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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景联路幽静的花园小径里，隐藏着一个玻璃艺术工作室——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今上海大部分精美的彩绘镶嵌玻璃艺术作品，就诞生在这里。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探访了工作室的主人、旅法华裔艺术家陈伟德先生，听这位“玻璃魔法师”讲述了彩绘玻璃的幻丽与神秘。
从神殿飞入民居
说到“彩绘玻璃”，许多人可能会将之与“教堂玻璃”画上等号。12世纪初，彩绘玻璃被欧洲各国大量运用于教堂玻璃——当日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映入教堂一隅，如此柔和又璀璨，仿佛圣光浮显。如今，许多欧洲古老的教堂内都仍然完好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彩绘玻璃——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圣沙佩勒教堂，就以拥有13世纪的《圣经》故事彩绘玻璃窗而闻名于世。
“彩绘玻璃被大量运用于教堂，这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在他的玻璃艺术工作室里，陈伟德告诉我，“宗教势力占领了整个欧洲，所有的好东西都被送往教堂——油画如此，彩绘玻璃花窗也如此，最好的东西都在教堂里。”
不过，彩绘玻璃最早却并非出现在教堂，而是被欧洲贵族用于家族族徽。现存于世最早的彩绘玻璃艺术品，28厘米見方，正是6世纪法国贵族的一枚族徽。直到11、12世纪，才在教堂里流行起来，成为哥特式建筑的灵魂。
彩绘玻璃从私人住宅走进教堂，历经数百年后，又从神殿重新回到了私人宅邸——18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被誉为“现代设计之父”，他有一句传世名言：“把艺术生活化”。到了19世纪，彩绘玻璃开始逐渐被运用于欧洲民用建筑之中，20世纪更是大放异彩，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建筑装饰材料。这一时期，不仅是彩绘玻璃，艺术与生活互为渗透，家居设计从家具线条到墙上的画饰，都经历了一个艺术化的飞跃。
大洋彼岸的上海，同样得风气之先，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彩绘玻璃装饰。法国传教士在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随后又创办了“土山湾孤儿工艺场”——这里不仅被一代美术大师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在无意间掀开了中国彩绘玻璃的序幕。
1930年代，古典又华美的彩绘玻璃被“东方梦巴黎”大量运用在教堂、俱乐部与民居，与30年代盛行一时的Art Deco装饰艺术相得益彰。
“可惜的是，经历过‘文革’浩劫，当年大多数以人物为题材的彩绘玻璃都遭到了毁坏。”陈伟德觉得很遗憾，“上海保存完好的彩绘玻璃如今屈指可数，比如茂名路花园饭店，它的前身是法国俱乐部，二楼最大的宴会厅百花厅，过去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舞厅，它上方呈椭圆形船底造型的天顶就是由彩色玻璃镶拼而成。南昌路上的科学会堂、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陕西北路上的荣氏老宅、武定西路上的广播交响乐团、江苏路上市三女中的大礼堂，也还零星保留了一些。可是在巴黎，那些老玻璃都被保存得很好，‘老佛爷百货’所在的奥斯曼大道上的建筑物里就有许多——这些彩绘玻璃曾经对改变巴黎的城市气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玻璃本无色，匠心彩绘之
陈伟德对巴黎的彩绘玻璃作品了然于胸，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是在法国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师从Pierre Carron教授，研习古典油画。也是在巴黎，他第一次接触到彩绘玻璃的技法。
陈伟德是上海人，中学时期就师从于画家孟光。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后，求画若渴的陈伟德选择了自费留学，1985年赴法，学的正是他最心仪的学院派油画。在法留学期间，他以画家的身份成为独立艺术家——没想到，命运的小径却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
