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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举办的北京国际摄影周上，一个名为《梦幻的翅膀》摄影展，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展览由来自法国、西班牙、瑞士、德国、波兰、芬兰的八位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组成，这些作品基本上代表着目前欧洲摄影的大体状况与走向。
身为德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的欧洲著名策展人露丝· 艾科恩（Ruth Eichhorn）亲手把这个展览带到了北京。在北京世纪坛的展厅里，这位安静的德国老大姐娓娓而谈。她认为：摄影艺术是一个永恒之谜。我们总是认为艺术家是以某种可触知的方式来操控材料：即通过双手，他们将石头改变形状，利用墨水描绘轮廓，或者用颜料涂抹上色。而摄影师的创作方式看起来更加迂回间接，是通过捕捉、呈现和构造现实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最好的摄影作品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现在，有些摄影者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尝试着浓缩所观察的实际情况，对既定情境进行分析。他们运用自己的非凡能力，揭示了普通常态下潜在的问题。而这样一来，纪实性无疑成为摄影的一种理念。观念摄影通常被定义成一种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呈现出来的摄影类型。也可以说是以类型或者连续图像，或者重现事件的方式来进行纪实性描述和表现。参展的八位摄影师就走在这条追求极致的摄影道路上，他们运用自己的创造力用图像展现了真实的新闻事件或者社会问题。多年以来直至今天，摄影界巨擘亨利· 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决定性瞬间”这个著名词汇定义了所谓新闻摄影。摄影师就会像一个图像猎手一样，在某个有趣的地方静待情境或者事态的发展，当所有要素相互影响，到达具有高度暗示和启发性的完美创作点时，摄影师就会按动快门捕捉下这个瞬间。这种摄影方式一直以来，即使到现在，基本上都被视为一种展现现实的形式。摄影师就像我们的代理人，让我们看到了用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随着监控摄影机、谷歌街景和其他资源的出现，新闻摄影从此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相混合的事业，尤其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要想超越在社交媒体和共享平台所能看到的图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著名的摄影理论家，美国作家弗雷德· 里钦（Fred Ritchin）给了镜头后面的人们一条简短的启示：不创新即灭亡。这八位摄影者是基于一种理念进行创作的，也就是根据他们事先构成的想法创作拍摄一系列图像，而且其中所包含的观念和思想可以被观众辨识和理解。
露丝· 艾科恩对摄影的见解，源自她多年摄影工作的体会和经验，她曾策划一系列摄影书籍和重要摄影展览，并多次担任“荷赛”评委，也曾受邀担任中国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她对中国摄影及中国摄影师也颇为了解，她认为，中国有一大批摄影师具有很好的技术和能力，可能是在题材选择和表达上与西方有所区别，比如，中国有一批热衷自然风光的摄影师，拍得很好，但似乎缺乏对题材的延伸，西方摄影师即使拍摄风光类题材，也是在关注生态变化，反映人类社会的变化等等。
我们现在走进展厅，逐一观摩这些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西班牙女艺术家克里斯蒂娜· 德· 米德尔（Cristina de Middel），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摄影硕士学位。在放弃新闻摄影的价值信仰之前，曾经从事新闻摄影记者工作很多年。新闻摄影让她感到失望：“我意识到如果有可能用一幅照片改变世界，那一定不会在新闻报纸上。”后来，她把目光放在了新闻摄影之外，开始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最初是在个人博客上，后来更多是在精心制作的专辑中。有一次她在互联网上浏览，查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奇怪的心理学实验时，偶然发现了内容为“史上最奇怪的10项实验”的文章。而位居这个实验清单第一项的是，从1964 年开始的赞比亚太空计划。她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是这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项实验计划勾起了她的好奇，她飞往赞比亚寻找线索，重新挖掘当年赞比亚人编织的太空梦，以她的视角拍摄了很多照片来再现这个似虚构般的事实，便有了这组通过虚构展现真实的现实的《非洲太空人》（Afronauts）。这是一组巧妙的作品，作者并没有嘲笑赞比亚的雄心，而是让人们重新发现在由世界强权主宰的太空竞赛中，仍有位于权力边缘、弱势但不服气的人，曾经勇敢地对太空说话的权力。
