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王阳明“百战归来白发新”，遭逢父亲的丧事，守孝期间，过了几年“文谈闲雅”的散淡日子。庙堂的纷争渐行渐远，他只管讲学。
　　仰慕者闻风而至，其中有个来自陕西的儒生叫张思钦，客程跋涉数千里，想请王阳明为自己刚去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其用心，自然是借对方的如椽之笔来揄扬父亲的名声，以至不朽。
　　平常人家虽无功业可颂，但至少像王安石写墓志铭那样可以赞赏死者的人品“君既与兄元相有爱，称天下”，也可以感慨死者的际遇“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总之，真心想写，还是有话可说的。
　　然而，王阳明并没有因为张思钦远道而来、诚意满满就一时心软。他没有简单拒绝，倒是鼓励对方：与其借他人的手笔，不如靠自己。你要是成了圣贤，父母不就成了圣贤的父母。今天我们知道叔梁纥的名字，难道不是因为他是孔子的父亲吗？王阳明的观点跟《孝经》所提到的孝的终极目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完全吻合的，都是把孝引向实践的层面，完全功利化。
　　在王阳明的鼓励下，张思钦不但放下了恳求墓志铭的执念，还心悦诚服地拜倒在王的门下，很有点像许巍的歌曲《故事》里唱的那样“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
　　为什么说他“迷失”了呢？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许多思维错误都和缺乏统计学知识相关，尤其需要重视“大概率”和“小概率”。能成为圣贤自然是最好，但属于“小概率”，孟子不也说“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五百年才出了一个孔子。王阳明许他一个灿烂的明天，可他肯定不可能“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到看淡了壮志豪情，发现请名人写墓志铭才是次优方案，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人们往往对强度有更深刻的认识，比如成为圣贤，有那么多仰慕者追随，尽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样高光时刻所带来的荣耀；但是对概率却不太敏感。比如因害怕空难，很多人对坐飞机充满恐惧，但实际上坐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统计数字，坐飞机出行的死亡率极低，只是空难事件总被媒体大肆渲染，才讓人忽视了它极小的发生概率。
　　德国经济学博士多贝里在《清醒思考的艺术》这本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叫马库斯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爱听莫扎特的音乐。根据以上描述，以下哪种情况可能性更大？（1）马库斯是卡车司机；（2）马库斯是法兰克福的文学教授。绝大多数人都会选（2），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德国卡车司机要比法兰克福的文学教授多得多，也就是说，按照概率来说，选（1）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大多数人选（2）是因为被问题中的精确描述误导了。
　　同样，面对王阳明的鼓励，再加上个人的感情偏好，张思钦偏离了“纯粹的理性”的道路，在做判断的时候，忽略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后来，张思钦果然没有成为圣贤，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亲姓甚名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对王阳明先生“事上磨炼”这一思想的体悟，他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万维钢说：“成熟等于对小概率事件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