由于画作精美，在法国时陈伟德就被一些友人邀请去绘画。一位经常邀请他作画的法国人，恰巧是巴黎玻璃学校的老师——看他对彩绘玻璃感兴趣，就教他绘画、烧制彩绘玻璃。
正是从她那里，陈伟德了解到：镶嵌玻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本来就有不同色彩的玻璃镶嵌成图案，另一种，是在玻璃上绘画，再经过高温烧制和镶嵌，完成完整的彩绘玻璃作品。
玻璃本无色，但聪明的古人发现，如果在玻璃加工过程中混入不同金属元素或金属氧化物，就能将玻璃变得炫目多彩——加入铅，可闪耀明亮如水晶；加入少量锰，会呈现淡绿色；加入金属铜，则形成深红色；加入钛，可以令其变化呈棕黄色；加入多些锰，便显出淡紫的雅致；加入少量钴，却可造就明朗的蓝色……
不过，五彩玻璃虽美，却无法呈现更为细致的图案。于是在改变玻璃颜色之余，人们又创造了在玻璃上绘画的艺术——先在玻璃上绘出纹样，再进高温炉窑烧制，使颜色牢牢地附着在玻璃表面，历经百年都不会褪色。
这种兴起于10世纪的工艺，真正做起来却远不似描述的那么简单。
“画玻璃要用专用的玻璃颜料，粉末状的，平时用水划开，有时候还要‘添油加醋’进行调和。”说起彩绘玻璃，陈伟德如数家珍，“在玻璃上作画，最大的局限就是不能修改，而且无法一次成型，必须多次叠加——比如说画一个人像，第一步先描轮廓线，然后进炉烧制；第二步画上底色，再进炉烧；第三步添上阴影，接着烧；第四步可能是补上人物皮肤的中间色，还要再烧一次——每画一层就要进炉烧，一块玻璃至少要烧四五次。假如最后一次把颜色烧坏了、玻璃烧裂了，那么前面的功夫就全白搭了，只能一切推倒重来。”
烧制玻璃的炉子是定制的，一般需要将温度控制在600度左右，一烧就是十几个小时，烧完还得等七八个小时，让炉子冷却下来才能开窑，一整天下来也就烧一炉。“每次开窑的时候心里都有点慌的。”陈伟德笑说。
但一块千锤百炼烧制完美的彩绘玻璃，却能够完成彩色镶嵌玻璃所达不到的精细——假如要表现《圣经》故事里丰富的人物情节，就非彩绘不可。尽管千难万险，钟爱古典技法的陈伟德还是更崇尚精雕细琢的彩绘玻璃。 当所有的绘画烧制都完成之后，还要将一小块一小块的彩绘玻璃，用细细的铅条拼接、焊接到一起，组成一幅或壮美或浪漫的完整作品——那一刻，所有的付出和等待都有了报答。
被彩色玻璃“引诱”回国
1993年，旅居巴黎8年之久的陈伟德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回国是为了创业。1993年的上海，是一片百业待兴的热土。华东设计院有位设计师吴明光是陈伟德的发小，从小俩人就在同一条弄堂长大。当时在国内，彩绘玻璃已经沉寂了几十年，就连发祥地“土山湾孤儿工艺场”都已经早在1950年就解散了，制作彩绘玻璃的手艺也几近失传。但身为设计师，吴明光却深深明白玻璃对于建筑气质的重要性。他想到了自己的发小，将他“引诱”回国，两人共同创业。
“最初建立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选址就在现在的莘庄地铁站——1993年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们在种禽场里建起了工作室，接到的第一个创作就是汉口路沐恩堂里的教堂玻璃花窗‘耶稣牧羊图’，有十几米高；后来又为国际礼拜堂做了100平方米的彩绘玻璃；美丽华大厦上的镶嵌玻璃花窗也是早期创作的，现在驾车驶过高架虹许路段还能远远看到。”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连新建筑物的设计都不怎么讲究，更不用说为建筑锦上添花的彩绘玻璃——那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审美升级到一定阶段才会流行起来的艺术，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有将近十年时间，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都不能用“顾客盈门”来形容，这段创业开始得并不顺利。
但陈伟德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法国，在迪拜机场转机时看到的一幅机场壁画——那正是一幅巨大的彩绘玻璃，上面绘制了繁忙的渔港图景。当年出国殊不容易，从上海去一趟法国，要途经香港、新加坡、迪拜，经过多次转机。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行色匆匆的时候，陈伟德却不由自主地在这幅彩绘玻璃前停下脚步，驻足良久。
“我像乡下人进城一样，看见了好东西就移不开眼睛。”陈伟德笑说。32年前的事，回想起来，就像几天前刚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也许，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他和彩绘玻璃的牵缠情缘。
