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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来电归属不详的电话，我当即知道她一定是死了。似乎人老了以后，就会慢慢产生一种对死亡的嗅觉，像年轻时对女人的嗅觉一样。
前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拣出藏在乱书堆里的相片集，一页页翻看。1982届定襄农校毕业纪念照，她蹲在最前面，海军衫，马尾辫，笑起来脸上有浅浅的酒窝。其实照片是看不太清楚的，是我情不自禁把记忆投射在了上面。
很久之前我曾想过退休之后要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就叫《日落平安里》，平安里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甚至连封面都想好了，素朴的硬质书皮，上面用铅笔画菖蒲叶子，此外是大片留白。但我后来想应该没有出版社对出这本书感兴趣，就没有动笔。其实我更怕才疏学浅，写出来的东西让大家耻笑。
我住的这栋上个世纪60年代盖的筒子楼，外面粉刷加固了几次，看不出来什么，但里面乱得跟猪圈一样。楼道里贴满了乱七八糟的小广告不说，推开门屋里一股臊气，光线也很暗，阴阴的，内衣裤都容易发霉。客厅墙上渗水，刷了几遍水泥也不顶用，下雨天不得了。马桶坏了很多年，方便还要跑到马路对面的公厕去。10年前这里还住着四个人，我的老伴和一双儿女，日子过得艰辛却风风火火，现在一下清静下来了，晚上躺在竹席上可以听到公共浴室管道的滴水声。
有人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产生感情，我说这是在放屁。我在平安里住了30年，情愿一觉醒来大地震把这屋子震塌了。大约是两年之前，我听人说这一片要拆迁，非常欢喜。晓东回来跟我商量拆迁补助的事，我的意思是这笔钱分两半，他拿一半去做个小生意，我拿一半到乡下买块地皮盖房，以后养老也不指望他了。但我儿子跟我说，他结婚这么多年还租房子过实在不得意，要拿拆迁补助去郊区买套房。为了这事，我们还大吵一架，他讨不到便宜，竟然威胁说以后不仅不给我养老，还要让我见不到孙子。这一架从年头吵到年尾，最后拆迁也没拆到这里来，先前的设想都拉倒了。
平安里从没有平安过。这一带原是钢铁厂为职工兴建的样板房，首批入住的都是干部和高级技工，很多分不到房的同志眼红得不得了，后来的事你能猜到，赶上那场运动就全乱了。据说在武斗中死了不少人，戾气太重。这些年原先的住户大部分都离开了，搬进来的以四川和湖南的打工青年居多，常住的老人家就数我和斜对面杨伟宏一家了。现在每层楼层过道上都搁着各式各样的灶具，住户就地择菜炒菜，我俩每天从外面回来都会被辣子气味熏得掉眼泪，简直比催泪瓦斯弹还厉害。
那些年轻人很多天生就是坏坯，几个人住一间房，晚上闹腾到深夜也不睡，有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好言好语劝他们，结果就换来一顿哄笑，说是听不懂这边的话。楼下院子里原本种了一棵樱桃树，五月初刚过端午时树上的樱桃还是半青的，不想一下午就被他们摘光了，吃完以后还骂味道不好，嘴角的涎液都没擦干。我气得差点要掌掴他们，从那以后我就不常去浇水了，树当然渐渐死掉了。
杨伟宏和我有三四十年的交情了，但我还是要说他不是个正经人。杨伟宏九十年代在农药公司做推销员，在公款上做手脚，亏得平日和领导关系好才没被起诉。后来他下海经商，一心想发大财，又去云南倒卖原石和玉材，不想被合伙人坑了，欠了一屁股债，只好老老实实回到家里。现在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那些年轻人面前吹牛逼，夏天喝酒喝多了在院子里弄了一个歪瓜裂枣的藤椅躺着，说他年轻时候多么风流潇洒，在下放的农村救了一个要投河的上海地主小姐，两个人私定终身什么的。只有我知道，他当年在下放农场里天天装病偷懒，见到女孩脸红得跟猪肝似的。
我曾经想人活一辈子一定不能活得浑浑噩噩，即使不能像牛虻和保尔·柯察金那樣顶天立地，至少要有一点追求，不然跟狗彘又有什么区别呢。但现在我终于想通了，在这个世上“欺人”是必要的，“自欺”也是必要的，如果能在“欺人”的基础上“自欺”的话就更好了。我是在快进坟墓的时候才参透这一点的，当然已经于事无补了。
早上我醒来时，残月像隔夜的米黏子一样粘在天空，对面树上的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时不时有洗漱声透过楼板传下来。是平安里最寻常的一天。
杨伟宏屋子门没关，我推门进去，看见他穿着件黄不拉叽的背心，仰面躺在沙发上抽烟，肚子上的赘肉隆起来，像座小山似的。
“有啥事？这么早来看我，我身体棒棒的，死不了。”
我说：“我让你保管的东西呢，放在什么地方？”
那死胖子动也不动，用脚趾从茶几下面钩出一个黑塑料袋，“就是这东西吧？”接着他又问：“你这大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我昨天试了一下，挺沉的，你儿子送的？”
“不是的。”我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一样好东西，你猜是什么？”
死胖子说：“呵，你还会吊我胃口，难不成是一袋白粉。”
我一脸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啊，是一斤炸药。”
死胖子挥了挥手说：“你要有剩的给我留一点，我去荒郊野岭炸个坑，快死的时候自己爬进去。妈的，现在连块烧饼大的坟地都买不起了。”
我忽然有点可怜他，但并没有表现出来。我像魔术师一样有板有眼地揭示出谜底或者说假象：“其实是我儿子寄来的按摩棒。”
杨伟宏深吸一口气，把五脏六腑的浊气吐在我脸上，“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个 货，现在还没变。江山难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拿了塑料袋，看见上面的胶带没有撕开，就转身离开了。在走廊尽头我看了一下表，六点十分。
徐素萍的早点铺正热火朝天地做生意，我进去点了一屉韭菜包子，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徐素萍看了我一眼说：“老王，今天穿得挺洋气啊，又去社保局办事？”
我说：“不，不，那笔烂账估计是要不回来了，我已经死了这条心了。”
徐素萍道：“王大哥，别这么说，你送点钱给他们负责的领导求下情说不定就办成了。事在人为嘛，这年头无利的差事谁想做？”