德· 米德尔的作品表明，虚拟，和现实一样，也可以作为摄影的主题，并指出我们认为摄影必须参考现实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她向我们展示了媒介是怎样推动事实与虚构发展的—以及最终如何推动太空竞赛的。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新闻摄影的图片要如实再现真实情况。而两个瑞士小伙子乔亚金· 柯蒂斯（JojakimCortis）和阿德里安·索德瑞格（Adrian Sonderegger）则突发奇想，在他们的工作室中模仿、重现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图像，用自造逼真的模型再现经典的历史照片，命名为《标志性的历史瞬间》（Icons）。这些图像全都是标志性的，诸如“9·11”事件、泰坦尼克号沉没、阿波罗登月、莱特兄弟试飞成功等广为观者所熟悉的画面，是人类社会核心范畴的视觉之钥。这两位摄影者通过这种方式重现了历史照片。每一个重新构建的场景与原始图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相似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并产生无限遐想，使观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经典的历史事件，同时围绕在所谓毕生之作，风格流派和原创作品之外的铜墙铁壁也倒掉了。
与其他摄影者不同，这两位年轻人的创作非常辛苦和琐碎，他们要研究不同材料，对其质地、光线进行试验，并做出精致的模型，这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比如他们在拍摄阿姆斯特朗留在月球上的脚印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沙土，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使用水泥，达到了效果，而脚印比他们设想的要难完成，他们尝试几百次才得到了他们想要结果。
通常人们认为照片是现实的再现，但是他们的照片对事件如何发生这个问题给不了答案。它们没有假装实地呈现，但仍以一种震撼的方式呈现了原始场景的证据。这些照片告诫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的判断，不要相信你看到的，照片证明不了什么。
帕特里克·威洛克（Patrick Willocq）厌烦了新闻照片污辱和指责刚果的民众，而创作了《我是WaIé，请尊重我》（I am Walé，Respect me）系列，她想记录下当地妇女在初次分娩之后的土著文化和风俗。这些初次分娩的年轻妇女被称为Walé，她们会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中隐居隔离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威洛克邀请这些妇女参与搭建某些场景，而这个场景则要可以见证她们的这段个人经历。每一个构建起的场景都是她们隐居生活的视觉再现，而这些主题则是每个妇女对于结束隐居，重获自由日子到来的歌颂和赞美。
威洛克的这组作品美好而温暖，有意显露的人造布景与饱和度很高的斑斓颜色，具有夸张并且有些怪诞的舞台效果，人与“道具”之间在真实与虚拟中切换，让观者在陌生和熟悉中徘徊思考。
德国女艺术家安德烈亚· 格吕茨纳（Andrea Grützner），把摄影当作她表现艺术的媒介，但她的作品又似乎在摄影、油画以及抽象拼贴画这几种不同的媒介形式中转换的作品则展示了与上述完全相反的一面。实际上，她几乎是放大了一座老房子的各个角落，这个老房子则是她孩提时代假期经常去的地方。照片中展示的都是从房间环境中分离出的局部细节，如楼梯、天花板和门，而画面的效果类似于抽象绘画，表现了她记忆中的相关碎片。她说，她的这组《支离破碎的记忆》（Fragmented memories） “真实地描述这个世界，而非复制一个它的副本”。
而我个人以为，这组《支离破碎的记忆》应该是整个展览中比较弱的，从其意向，画面的经营、构图、颜色，创意等方面显陈旧而乏有新意。
凯瑟琳· 巴利特（Catherine Balet）的作品是在摆弄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数码设备，而从数码设备上发出的特殊光线让她着迷陶醉。以她的观点，这种光线通过社交网络连接着“真实的我”和“虚拟的我”，创造出双重人格，同时也表明我们普遍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社团之中。在《灯光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ight）这组作品中，她试图寻找当今社会人类与科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作品的灵感来自夜晚的海边，她在那里看见一对年轻情侣在用手机自拍，浪花打在他们的脚上，一切都那么自然而奇妙。手机屏幕照在他们脸上的光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就像是德国浪漫主义画作—更多展现心境而非实际情况。这种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照在被摄者身上微弱的光，有一种绘画作品的美，她开始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它们，已经“入侵”我们生活的世界了。她认为：“一些电子设备只是令人兴奋的小玩意儿，但其背后包含的意义令人毛骨悚然”。
芬兰女摄影师玛利亚· 皮瑞拉（Marja Pirila）就是以这种理念进行创作，她使用了最古老的摄影技术—暗箱摄影。这种影像并置营造出我们心灵风景中的一次短暂旅行：记忆、幻想、恐惧和梦想的反射。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理论，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将地球推进到了一个新纪元—人类世。
传统的暗箱现象是在黑暗房间的墙上开一个小孔，光线透过小孔将外面的景物投射到屋力里，形成倒立的影像，皮瑞拉在研究这一成像过程时受到了启发，“在我意识到暗箱的可能性后，我觉得我终于寻找到了一种可以通过拍摄照片向观者展示被摄者及其生活环境的方法，同时给它们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内部·外部》（Interior/Exterior）。”
