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近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联合撰文,要求研究基金的分配不再依赖私人关系。(见《南方网》,作者:杨绍福)
　　科研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前途,而科研经费的支持和导向,又直接决定着科学发展的根基和环境。经费分配的混乱,不仅会导致腐败丛生、学风退化,还将极大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如果“攻关”不如“公关”,那科研人员自然会对自身的专业性和科研的内在价值产生鄙薄心理,而失去敬畏感、成就感。长此以往,科研就不再是一种信仰,一种专业力量,而成为玩偶,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非常不利。科研经费管理,关键要让人信服,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为此,就必须积极地去行政化,推专业化。人们时常提起“教授治校”这个早被证明积极有效的制度,“教授治校”好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它去除行政化,推动专业化,以专业标准评判,以名家信誉担保,以专家操守处事。在这里,不仅评判标准由行政官员外行领导转向专业人士的内行领导,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专家的个人名誉、内在操守和专业坚守等心理和精神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何况,“教授治校”是群治,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走后门、拉关系等很难奏效。
　　科研经费管理完全可以从“教授治校”中吸取经验。一方面,要有专门化的经费管理机构,并且要体现其相对独立性。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举例来说,据相关研究资料介绍,其决策机构是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成员由选举产生,且要经过众议院通过并由总统任命。委员会任期6年,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委员要离任。这样的独立机构,其专业化的运作和规划能力,使之有远比普通政府部门强得多的专业素养,能科学地提出科研支持计划,合理分配经费。同时,退出机制的建立,也使委员以及委员会必须重视自己的操守和声誉,及时规避可能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得有合理有力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内外部监督共同作用,才能使经费管理公开透明。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