画家出身的陈伟德，即使在生意不那么好的时候，也总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不强求，不媚俗。对他而言，玻璃和画布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他创作的语言和载体，而创作永远是一件单纯的事情。
人的技术，光的魔法
好在，墙内开花墙外香。陈伟德的油画功底，让他的彩绘玻璃不落俗套。学院派的绘画技法，为玻璃注入了灵魂，也吸引了许多海外订单，尤其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2001年，和设计师彭阳合作后，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期。许多国内客户也开始慕名而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马勒别墅、建国宾馆、外滩浦华酒店、外滩华润九里、虹桥高尔夫俱乐部、上海银行会议厅、上海东亚富豪酒店、浦江饭店、东湖饭店、杭州阳明谷别墅……都找上门来，指名要求陈伟德为其创作手绘玻璃。工作室的作品也被美国、日本、欧洲和国内的收藏家购买和收藏。
2010年，坐落于复兴中路的上海文化广场经过全新重建，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在文化广场正式开业前，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为其赶制了一座345平方米、足有5层楼高的巨幅彩色玻璃壁画——这幅《生命之源》源自画家丁绍光的画作，展现了自然界雨林万千生灵的和谐景观，原作只有2平方米大小，如今放大了100多倍，用大大小小30万块彩色玻璃镶拼而成——更难得的是，这30万块玻璃镶拼在一起，竟没有动用一根嵌条，而是采用了黏合工艺。
“不用铅条是因为铅条的粗细是固定的，不能让它粗一点或细一点。如果用铅条来镶嵌的话，整幅作品就充满了粗线条，无法表达出《生命之源》原本逼真传神的动植物和饱满溢动的色彩。”陈伟德告诉我，“但是黏合工艺就不同了，它能粗能细，赋予了画面千变万化的灵动之美。”
巨幅壁画《生命之源》花了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足足8个月时间去精雕细磨，成品的质量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令日本专家也啧啧称奇，如今已然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
2014年，上海玻璃博物館开幕，与玻璃牵缠半生的陈伟德特意将自己亲自描绘的仿古彩绘玻璃作品《圣徒大卫》赠送给博物馆，令大众一睹迄今最古老的彩绘玻璃的精彩画面。这些年来，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已经组建起了一支国内首屈一指的彩绘镶嵌玻璃工艺专业队伍，他还手把手地带了几个徒弟，令这门艺术得以后继有人。
“在法国巴黎，有许多自由艺术家在从事手绘玻璃艺术，欧洲的许多公共空间，比如地铁、图书馆、医院、幼儿园，都会使用彩绘玻璃，在政府看来，这是一种审美的传递。”陈伟德说，“日本也有不少手绘玻璃的百年老店，从明治时代就开始经营。我有个愿望——创办一个玻璃艺术收藏馆，希望可以将代表彩绘玻璃艺术水准的作品、将审美展现给观众。”
陈伟德有句名言：假如没有光，彩色镶嵌玻璃还不如马赛克。
多年来的经验让他仿佛一位玻璃魔法师——他知道当自然光照射在玻璃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都会呈现出幻化万千的神秘效果。他还知道不同的玻璃颜料，哪些烧制后会变得透明，哪些会变得半透明——如果画一朵云，他会选择在玻璃正面用蓝色透明颜料，再在反面绘上白色半透明颜料，成品就会呈现云彩的轻盈与通透。
去年，陈伟德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彩绘镶嵌玻璃作品《穿越》。在这幅一整面墙大小的作品上，他不仅绘上了自己最爱的三位画家代表作——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春》《维纳斯的诞生》、马奈（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乌切罗（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Muse’e du Louvre），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了和三位大师的对话；还融入了“穿越”的元素——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甚至是草地上的iPhone、可口可乐锡罐，来表达新旧艺术的冲突与颠覆。最为特别的是，作品上不仅有彩绘玻璃，还保留了青灰色的墙砖——墙砖不仅让构图更生动，还隐藏了陈伟德创作这幅作品的用意——“即使是时空巨变，也不能掩埋好的艺术品”。