我摇摇头说：“我一没钱，二没门路。送了钱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衙役猛如虎我是领教到了，以后但求遇到官人绕道走。” 这两年我曾无数次去社保局办理职工养老保险，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他们先让我找早已破产的原单位开工作证明，我说厂子已经改成了私人会所，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死的死，退的退，我找谁去开证明，他们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必须按照规则来。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老厂长开了证明，他们却说我已经过了办社保的法定最高年龄，所以要办只能办商业保险。在我和他们交涉的过程中，负责的领导从陈科变成了从下面调过来的李科。我原本以为在农村工作过的李科会好讲话一点，没想到他比那些一直踢皮球的官僚更可恶，干脆让门卫把我挡在外面，什么事都免谈。上次我发了火硬闯进去，和他在办公室里对峙，李科提了提他那啤酒瓶底厚的眼镜站起来吼道：“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但同情归同情，人人都不守规矩的话，这个社会会怎么样。”不久之后街道办的人过来通知我说上面取消了我五保户的资格，还劝我不要再去干扰政府部门的正常秩序，我才知道一辈子老实本分的我在他们眼里和恐怖分子一样，是社会的害群之马，是四处捣乱的坏老头。
吃完饭付钱的时候，徐素萍没来由冒出一句：“好在你儿女双全。”
我杵在那里，没有回复她。要让绵羊理解豺狼本就不可能。很多年前，有好事者撮合我跟她，以为都是中年丧偶，互相也好体谅，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想来是件幸事。
我在牡丹园北口坐上了391路公交车，因为正值上班高峰，车上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才挤到靠窗的位置。面前坐着一个穿T恤牛仔裤的姑娘，戴着夸张的红色耳机，瞄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投向窗外。往常这路车的司机都会扯着嗓子喊：“年轻同志给老人孕妇让个位嘞！”震醒满车昏睡的人，今天估计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喊，我暗自松了口气。
汽车驶过一个个月台，我百无聊赖，看着窗外的楼宇，不想自己的脸与那些转眼即逝的风景重叠在一起，那张脸苍老，疲敝，茫然，和外面的人和物像是隔了一个时代。它迎面撞向高楼与车流，被钢铁水泥刺穿，绞碎，终究是不值一文的幻象。
我面前的女孩睡着了，头仰在椅背上，随着公交车的颠簸而摇晃不止。清晨的日光顺着她的鼻梁流淌下来，一颗痣恰好长在明暗分界线上，像是悬浮在黑夜的边缘。她的侧面像极了某个人。
我说的那个姑娘曾经为她侧面的痣而烦恼。有一天她从外面自流井边打水回来，突然对我说：“如果能用什么法子把这颗痣去掉就好了。”
我说：“怎么去，用钳子镊子吗，再说，它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干嘛要去掉，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去。”她回我说：“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这一句话刚出口她就后悔了，赶紧补充道：“我的意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能比吗。”之后她没有再提过这个话题。
女孩突然动了一下，张开眼睛环视四周，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大北窑”的报站声一下子站起来。
“师傅，你能让一下吗？”她对着我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我看到了她的正面，敷了厚厚的粉底，不像那个人。她在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我搁地上的塑料袋，袋子立即陷下去一大块。她回过头嘴唇微启像是要说抱歉，但我止住了她。
“没事，你下车吧。”
她身体前倾跨出一大步，连蹦带跳到了月台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稍事犹豫，往左边走了。车门关上，然后是沉重的气管轰鸣声。
车上空出的位子迅速被眼尖手快的人占领了，而我面前的位子始终没被填上。我身边有个戴眼镜的男子，手上还拿着西服外套，他时不时瞄向那个位子，但很快又把头扭到别的方向去。
为了让周围的人心安，我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我低头将塑料袋往里面挪了挪，椅子下面有东西隐隐反光，不知道是什么。我伸手把它捡起来，发现是部戴着粉红色保护套的手机，应该是刚才那个姑娘不小心丢下的。
手机没有设置密码，我很轻松就打开了。首页是密密麻麻的圆形标志，令人茫然失措，我习惯性地在上面划了几下，不知道碰到了哪里，一大波图片突然跳到了荧幕上。
我点开其中一张，是一只坐在沙发上的猫，不了解有什么含义，往左划，我看到了很多女孩的照片，或笑或嗔，或嘟嘴或蹙眉，或烂漫或妩媚，还有一张她和一个剃板寸头的中年男人依偎在一起，一脸幸福的样子。
我正想着如何处理这部手机，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急促的报站声，天盈星城到了，我赶忙站起来，把手机揣兜里下车了。
两个月前，在社保局服务大厅里李若琛当我面接了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爱人打过来的，“你去跟物业商量一下，看看今年的车位费能不能返还一部分，那停车场前面修路都修一个月了，车开不进去，还让不让人用了。”他沉默了一會儿，又说道：“你信他们物业公司鬼扯，我放家门口的停车场不用，绕远路跑第二停车场去停车，多烦心啊。我是交了钱的，还他妈要迁就你们这些奸商啊。实在不行你找落星桥街道的李主任帮忙。”
现在，我的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画着天盈星城的示意图，是我从网上临摹下来的。
天盈星城是芜城最老的商业社区，一共建了四期，因为是老小区，规划改动特别大。我按照图纸找到了第一停车场，发现入口附近有两栋楼，16栋和17栋，一左一右。我在周围徘徊很久，看见16栋楼旁边的大树底下停着一辆车牌号为“L86XX”的丰田鬼子车，我记得那是李若琛的座驾。
我立即进了16栋楼，在过道里点了一支烟。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装满蔬菜的塑胶筐上楼，立马拦住她问：“你知道李科长家住在哪里吗？”
那个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番说：“你找李若琛啊？”
我“嗯”了一下。
老太太说：“你是来送礼的吧？我劝你不要去试了，现在上面查得正严，哪个当官的肯收你那点小钱，我前些天还看到李科长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挡在家门口呢，怎么求都不开门。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不要想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我不置可否，恳求她说：“我有急事，一定要见他一面，帮帮忙吧。”