自然中的景象倒置在房间里，与房间里的人和物品混合在一起，朦胧的气氛造就出梦幻的效果。当然，作者并非在用古老的成像法玩弄光影的趣味，她在思考人与环境、人的内心与外在的关系。
1977年出生的波兰人卡斯帕· 科瓦尔斯基（Kacper Kowalski）曾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在从事建筑工作四年后，他投入到飞行和摄影中。他曾获得2009年、2014年、2015年“荷赛”奖。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他作为飞行员和摄影师，航拍了一组关于家乡的自然与城市环境—《人造景观的本质》（The essence of the manmade landscape）。作品传递了多层含义，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他的作品展现了设计感的构图，水墨韵味和空灵的画面带有强烈的东方审美趣味。
来自德国的安德烈亚斯· 米切斯纳（Andreas Meichsner），曾在德国和日本学习摄影，他的第一本摄影集《Allesin Ordnung》，是表现游客在旅途中一些我行我素的作派与怪癖，该书获得了2012年德国摄影图书奖。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欧洲当代社会问题，这组《按部就班》（The beauty of serious work）是拍摄自德国技术监督协会，那里是进行产品测试的地方。其作品中缺少情感要素是着重表现的一种理念。每一个图像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表现人们完全融入了工作环境之中，展现了人与机器之间互相连接的现实。这些作品激发出观众的好奇心，并且展示了一个幻想中的实验主义世界。当我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置身其中。但是当我们身处室内时，屋外的风光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这些真实的场景和人，在作品中都呈现出超现实的意味，夸张且怪诞，但它们却是活生生地存在。
当代欧洲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离经叛道，反而是出乎预料的冷静与理智，他们每个人选题都是成熟而有意义的，完成的过程也是严格而艰辛。他们对自己作品清晰思考，不仅能非常逻辑地自圆其说，还可以说服世界各地的观众。这些作品让我们相信，摄影及其讲述事件的特性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人们对新鲜事物感觉熟悉，对熟悉的事物又觉得新鲜。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越来越朝着视觉沟通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对视觉信息的感知、理解和评价是现在以及未来基本和必要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我们都应该有机会和能力积极参与其中，成为视觉文化的接受者和创造者。
身为德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的欧洲著名策展人露丝· 艾科恩（Ruth Eichhorn）亲手把这个展览带到了北京。在北京世纪坛的展厅里，这位安静的德国老大姐娓娓而谈。她认为：摄影艺术是一个永恒之谜。我们总是认为艺术家是以某种可触知的方式来操控材料：即通过双手，他们将石头改变形状，利用墨水描绘轮廓，或者用颜料涂抹上色。而摄影师的创作方式看起来更加迂回间接，是通过捕捉、呈现和构造现实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最好的摄影作品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现在，有些摄影者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尝试着浓缩所观察的实际情况，对既定情境进行分析。他们运用自己的非凡能力，揭示了普通常态下潜在的问题。而这样一来，纪实性无疑成为摄影的一种理念。观念摄影通常被定义成一种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呈现出来的摄影类型。也可以说是以类型或者连续图像，或者重现事件的方式来进行纪实性描述和表现。参展的八位摄影师就走在这条追求极致的摄影道路上，他们运用自己的创造力用图像展现了真实的新闻事件或者社会问题。多年以来直至今天，摄影界巨擘亨利· 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决定性瞬间”这个著名词汇定义了所谓新闻摄影。摄影师就会像一个图像猎手一样，在某个有趣的地方静待情境或者事态的发展，当所有要素相互影响，到达具有高度暗示和启发性的完美创作点时，摄影师就会按动快门捕捉下这个瞬间。这种摄影方式一直以来，即使到现在，基本上都被视为一种展现现实的形式。摄影师就像我们的代理人，让我们看到了用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随着监控摄影机、谷歌街景和其他资源的出现，新闻摄影从此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相混合的事业，尤其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要想超越在社交媒体和共享平台所能看到的图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著名的摄影理论家，美国作家弗雷德· 里钦（Fred Ritchin）给了镜头后面的人们一条简短的启示：不创新即灭亡。这八位摄影者是基于一种理念进行创作的，也就是根据他们事先构成的想法创作拍摄一系列图像，而且其中所包含的观念和思想可以被观众辨识和理解。