从神殿飞入民居
说到“彩绘玻璃”，许多人可能会将之与“教堂玻璃”画上等号。12世纪初，彩绘玻璃被欧洲各国大量运用于教堂玻璃——当日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映入教堂一隅，如此柔和又璀璨，仿佛圣光浮显。如今，许多欧洲古老的教堂内都仍然完好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彩绘玻璃——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圣沙佩勒教堂，就以拥有13世纪的《圣经》故事彩绘玻璃窗而闻名于世。
“彩绘玻璃被大量运用于教堂，这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在他的玻璃艺术工作室里，陈伟德告诉我，“宗教势力占领了整个欧洲，所有的好东西都被送往教堂——油画如此，彩绘玻璃花窗也如此，最好的东西都在教堂里。”
不过，彩绘玻璃最早却并非出现在教堂，而是被欧洲贵族用于家族族徽。现存于世最早的彩绘玻璃艺术品，28厘米見方，正是6世纪法国贵族的一枚族徽。直到11、12世纪，才在教堂里流行起来，成为哥特式建筑的灵魂。
彩绘玻璃从私人住宅走进教堂，历经数百年后，又从神殿重新回到了私人宅邸——18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被誉为“现代设计之父”，他有一句传世名言：“把艺术生活化”。到了19世纪，彩绘玻璃开始逐渐被运用于欧洲民用建筑之中，20世纪更是大放异彩，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建筑装饰材料。这一时期，不仅是彩绘玻璃，艺术与生活互为渗透，家居设计从家具线条到墙上的画饰，都经历了一个艺术化的飞跃。
大洋彼岸的上海，同样得风气之先，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彩绘玻璃装饰。法国传教士在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随后又创办了“土山湾孤儿工艺场”——这里不仅被一代美术大师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在无意间掀开了中国彩绘玻璃的序幕。
1930年代，古典又华美的彩绘玻璃被“东方梦巴黎”大量运用在教堂、俱乐部与民居，与30年代盛行一时的Art Deco装饰艺术相得益彰。
“可惜的是，经历过‘文革’浩劫，当年大多数以人物为题材的彩绘玻璃都遭到了毁坏。”陈伟德觉得很遗憾，“上海保存完好的彩绘玻璃如今屈指可数，比如茂名路花园饭店，它的前身是法国俱乐部，二楼最大的宴会厅百花厅，过去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舞厅，它上方呈椭圆形船底造型的天顶就是由彩色玻璃镶拼而成。南昌路上的科学会堂、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陕西北路上的荣氏老宅、武定西路上的广播交响乐团、江苏路上市三女中的大礼堂，也还零星保留了一些。可是在巴黎，那些老玻璃都被保存得很好，‘老佛爷百货’所在的奥斯曼大道上的建筑物里就有许多——这些彩绘玻璃曾经对改变巴黎的城市气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玻璃本无色，匠心彩绘之
陈伟德对巴黎的彩绘玻璃作品了然于胸，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是在法国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师从Pierre Carron教授，研习古典油画。也是在巴黎，他第一次接触到彩绘玻璃的技法。
陈伟德是上海人，中学时期就师从于画家孟光。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后，求画若渴的陈伟德选择了自费留学，1985年赴法，学的正是他最心仪的学院派油画。在法留学期间，他以画家的身份成为独立艺术家——没想到，命运的小径却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
由于画作精美，在法国时陈伟德就被一些友人邀请去绘画。一位经常邀请他作画的法国人，恰巧是巴黎玻璃学校的老师——看他对彩绘玻璃感兴趣，就教他绘画、烧制彩绘玻璃。