那老太太没办法，叹着气说：“李科长住1201，你是在逼我作孽啊。” 我没有坐电梯，直接上到十二楼。走路的时候我大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个女孩的样貌。
12楼过道上空无一人，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风急天高的江水。1201室的门口放着一个空鞋架。我先是用手撕扯黑塑料袋上的胶布，但胶布缠得太扎实，弄得我一手黏黏的也没弄开，索性就从袋子里拿出剪刀三下五下剪开了。我取出里面的茶叶包装盒，把它放到了鞋架最上面一格上。那一瞬间我想把盒子拆开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受潮、变质，但最后还是忍住没有动手。福祸自有天意吧。
那手机仍然在我口袋里振动，不折不挠，过了好久才停下来。
他看到这件东西会怎么想呢？我知道李若琛平时有喝福建铁观音的习惯，办公室书桌上还放了几个空茶罐当烟灰缸，见识丰富的他大概很快就能从包装上看出物品的价值吧。他会视而不见吗？不，即使再不屑他也会拿起来掂一掂重量，看看里面是否暗藏玄机吧，就像电视剧里头讲的，现在送领导的东西都很邪乎，鸡蛋礼盒里放的不一定是鸡蛋，泡菜坛子里放的不一定是泡菜，那么廉价的茶叶礼盒里放的当然也不一定是茶叶了。
在我犹豫究竟把茶叶礼盒放在哪一层时，1201室的防盗门突然“刺啦”一声打开，露出一条小缝，一个系围裙的女人伸出脑袋往外看。我赶快背过脸佯装要上楼。那是李若琛的老婆，我曾在社保局的门口见过一次，骑着个电动车停在树阴下面，等李若琛出来就把一个热腾腾的铁质饭盒递过去。我听社保局的门卫说过，李若琛有胃病，所以每次都要吃小灶，而他老婆在私企上班也很忙，有时候要加班就提前把做好的饭菜带过来。他老婆大概是听到我刚才撕扯胶带的声音了，但没发现什么异常，又退了回去。这会儿，周围工地的施工队在午休，可以清晰地听到房间里头传来的劈里啪啦炒菜声。
我做完这些事，想把手机从楼上扔下去，但在打开落地窗的那一刻我又收手了。我带着它下了楼。
此时，我看了一眼表，十点半，比我预想的时间早很多。这个点，社区里没有多少人，寂静得像个坟场。我没有什么事干，就跑到紫藤长廊里坐了下来。嘴闲不住，又点了根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太紧张了，坐下来才感觉到后背湿湿的，伸手一摸全是汗。
我有点累，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醒来时，看到走廊尽头走过来一对爷孙。那个爷爷穿着件蓝布套袖制服，大夏天排扣捋得整整齐齐，像个退休老干部。他盯了我一会儿，牵着孙女的手坐到了离我最远的一角。
孫女大概五六岁的样子，非常乖，坐在石凳上要爷爷讲故事。我赶紧把手头的烟踩灭了，规规矩矩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爷孙待的那个地方落到太阳下边了，爷爷犹豫了一下，带孙女坐我对面来了。我冲他笑了笑。他一张老英雄式的板脸竟然也松动了些。
“老兄，你不住这里吧。”老英雄开口对我说。
“嗯，我过来找人的。”
“看你年纪不大，下过乡没？”
“在江苏一个农场待了两年，赶上好政策回城了。读了两年省城农校，毕业后就分配到芜城来了，一直瞎混到现在。”
“那你运气还算好哩，没遭过什么大罪。”
我默不作声，我很早就知道，苦难只能被同情，却无法被理解，哪怕是同辈人也不行。
我口袋里的手机又振动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条信息：捡到手机的好心人，这部手机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您如果要还给我的话，拨打这个号码就行了，我一定当面重谢。
我不响。继续跟老英雄聊天。他说他年轻时曾经在甘肃某导弹试验场工作过，与世隔绝十多年，转业回家时儿子已经上初中。他说他有次搭车去邻近的县城买东西，路上汽车侧翻了，司机受了重伤，他忍着伤痛走了一天一夜回场部求援。我看他一脸严肃，眼角湿润了，不像是撒谎，但这话估计也只能信个五成。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小孙女在旁边玩玩具青蛙，她在地上蹦来蹦去，腮帮涨得鼓鼓的学青蛙叫，一个人自得其乐。过了一会儿，大概是玩累了，就跑到爷爷身边坐下来，不停摇他的手像是要催他回家。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伸手往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个大白兔奶糖来。那是我上周参加侄孙婚礼时拿的喜糖，后来不吃就忘了。“过来，”我招呼那个小女孩，我自知自己面相凶煞，不讨小孩子喜欢，但我就是莫名想亲近她。
小女孩露出怕生的神情，她转过身望了一眼爷爷，爷爷不置可否，大概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向我走过来。
我把奶糖塞到小女孩的手里，她盯了一会儿用吃惊的语气说：“大白兔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太妃糖递给我说：“爷爷，这个很好吃，给你尝尝。”
我说：“小姑娘，真懂事。”
这时，她爷爷突然开口插了一句说：“彤彤是很懂事的，在学校里老师都夸她聪明伶俐。但就可惜她父母都常年在外国工作，没法陪她。今天我带她出来就是因为她爸妈今天回来，说是不堵车的话中午能到家。这孩子挺想爸妈的，最近一阵子都甭提多开心了。”
我迟疑了一下说：“如果能推迟几天就好了。”
老英雄用奇怪的语气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晴天。”
我说：“你没看黄历吗，今天忌会亲友。”
看老英雄脸色突变、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知道惹他不开心了。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正好十一点半，不早不晚，就跟老英雄告辞离开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讲某些偏执型人格罪犯对数字的迷恋，结论是这些人的思想是病态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也相信数字的魔力，我甚至认为数字决定人的命运。二十年前我们厂转由私人承包，遣散了所有年销售额不满十万的员工，我只差五千块，也被划入到下岗名单中。算买断钱的时候，我又因为转正手续办晚了差一年工龄，拿到的钱比其他人整整差一档，连做个小生意的本都不够。后来我去保安公司工作，一直没签劳动合同，我找公司要求给我交养老保险金他们都敷衍过去骗我说没问题，还从我工资里扣了钱，拖了好几年后社保局说我年龄刚好超了法定最高年龄办不了保险，以前交的钱也不给我退。这些事都是我实打实经历过的，你凭良心说，数字是不是能决定人的命运？ 现在我坐在天盈星城社区对面的沙县小吃店里，还有十分钟到十二点。我点了一份排骨面和一个卤蛋，坐在靠窗的一角，抬头正好能看到社区16号楼。我一边看着菜单一边在想李若琛这一刻在做什么呢，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下班，这会儿应该在公交车上了吧，夾着个唬人的公文包站在一大堆劳动人民中间，衬衫上可能还别了一支签字笔。如果不堵车的话，他应该能在十二点钟左右回到家里。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呢，是想着自己的家人还是在前天饭局上坐他旁边的那个陪酒小姐，抑或是即将到来的组织部考核，自己有没有希望往上爬一层？
