方法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方法多停留在党史党建学科研究方法上，具体来说就是以文献研究法为主的定性分析。然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涵意蕴十分丰富，如果固定地运用一个方法，将会导致研究的模式化、套路化，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创新研究方法就成为深化研究的必要条件。
一是运用组织学研究理论。按照政党学一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探究其内在组织结构、逻辑关系、运行机制也可运用组织学的相关理论，尤其要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二是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仅具有丰富理论意蕴，更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强烈的实践指向是其体系化、制度化的内在动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需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中得以发挥效能，为此，必须考察它所运用的环境，分析其发生作用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等。
三是运用政治学研究范式。坚持党的领导，国家才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战略规划定力，才能有效协调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多方共治，不断迈向国家治理的最佳境界。党的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需要运用治理理论的资源对党的制度体系创新予以实证分析和系统研究。
四是体系化研究的路径。由于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涉及政府、国家、社会关系，也涉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采取体系化的研究路径，对其内在机理、价值原则与体制机制、建设路径和实践策略等等，进行总体性分析、体系化论证、整合性研究，从而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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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