正是从她那里，陈伟德了解到：镶嵌玻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本来就有不同色彩的玻璃镶嵌成图案，另一种，是在玻璃上绘画，再经过高温烧制和镶嵌，完成完整的彩绘玻璃作品。
玻璃本无色，但聪明的古人发现，如果在玻璃加工过程中混入不同金属元素或金属氧化物，就能将玻璃变得炫目多彩——加入铅，可闪耀明亮如水晶；加入少量锰，会呈现淡绿色；加入金属铜，则形成深红色；加入钛，可以令其变化呈棕黄色；加入多些锰，便显出淡紫的雅致；加入少量钴，却可造就明朗的蓝色……
不过，五彩玻璃虽美，却无法呈现更为细致的图案。于是在改变玻璃颜色之余，人们又创造了在玻璃上绘画的艺术——先在玻璃上绘出纹样，再进高温炉窑烧制，使颜色牢牢地附着在玻璃表面，历经百年都不会褪色。
这种兴起于10世纪的工艺，真正做起来却远不似描述的那么简单。
“画玻璃要用专用的玻璃颜料，粉末状的，平时用水划开，有时候还要‘添油加醋’进行调和。”说起彩绘玻璃，陈伟德如数家珍，“在玻璃上作画，最大的局限就是不能修改，而且无法一次成型，必须多次叠加——比如说画一个人像，第一步先描轮廓线，然后进炉烧制；第二步画上底色，再进炉烧；第三步添上阴影，接着烧；第四步可能是补上人物皮肤的中间色，还要再烧一次——每画一层就要进炉烧，一块玻璃至少要烧四五次。假如最后一次把颜色烧坏了、玻璃烧裂了，那么前面的功夫就全白搭了，只能一切推倒重来。”
烧制玻璃的炉子是定制的，一般需要将温度控制在600度左右，一烧就是十几个小时，烧完还得等七八个小时，让炉子冷却下来才能开窑，一整天下来也就烧一炉。“每次开窑的时候心里都有点慌的。”陈伟德笑说。
但一块千锤百炼烧制完美的彩绘玻璃，却能够完成彩色镶嵌玻璃所达不到的精细——假如要表现《圣经》故事里丰富的人物情节，就非彩绘不可。尽管千难万险，钟爱古典技法的陈伟德还是更崇尚精雕细琢的彩绘玻璃。 当所有的绘画烧制都完成之后，还要将一小块一小块的彩绘玻璃，用细细的铅条拼接、焊接到一起，组成一幅或壮美或浪漫的完整作品——那一刻，所有的付出和等待都有了报答。
被彩色玻璃“引诱”回国
1993年，旅居巴黎8年之久的陈伟德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回国是为了创业。1993年的上海，是一片百业待兴的热土。华东设计院有位设计师吴明光是陈伟德的发小，从小俩人就在同一条弄堂长大。当时在国内，彩绘玻璃已经沉寂了几十年，就连发祥地“土山湾孤儿工艺场”都已经早在1950年就解散了，制作彩绘玻璃的手艺也几近失传。但身为设计师，吴明光却深深明白玻璃对于建筑气质的重要性。他想到了自己的发小，将他“引诱”回国，两人共同创业。
“最初建立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选址就在现在的莘庄地铁站——1993年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们在种禽场里建起了工作室，接到的第一个创作就是汉口路沐恩堂里的教堂玻璃花窗‘耶稣牧羊图’，有十几米高；后来又为国际礼拜堂做了100平方米的彩绘玻璃；美丽华大厦上的镶嵌玻璃花窗也是早期创作的，现在驾车驶过高架虹许路段还能远远看到。”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连新建筑物的设计都不怎么讲究，更不用说为建筑锦上添花的彩绘玻璃——那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审美升级到一定阶段才会流行起来的艺术，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有将近十年时间，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都不能用“顾客盈门”来形容，这段创业开始得并不顺利。
但陈伟德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法国，在迪拜机场转机时看到的一幅机场壁画——那正是一幅巨大的彩绘玻璃，上面绘制了繁忙的渔港图景。当年出国殊不容易，从上海去一趟法国，要途经香港、新加坡、迪拜，经过多次转机。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行色匆匆的时候，陈伟德却不由自主地在这幅彩绘玻璃前停下脚步，驻足良久。
“我像乡下人进城一样，看见了好东西就移不开眼睛。”陈伟德笑说。32年前的事，回想起来，就像几天前刚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也许，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他和彩绘玻璃的牵缠情缘。
画家出身的陈伟德，即使在生意不那么好的时候，也总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不强求，不媚俗。对他而言，玻璃和画布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他创作的语言和载体，而创作永远是一件单纯的事情。