十二点钟之前的每一秒都过得很难捱。
手机又振动了一下，我竟然开始期望知道里面的内容。我点亮荧幕，把新发来的短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字数比之前多了很多：捡到手机的人，您到现在都没有关机，我想您是在犹豫要不要还给我。我是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这部手机是我男朋友在我们感情出现危机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对您来说只是部非常普通的通话工具而已。如果您愿意还给我，我一定会付给您适当的交通费保管费，绝不食言。
“感情”、“危机”，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组合用法，但我能猜到它的意思。
三十年前我刚分配到芜城，有天传达室的老头过来说有个年轻女的来找我，我很意外，想着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一出厂房门就看到了她，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穿着件绿色泡泡袖连衣裙，下面是时髦的松糕鞋，和学生时代不太一样。我们沿着厂区外的马路往深处走，九月初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秸秆焚烧的味道。她告诉我到芜城是来出差的，她知道我的工作地址不过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来。我说，那你今天有公务吗？她说任务已经完成了，领导特地让她放松半天自由活动。我说那我马上请假下午带你去玄金湖静思园看看吧，好不容易来一趟。她望了我一眼说不了，麻烦。我说，我们领导人很好，不麻烦。她执意不肯，我也觉得尴尬，就不再说话了。走到路口的时候，她突然向前跨一步，转身对我说，王涛，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瞒着你不好。我要结婚了，组织已经批准了，明年开春的时候就结。我记得她那时的表情，目中带霜，坚决得像电影中的女烈士。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没印象了。
我再次看到李秀英的消息是在上个月的《陕西日报》上，二版右下角一块豆腐干大小的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红旗手，XX市工商联副主席李秀英同志，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009年8月26日在XX市病逝，年仅53岁。叫这个名字的同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我确信一定是她。我犹豫了一下，拨通了报社的电话，那边说确认之后会给我消息。就在前天我接到了报社的回复。
李秀英死了。我后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工作照，站在书橱前面，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神情坚定，体格消瘦，左颊上已经没有了痣。在漫长的时间里她终于抹去了我记忆中那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用一句话概括说，我们遇到了“感情危机”，然后分道扬镳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反思如果当时我肯放下面子挽留她，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如果我肯放下那些愚蠢的工作多关心她一点，事情会不会有转机。我曾以为我是那个意志坚决如钢的保尔·柯察金，我错了，我只是用自欺代替无尽的悔恨而已。
也许我该亲自去问问她。三天后是她的葬礼。
我看见我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个染黄头发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样子，就跑过去对他说：“小伙子，帮我发一条信息吧。”
他愣了一下说：“你想发什么。”
我说：“下午两点我在大北窑公交站等你。发到这个号码。”
餐厅里的指针指向了十二点，我匆匆咽下几口面，实在坐不住了。我出了门，立刻望向16栋楼的那个窗户，我希望我的目光能穿透那扇窗看到后面发生的一切。“轰”，突然有一朵蘑菇云腾空而出，我揉了揉眼睛，一切如常，是晴天朗日下的幻觉。李若琛的老婆现在已经把饭菜炒好了，干煸豆角丝，葱爆羊肉，茨菰炒肉，凉拌西兰花，全部用瓷盘子盛起来端在餐桌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而他们上寄宿中学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说了班里要交夏令营费用的事，还隐隐表达了对高三新生活的恐惧。
我眼睛酸痛，渐渐看不清那么小的窗户了。可那么小的格子里，将会有轰动全城甚至全国的大事发生。我试图说服自己，人的生命是最不值钱的，最没尊严的，但脑海里另一个有力的声音告诉我，你又是谁，你难道要做魔鬼的代言人吗。
我似乎能听到一格格房间里面传来婴儿的哭泣声，夫妻的争吵声，这原本是我所痛恨的人世嘈杂，是我躲之不及的无谓喧哗，此刻却在我的灵魂底部泛起回音，像是有个浮士德钻入我的脑袋中说：这么美，请停一停。这么美，请停一停。
我裤兜里的手机又接到了女孩的短信，只简短的一句话：好，不见不散。那么我到底去不去赴约？
我蹲下来，试图停止思考，最后却抑制不住往那里走过去。
在16栋楼楼下，有人在放鞭炮，我看见老英雄和一群像是他亲戚的人站在不远的地方，兴许是这个大家族的人集体出动了来迎接那对出国赚钱的夫妻。我还看见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怯怯地躲在楼下铁门的背后，似乎对那剧烈的响声既欢喜又恐惧。
我按了电梯，但它迟迟没落地。我放弃了，走楼梯一步并两步往前爬。在上升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盈了，像是快要飞起来了一样，我的心在怦怦乱跳，那是我在二十多岁的年纪所感受到的，烈酒，夜雪，星空，爱情，诸多记忆纷至沓来，像是它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一样。