露丝· 艾科恩对摄影的见解，源自她多年摄影工作的体会和经验，她曾策划一系列摄影书籍和重要摄影展览，并多次担任“荷赛”评委，也曾受邀担任中国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她对中国摄影及中国摄影师也颇为了解，她认为，中国有一大批摄影师具有很好的技术和能力，可能是在题材选择和表达上与西方有所区别，比如，中国有一批热衷自然风光的摄影师，拍得很好，但似乎缺乏对题材的延伸，西方摄影师即使拍摄风光类题材，也是在关注生态变化，反映人类社会的变化等等。
我们现在走进展厅，逐一观摩这些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西班牙女艺术家克里斯蒂娜· 德· 米德尔（Cristina de Middel），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摄影硕士学位。在放弃新闻摄影的价值信仰之前，曾经从事新闻摄影记者工作很多年。新闻摄影让她感到失望：“我意识到如果有可能用一幅照片改变世界，那一定不会在新闻报纸上。”后来，她把目光放在了新闻摄影之外，开始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最初是在个人博客上，后来更多是在精心制作的专辑中。有一次她在互联网上浏览，查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奇怪的心理学实验时，偶然发现了内容为“史上最奇怪的10项实验”的文章。而位居这个实验清单第一项的是，从1964 年开始的赞比亚太空计划。她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是这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项实验计划勾起了她的好奇，她飞往赞比亚寻找线索，重新挖掘当年赞比亚人编织的太空梦，以她的视角拍摄了很多照片来再现这个似虚构般的事实，便有了这组通过虚构展现真实的现实的《非洲太空人》（Afronauts）。这是一组巧妙的作品，作者并没有嘲笑赞比亚的雄心，而是让人们重新发现在由世界强权主宰的太空竞赛中，仍有位于权力边缘、弱势但不服气的人，曾经勇敢地对太空说话的权力。
德· 米德尔的作品表明，虚拟，和现实一样，也可以作为摄影的主题，并指出我们认为摄影必须参考现实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她向我们展示了媒介是怎样推动事实与虚构发展的—以及最终如何推动太空竞赛的。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新闻摄影的图片要如实再现真实情况。而两个瑞士小伙子乔亚金· 柯蒂斯（JojakimCortis）和阿德里安·索德瑞格（Adrian Sonderegger）则突发奇想，在他们的工作室中模仿、重现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图像，用自造逼真的模型再现经典的历史照片，命名为《标志性的历史瞬间》（Icons）。这些图像全都是标志性的，诸如“9·11”事件、泰坦尼克号沉没、阿波罗登月、莱特兄弟试飞成功等广为观者所熟悉的画面，是人类社会核心范畴的视觉之钥。这两位摄影者通过这种方式重现了历史照片。每一个重新构建的场景与原始图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相似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并产生无限遐想，使观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经典的历史事件，同时围绕在所谓毕生之作，风格流派和原创作品之外的铜墙铁壁也倒掉了。
与其他摄影者不同，这两位年轻人的创作非常辛苦和琐碎，他们要研究不同材料，对其质地、光线进行试验，并做出精致的模型，这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比如他们在拍摄阿姆斯特朗留在月球上的脚印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沙土，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使用水泥，达到了效果，而脚印比他们设想的要难完成，他们尝试几百次才得到了他们想要结果。
通常人们认为照片是现实的再现，但是他们的照片对事件如何发生这个问题给不了答案。它们没有假装实地呈现，但仍以一种震撼的方式呈现了原始场景的证据。这些照片告诫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的判断，不要相信你看到的，照片证明不了什么。
帕特里克·威洛克（Patrick Willocq）厌烦了新闻照片污辱和指责刚果的民众，而创作了《我是WaIé，请尊重我》（I am Walé，Respect me）系列，她想记录下当地妇女在初次分娩之后的土著文化和风俗。这些初次分娩的年轻妇女被称为Walé，她们会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中隐居隔离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威洛克邀请这些妇女参与搭建某些场景，而这个场景则要可以见证她们的这段个人经历。每一个构建起的场景都是她们隐居生活的视觉再现，而这些主题则是每个妇女对于结束隐居，重获自由日子到来的歌颂和赞美。
威洛克的这组作品美好而温暖，有意显露的人造布景与饱和度很高的斑斓颜色，具有夸张并且有些怪诞的舞台效果，人与“道具”之间在真实与虚拟中切换，让观者在陌生和熟悉中徘徊思考。
德国女艺术家安德烈亚· 格吕茨纳（Andrea Grützner），把摄影当作她表现艺术的媒介，但她的作品又似乎在摄影、油画以及抽象拼贴画这几种不同的媒介形式中转换的作品则展示了与上述完全相反的一面。实际上，她几乎是放大了一座老房子的各个角落，这个老房子则是她孩提时代假期经常去的地方。照片中展示的都是从房间环境中分离出的局部细节，如楼梯、天花板和门，而画面的效果类似于抽象绘画，表现了她记忆中的相关碎片。她说，她的这组《支离破碎的记忆》（Fragmented memories） “真实地描述这个世界，而非复制一个它的副本”。