人的技术，光的魔法
好在，墙内开花墙外香。陈伟德的油画功底，让他的彩绘玻璃不落俗套。学院派的绘画技法，为玻璃注入了灵魂，也吸引了许多海外订单，尤其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2001年，和设计师彭阳合作后，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期。许多国内客户也开始慕名而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马勒别墅、建国宾馆、外滩浦华酒店、外滩华润九里、虹桥高尔夫俱乐部、上海银行会议厅、上海东亚富豪酒店、浦江饭店、东湖饭店、杭州阳明谷别墅……都找上门来，指名要求陈伟德为其创作手绘玻璃。工作室的作品也被美国、日本、欧洲和国内的收藏家购买和收藏。
2010年，坐落于复兴中路的上海文化广场经过全新重建，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在文化广场正式开业前，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为其赶制了一座345平方米、足有5层楼高的巨幅彩色玻璃壁画——这幅《生命之源》源自画家丁绍光的画作，展现了自然界雨林万千生灵的和谐景观，原作只有2平方米大小，如今放大了100多倍，用大大小小30万块彩色玻璃镶拼而成——更难得的是，这30万块玻璃镶拼在一起，竟没有动用一根嵌条，而是采用了黏合工艺。
“不用铅条是因为铅条的粗细是固定的，不能让它粗一点或细一点。如果用铅条来镶嵌的话，整幅作品就充满了粗线条，无法表达出《生命之源》原本逼真传神的动植物和饱满溢动的色彩。”陈伟德告诉我，“但是黏合工艺就不同了，它能粗能细，赋予了画面千变万化的灵动之美。”
巨幅壁画《生命之源》花了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足足8个月时间去精雕细磨，成品的质量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令日本专家也啧啧称奇，如今已然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
2014年，上海玻璃博物館开幕，与玻璃牵缠半生的陈伟德特意将自己亲自描绘的仿古彩绘玻璃作品《圣徒大卫》赠送给博物馆，令大众一睹迄今最古老的彩绘玻璃的精彩画面。这些年来，陈伟德玻璃艺术工作室已经组建起了一支国内首屈一指的彩绘镶嵌玻璃工艺专业队伍，他还手把手地带了几个徒弟，令这门艺术得以后继有人。
“在法国巴黎，有许多自由艺术家在从事手绘玻璃艺术，欧洲的许多公共空间，比如地铁、图书馆、医院、幼儿园，都会使用彩绘玻璃，在政府看来，这是一种审美的传递。”陈伟德说，“日本也有不少手绘玻璃的百年老店，从明治时代就开始经营。我有个愿望——创办一个玻璃艺术收藏馆，希望可以将代表彩绘玻璃艺术水准的作品、将审美展现给观众。”
陈伟德有句名言：假如没有光，彩色镶嵌玻璃还不如马赛克。
多年来的经验让他仿佛一位玻璃魔法师——他知道当自然光照射在玻璃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都会呈现出幻化万千的神秘效果。他还知道不同的玻璃颜料，哪些烧制后会变得透明，哪些会变得半透明——如果画一朵云，他会选择在玻璃正面用蓝色透明颜料，再在反面绘上白色半透明颜料，成品就会呈现云彩的轻盈与通透。
去年，陈伟德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彩绘镶嵌玻璃作品《穿越》。在这幅一整面墙大小的作品上，他不仅绘上了自己最爱的三位画家代表作——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春》《维纳斯的诞生》、马奈（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乌切罗（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Muse’e du Louvre），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了和三位大师的对话；还融入了“穿越”的元素——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甚至是草地上的iPhone、可口可乐锡罐，来表达新旧艺术的冲突与颠覆。最为特别的是，作品上不仅有彩绘玻璃，还保留了青灰色的墙砖——墙砖不仅让构图更生动，还隐藏了陈伟德创作这幅作品的用意——“即使是时空巨变，也不能掩埋好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