你还有机会重来。我脑海中一直回荡着这句话。跨一步，再跨一步，我就会回到那间山上的学校，此时上课铃刚刚响起，同学端坐在课桌前抽出课本，老师清了清嗓子准备开讲，我还有可能赶得上。
当我看见安全出口铭牌显示我已经到达十二层时，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的腿还在随着惯性往前迈，好不容易才停下来。在稍作休息后，我取回了鞋架上的那个礼盒，牢牢夹在腋下。就在这时，这一层的电梯门突然打开了，李若琛从里面走了出来，提着人造革的公文包。我们在交错的时候，曾有一刻对视。在那一刹那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没有回忆起我们之间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只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对任何迎面而来的陌生人一样，然后掏出钥匙缓步向家里走去。
注释一：这篇文章后面似乎还有缺页，那个包裹究竟是怎么被处理的，王涛下午有没有去见那个女孩，我们都不得而知。
注释二：作者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但我根据李秀英的丧葬日推断，此文写于2013年6月7日。
注释三：由于王涛拥有农校背景，且在化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我认为包裹里所装的可能是由作为化肥原料的硝酸铵制成的简易爆炸物。
责任编辑：李 菡
前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拣出藏在乱书堆里的相片集，一页页翻看。1982届定襄农校毕业纪念照，她蹲在最前面，海军衫，马尾辫，笑起来脸上有浅浅的酒窝。其实照片是看不太清楚的，是我情不自禁把记忆投射在了上面。
很久之前我曾想过退休之后要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就叫《日落平安里》，平安里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甚至连封面都想好了，素朴的硬质书皮，上面用铅笔画菖蒲叶子，此外是大片留白。但我后来想应该没有出版社对出这本书感兴趣，就没有动笔。其实我更怕才疏学浅，写出来的东西让大家耻笑。
我住的这栋上个世纪60年代盖的筒子楼，外面粉刷加固了几次，看不出来什么，但里面乱得跟猪圈一样。楼道里贴满了乱七八糟的小广告不说，推开门屋里一股臊气，光线也很暗，阴阴的，内衣裤都容易发霉。客厅墙上渗水，刷了几遍水泥也不顶用，下雨天不得了。马桶坏了很多年，方便还要跑到马路对面的公厕去。10年前这里还住着四个人，我的老伴和一双儿女，日子过得艰辛却风风火火，现在一下清静下来了，晚上躺在竹席上可以听到公共浴室管道的滴水声。
有人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产生感情，我说这是在放屁。我在平安里住了30年，情愿一觉醒来大地震把这屋子震塌了。大约是两年之前，我听人说这一片要拆迁，非常欢喜。晓东回来跟我商量拆迁补助的事，我的意思是这笔钱分两半，他拿一半去做个小生意，我拿一半到乡下买块地皮盖房，以后养老也不指望他了。但我儿子跟我说，他结婚这么多年还租房子过实在不得意，要拿拆迁补助去郊区买套房。为了这事，我们还大吵一架，他讨不到便宜，竟然威胁说以后不仅不给我养老，还要让我见不到孙子。这一架从年头吵到年尾，最后拆迁也没拆到这里来，先前的设想都拉倒了。
平安里从没有平安过。这一带原是钢铁厂为职工兴建的样板房，首批入住的都是干部和高级技工，很多分不到房的同志眼红得不得了，后来的事你能猜到，赶上那场运动就全乱了。据说在武斗中死了不少人，戾气太重。这些年原先的住户大部分都离开了，搬进来的以四川和湖南的打工青年居多，常住的老人家就数我和斜对面杨伟宏一家了。现在每层楼层过道上都搁着各式各样的灶具，住户就地择菜炒菜，我俩每天从外面回来都会被辣子气味熏得掉眼泪，简直比催泪瓦斯弹还厉害。
那些年轻人很多天生就是坏坯，几个人住一间房，晚上闹腾到深夜也不睡，有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好言好语劝他们，结果就换来一顿哄笑，说是听不懂这边的话。楼下院子里原本种了一棵樱桃树，五月初刚过端午时树上的樱桃还是半青的，不想一下午就被他们摘光了，吃完以后还骂味道不好，嘴角的涎液都没擦干。我气得差点要掌掴他们，从那以后我就不常去浇水了，树当然渐渐死掉了。
杨伟宏和我有三四十年的交情了，但我还是要说他不是个正经人。杨伟宏九十年代在农药公司做推销员，在公款上做手脚，亏得平日和领导关系好才没被起诉。后来他下海经商，一心想发大财，又去云南倒卖原石和玉材，不想被合伙人坑了，欠了一屁股债，只好老老实实回到家里。现在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那些年轻人面前吹牛逼，夏天喝酒喝多了在院子里弄了一个歪瓜裂枣的藤椅躺着，说他年轻时候多么风流潇洒，在下放的农村救了一个要投河的上海地主小姐，两个人私定终身什么的。只有我知道，他当年在下放农场里天天装病偷懒，见到女孩脸红得跟猪肝似的。
我曾经想人活一辈子一定不能活得浑浑噩噩，即使不能像牛虻和保尔·柯察金那樣顶天立地，至少要有一点追求，不然跟狗彘又有什么区别呢。但现在我终于想通了，在这个世上“欺人”是必要的，“自欺”也是必要的，如果能在“欺人”的基础上“自欺”的话就更好了。我是在快进坟墓的时候才参透这一点的，当然已经于事无补了。
早上我醒来时，残月像隔夜的米黏子一样粘在天空，对面树上的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时不时有洗漱声透过楼板传下来。是平安里最寻常的一天。
杨伟宏屋子门没关，我推门进去，看见他穿着件黄不拉叽的背心，仰面躺在沙发上抽烟，肚子上的赘肉隆起来，像座小山似的。
“有啥事？这么早来看我，我身体棒棒的，死不了。”
我说：“我让你保管的东西呢，放在什么地方？”
那死胖子动也不动，用脚趾从茶几下面钩出一个黑塑料袋，“就是这东西吧？”接着他又问：“你这大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我昨天试了一下，挺沉的，你儿子送的？”
“不是的。”我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一样好东西，你猜是什么？”
死胖子说：“呵，你还会吊我胃口，难不成是一袋白粉。”
我一脸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啊，是一斤炸药。”
死胖子挥了挥手说：“你要有剩的给我留一点，我去荒郊野岭炸个坑，快死的时候自己爬进去。妈的，现在连块烧饼大的坟地都买不起了。”
我忽然有点可怜他，但并没有表现出来。我像魔术师一样有板有眼地揭示出谜底或者说假象：“其实是我儿子寄来的按摩棒。”