而我个人以为，这组《支离破碎的记忆》应该是整个展览中比较弱的，从其意向，画面的经营、构图、颜色，创意等方面显陈旧而乏有新意。
凯瑟琳· 巴利特（Catherine Balet）的作品是在摆弄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数码设备，而从数码设备上发出的特殊光线让她着迷陶醉。以她的观点，这种光线通过社交网络连接着“真实的我”和“虚拟的我”，创造出双重人格，同时也表明我们普遍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社团之中。在《灯光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ight）这组作品中，她试图寻找当今社会人类与科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作品的灵感来自夜晚的海边，她在那里看见一对年轻情侣在用手机自拍，浪花打在他们的脚上，一切都那么自然而奇妙。手机屏幕照在他们脸上的光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就像是德国浪漫主义画作—更多展现心境而非实际情况。这种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照在被摄者身上微弱的光，有一种绘画作品的美，她开始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它们，已经“入侵”我们生活的世界了。她认为：“一些电子设备只是令人兴奋的小玩意儿，但其背后包含的意义令人毛骨悚然”。
芬兰女摄影师玛利亚· 皮瑞拉（Marja Pirila）就是以这种理念进行创作，她使用了最古老的摄影技术—暗箱摄影。这种影像并置营造出我们心灵风景中的一次短暂旅行：记忆、幻想、恐惧和梦想的反射。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理论，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将地球推进到了一个新纪元—人类世。
传统的暗箱现象是在黑暗房间的墙上开一个小孔，光线透过小孔将外面的景物投射到屋力里，形成倒立的影像，皮瑞拉在研究这一成像过程时受到了启发，“在我意识到暗箱的可能性后，我觉得我终于寻找到了一种可以通过拍摄照片向观者展示被摄者及其生活环境的方法，同时给它们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内部·外部》（Interior/Exterior）。”
自然中的景象倒置在房间里，与房间里的人和物品混合在一起，朦胧的气氛造就出梦幻的效果。当然，作者并非在用古老的成像法玩弄光影的趣味，她在思考人与环境、人的内心与外在的关系。
1977年出生的波兰人卡斯帕· 科瓦尔斯基（Kacper Kowalski）曾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在从事建筑工作四年后，他投入到飞行和摄影中。他曾获得2009年、2014年、2015年“荷赛”奖。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他作为飞行员和摄影师，航拍了一组关于家乡的自然与城市环境—《人造景观的本质》（The essence of the manmade landscape）。作品传递了多层含义，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他的作品展现了设计感的构图，水墨韵味和空灵的画面带有强烈的东方审美趣味。
来自德国的安德烈亚斯· 米切斯纳（Andreas Meichsner），曾在德国和日本学习摄影，他的第一本摄影集《Allesin Ordnung》，是表现游客在旅途中一些我行我素的作派与怪癖，该书获得了2012年德国摄影图书奖。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欧洲当代社会问题，这组《按部就班》（The beauty of serious work）是拍摄自德国技术监督协会，那里是进行产品测试的地方。其作品中缺少情感要素是着重表现的一种理念。每一个图像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表现人们完全融入了工作环境之中，展现了人与机器之间互相连接的现实。这些作品激发出观众的好奇心，并且展示了一个幻想中的实验主义世界。当我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置身其中。但是当我们身处室内时，屋外的风光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这些真实的场景和人，在作品中都呈现出超现实的意味，夸张且怪诞，但它们却是活生生地存在。
当代欧洲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离经叛道，反而是出乎预料的冷静与理智，他们每个人选题都是成熟而有意义的，完成的过程也是严格而艰辛。他们对自己作品清晰思考，不仅能非常逻辑地自圆其说，还可以说服世界各地的观众。这些作品让我们相信，摄影及其讲述事件的特性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人们对新鲜事物感觉熟悉，对熟悉的事物又觉得新鲜。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越来越朝着视觉沟通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对视觉信息的感知、理解和评价是现在以及未来基本和必要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我们都应该有机会和能力积极参与其中，成为视觉文化的接受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