杨伟宏深吸一口气，把五脏六腑的浊气吐在我脸上，“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个 货，现在还没变。江山难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拿了塑料袋，看见上面的胶带没有撕开，就转身离开了。在走廊尽头我看了一下表，六点十分。
徐素萍的早点铺正热火朝天地做生意，我进去点了一屉韭菜包子，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徐素萍看了我一眼说：“老王，今天穿得挺洋气啊，又去社保局办事？”
我说：“不，不，那笔烂账估计是要不回来了，我已经死了这条心了。”
徐素萍道：“王大哥，别这么说，你送点钱给他们负责的领导求下情说不定就办成了。事在人为嘛，这年头无利的差事谁想做？”
我摇摇头说：“我一没钱，二没门路。送了钱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衙役猛如虎我是领教到了，以后但求遇到官人绕道走。” 这两年我曾无数次去社保局办理职工养老保险，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他们先让我找早已破产的原单位开工作证明，我说厂子已经改成了私人会所，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死的死，退的退，我找谁去开证明，他们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必须按照规则来。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老厂长开了证明，他们却说我已经过了办社保的法定最高年龄，所以要办只能办商业保险。在我和他们交涉的过程中，负责的领导从陈科变成了从下面调过来的李科。我原本以为在农村工作过的李科会好讲话一点，没想到他比那些一直踢皮球的官僚更可恶，干脆让门卫把我挡在外面，什么事都免谈。上次我发了火硬闯进去，和他在办公室里对峙，李科提了提他那啤酒瓶底厚的眼镜站起来吼道：“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但同情归同情，人人都不守规矩的话，这个社会会怎么样。”不久之后街道办的人过来通知我说上面取消了我五保户的资格，还劝我不要再去干扰政府部门的正常秩序，我才知道一辈子老实本分的我在他们眼里和恐怖分子一样，是社会的害群之马，是四处捣乱的坏老头。
吃完饭付钱的时候，徐素萍没来由冒出一句：“好在你儿女双全。”
我杵在那里，没有回复她。要让绵羊理解豺狼本就不可能。很多年前，有好事者撮合我跟她，以为都是中年丧偶，互相也好体谅，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想来是件幸事。
我在牡丹园北口坐上了391路公交车，因为正值上班高峰，车上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才挤到靠窗的位置。面前坐着一个穿T恤牛仔裤的姑娘，戴着夸张的红色耳机，瞄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投向窗外。往常这路车的司机都会扯着嗓子喊：“年轻同志给老人孕妇让个位嘞！”震醒满车昏睡的人，今天估计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喊，我暗自松了口气。
汽车驶过一个个月台，我百无聊赖，看着窗外的楼宇，不想自己的脸与那些转眼即逝的风景重叠在一起，那张脸苍老，疲敝，茫然，和外面的人和物像是隔了一个时代。它迎面撞向高楼与车流，被钢铁水泥刺穿，绞碎，终究是不值一文的幻象。
我面前的女孩睡着了，头仰在椅背上，随着公交车的颠簸而摇晃不止。清晨的日光顺着她的鼻梁流淌下来，一颗痣恰好长在明暗分界线上，像是悬浮在黑夜的边缘。她的侧面像极了某个人。
我说的那个姑娘曾经为她侧面的痣而烦恼。有一天她从外面自流井边打水回来，突然对我说：“如果能用什么法子把这颗痣去掉就好了。”
我说：“怎么去，用钳子镊子吗，再说，它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干嘛要去掉，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去。”她回我说：“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这一句话刚出口她就后悔了，赶紧补充道：“我的意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能比吗。”之后她没有再提过这个话题。
女孩突然动了一下，张开眼睛环视四周，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大北窑”的报站声一下子站起来。
“师傅，你能让一下吗？”她对着我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我看到了她的正面，敷了厚厚的粉底，不像那个人。她在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我搁地上的塑料袋，袋子立即陷下去一大块。她回过头嘴唇微启像是要说抱歉，但我止住了她。
“没事，你下车吧。”
她身体前倾跨出一大步，连蹦带跳到了月台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稍事犹豫，往左边走了。车门关上，然后是沉重的气管轰鸣声。
车上空出的位子迅速被眼尖手快的人占领了，而我面前的位子始终没被填上。我身边有个戴眼镜的男子，手上还拿着西服外套，他时不时瞄向那个位子，但很快又把头扭到别的方向去。
为了让周围的人心安，我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我低头将塑料袋往里面挪了挪，椅子下面有东西隐隐反光，不知道是什么。我伸手把它捡起来，发现是部戴着粉红色保护套的手机，应该是刚才那个姑娘不小心丢下的。
手机没有设置密码，我很轻松就打开了。首页是密密麻麻的圆形标志，令人茫然失措，我习惯性地在上面划了几下，不知道碰到了哪里，一大波图片突然跳到了荧幕上。
我点开其中一张，是一只坐在沙发上的猫，不了解有什么含义，往左划，我看到了很多女孩的照片，或笑或嗔，或嘟嘴或蹙眉，或烂漫或妩媚，还有一张她和一个剃板寸头的中年男人依偎在一起，一脸幸福的样子。
我正想着如何处理这部手机，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急促的报站声，天盈星城到了，我赶忙站起来，把手机揣兜里下车了。
两个月前，在社保局服务大厅里李若琛当我面接了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爱人打过来的，“你去跟物业商量一下，看看今年的车位费能不能返还一部分，那停车场前面修路都修一个月了，车开不进去，还让不让人用了。”他沉默了一會儿，又说道：“你信他们物业公司鬼扯，我放家门口的停车场不用，绕远路跑第二停车场去停车，多烦心啊。我是交了钱的，还他妈要迁就你们这些奸商啊。实在不行你找落星桥街道的李主任帮忙。”
现在，我的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画着天盈星城的示意图，是我从网上临摹下来的。
天盈星城是芜城最老的商业社区，一共建了四期，因为是老小区，规划改动特别大。我按照图纸找到了第一停车场，发现入口附近有两栋楼，16栋和17栋，一左一右。我在周围徘徊很久，看见16栋楼旁边的大树底下停着一辆车牌号为“L86XX”的丰田鬼子车，我记得那是李若琛的座驾。
我立即进了16栋楼，在过道里点了一支烟。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装满蔬菜的塑胶筐上楼，立马拦住她问：“你知道李科长家住在哪里吗？”
那个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番说：“你找李若琛啊？”
我“嗯”了一下。
老太太说：“你是来送礼的吧？我劝你不要去试了，现在上面查得正严，哪个当官的肯收你那点小钱，我前些天还看到李科长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挡在家门口呢，怎么求都不开门。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不要想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我不置可否，恳求她说：“我有急事，一定要见他一面，帮帮忙吧。”
那老太太没办法，叹着气说：“李科长住1201，你是在逼我作孽啊。” 我没有坐电梯，直接上到十二楼。走路的时候我大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个女孩的样貌。
12楼过道上空无一人，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风急天高的江水。1201室的门口放着一个空鞋架。我先是用手撕扯黑塑料袋上的胶布，但胶布缠得太扎实，弄得我一手黏黏的也没弄开，索性就从袋子里拿出剪刀三下五下剪开了。我取出里面的茶叶包装盒，把它放到了鞋架最上面一格上。那一瞬间我想把盒子拆开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受潮、变质，但最后还是忍住没有动手。福祸自有天意吧。
那手机仍然在我口袋里振动，不折不挠，过了好久才停下来。
他看到这件东西会怎么想呢？我知道李若琛平时有喝福建铁观音的习惯，办公室书桌上还放了几个空茶罐当烟灰缸，见识丰富的他大概很快就能从包装上看出物品的价值吧。他会视而不见吗？不，即使再不屑他也会拿起来掂一掂重量，看看里面是否暗藏玄机吧，就像电视剧里头讲的，现在送领导的东西都很邪乎，鸡蛋礼盒里放的不一定是鸡蛋，泡菜坛子里放的不一定是泡菜，那么廉价的茶叶礼盒里放的当然也不一定是茶叶了。
在我犹豫究竟把茶叶礼盒放在哪一层时，1201室的防盗门突然“刺啦”一声打开，露出一条小缝，一个系围裙的女人伸出脑袋往外看。我赶快背过脸佯装要上楼。那是李若琛的老婆，我曾在社保局的门口见过一次，骑着个电动车停在树阴下面，等李若琛出来就把一个热腾腾的铁质饭盒递过去。我听社保局的门卫说过，李若琛有胃病，所以每次都要吃小灶，而他老婆在私企上班也很忙，有时候要加班就提前把做好的饭菜带过来。他老婆大概是听到我刚才撕扯胶带的声音了，但没发现什么异常，又退了回去。这会儿，周围工地的施工队在午休，可以清晰地听到房间里头传来的劈里啪啦炒菜声。
我做完这些事，想把手机从楼上扔下去，但在打开落地窗的那一刻我又收手了。我带着它下了楼。
此时，我看了一眼表，十点半，比我预想的时间早很多。这个点，社区里没有多少人，寂静得像个坟场。我没有什么事干，就跑到紫藤长廊里坐了下来。嘴闲不住，又点了根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太紧张了，坐下来才感觉到后背湿湿的，伸手一摸全是汗。
我有点累，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醒来时，看到走廊尽头走过来一对爷孙。那个爷爷穿着件蓝布套袖制服，大夏天排扣捋得整整齐齐，像个退休老干部。他盯了我一会儿，牵着孙女的手坐到了离我最远的一角。
孫女大概五六岁的样子，非常乖，坐在石凳上要爷爷讲故事。我赶紧把手头的烟踩灭了，规规矩矩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爷孙待的那个地方落到太阳下边了，爷爷犹豫了一下，带孙女坐我对面来了。我冲他笑了笑。他一张老英雄式的板脸竟然也松动了些。
“老兄，你不住这里吧。”老英雄开口对我说。
“嗯，我过来找人的。”
“看你年纪不大，下过乡没？”
“在江苏一个农场待了两年，赶上好政策回城了。读了两年省城农校，毕业后就分配到芜城来了，一直瞎混到现在。”
“那你运气还算好哩，没遭过什么大罪。”
我默不作声，我很早就知道，苦难只能被同情，却无法被理解，哪怕是同辈人也不行。
我口袋里的手机又振动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条信息：捡到手机的好心人，这部手机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您如果要还给我的话，拨打这个号码就行了，我一定当面重谢。
我不响。继续跟老英雄聊天。他说他年轻时曾经在甘肃某导弹试验场工作过，与世隔绝十多年，转业回家时儿子已经上初中。他说他有次搭车去邻近的县城买东西，路上汽车侧翻了，司机受了重伤，他忍着伤痛走了一天一夜回场部求援。我看他一脸严肃，眼角湿润了，不像是撒谎，但这话估计也只能信个五成。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小孙女在旁边玩玩具青蛙，她在地上蹦来蹦去，腮帮涨得鼓鼓的学青蛙叫，一个人自得其乐。过了一会儿，大概是玩累了，就跑到爷爷身边坐下来，不停摇他的手像是要催他回家。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伸手往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个大白兔奶糖来。那是我上周参加侄孙婚礼时拿的喜糖，后来不吃就忘了。“过来，”我招呼那个小女孩，我自知自己面相凶煞，不讨小孩子喜欢，但我就是莫名想亲近她。
小女孩露出怕生的神情，她转过身望了一眼爷爷，爷爷不置可否，大概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向我走过来。
我把奶糖塞到小女孩的手里，她盯了一会儿用吃惊的语气说：“大白兔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太妃糖递给我说：“爷爷，这个很好吃，给你尝尝。”
我说：“小姑娘，真懂事。”
这时，她爷爷突然开口插了一句说：“彤彤是很懂事的，在学校里老师都夸她聪明伶俐。但就可惜她父母都常年在外国工作，没法陪她。今天我带她出来就是因为她爸妈今天回来，说是不堵车的话中午能到家。这孩子挺想爸妈的，最近一阵子都甭提多开心了。”
我迟疑了一下说：“如果能推迟几天就好了。”
老英雄用奇怪的语气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晴天。”
我说：“你没看黄历吗，今天忌会亲友。”
看老英雄脸色突变、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知道惹他不开心了。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正好十一点半，不早不晚，就跟老英雄告辞离开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讲某些偏执型人格罪犯对数字的迷恋，结论是这些人的思想是病态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也相信数字的魔力，我甚至认为数字决定人的命运。二十年前我们厂转由私人承包，遣散了所有年销售额不满十万的员工，我只差五千块，也被划入到下岗名单中。算买断钱的时候，我又因为转正手续办晚了差一年工龄，拿到的钱比其他人整整差一档，连做个小生意的本都不够。后来我去保安公司工作，一直没签劳动合同，我找公司要求给我交养老保险金他们都敷衍过去骗我说没问题，还从我工资里扣了钱，拖了好几年后社保局说我年龄刚好超了法定最高年龄办不了保险，以前交的钱也不给我退。这些事都是我实打实经历过的，你凭良心说，数字是不是能决定人的命运？ 现在我坐在天盈星城社区对面的沙县小吃店里，还有十分钟到十二点。我点了一份排骨面和一个卤蛋，坐在靠窗的一角，抬头正好能看到社区16号楼。我一边看着菜单一边在想李若琛这一刻在做什么呢，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下班，这会儿应该在公交车上了吧，夾着个唬人的公文包站在一大堆劳动人民中间，衬衫上可能还别了一支签字笔。如果不堵车的话，他应该能在十二点钟左右回到家里。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呢，是想着自己的家人还是在前天饭局上坐他旁边的那个陪酒小姐，抑或是即将到来的组织部考核，自己有没有希望往上爬一层？
十二点钟之前的每一秒都过得很难捱。
手机又振动了一下，我竟然开始期望知道里面的内容。我点亮荧幕，把新发来的短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字数比之前多了很多：捡到手机的人，您到现在都没有关机，我想您是在犹豫要不要还给我。我是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这部手机是我男朋友在我们感情出现危机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对您来说只是部非常普通的通话工具而已。如果您愿意还给我，我一定会付给您适当的交通费保管费，绝不食言。
“感情”、“危机”，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组合用法，但我能猜到它的意思。
三十年前我刚分配到芜城，有天传达室的老头过来说有个年轻女的来找我，我很意外，想着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一出厂房门就看到了她，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穿着件绿色泡泡袖连衣裙，下面是时髦的松糕鞋，和学生时代不太一样。我们沿着厂区外的马路往深处走，九月初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秸秆焚烧的味道。她告诉我到芜城是来出差的，她知道我的工作地址不过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来。我说，那你今天有公务吗？她说任务已经完成了，领导特地让她放松半天自由活动。我说那我马上请假下午带你去玄金湖静思园看看吧，好不容易来一趟。她望了我一眼说不了，麻烦。我说，我们领导人很好，不麻烦。她执意不肯，我也觉得尴尬，就不再说话了。走到路口的时候，她突然向前跨一步，转身对我说，王涛，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瞒着你不好。我要结婚了，组织已经批准了，明年开春的时候就结。我记得她那时的表情，目中带霜，坚决得像电影中的女烈士。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没印象了。
我再次看到李秀英的消息是在上个月的《陕西日报》上，二版右下角一块豆腐干大小的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红旗手，XX市工商联副主席李秀英同志，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009年8月26日在XX市病逝，年仅53岁。叫这个名字的同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我确信一定是她。我犹豫了一下，拨通了报社的电话，那边说确认之后会给我消息。就在前天我接到了报社的回复。
李秀英死了。我后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工作照，站在书橱前面，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神情坚定，体格消瘦，左颊上已经没有了痣。在漫长的时间里她终于抹去了我记忆中那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用一句话概括说，我们遇到了“感情危机”，然后分道扬镳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反思如果当时我肯放下面子挽留她，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如果我肯放下那些愚蠢的工作多关心她一点，事情会不会有转机。我曾以为我是那个意志坚决如钢的保尔·柯察金，我错了，我只是用自欺代替无尽的悔恨而已。
也许我该亲自去问问她。三天后是她的葬礼。
我看见我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个染黄头发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样子，就跑过去对他说：“小伙子，帮我发一条信息吧。”
他愣了一下说：“你想发什么。”
我说：“下午两点我在大北窑公交站等你。发到这个号码。”
餐厅里的指针指向了十二点，我匆匆咽下几口面，实在坐不住了。我出了门，立刻望向16栋楼的那个窗户，我希望我的目光能穿透那扇窗看到后面发生的一切。“轰”，突然有一朵蘑菇云腾空而出，我揉了揉眼睛，一切如常，是晴天朗日下的幻觉。李若琛的老婆现在已经把饭菜炒好了，干煸豆角丝，葱爆羊肉，茨菰炒肉，凉拌西兰花，全部用瓷盘子盛起来端在餐桌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而他们上寄宿中学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说了班里要交夏令营费用的事，还隐隐表达了对高三新生活的恐惧。
我眼睛酸痛，渐渐看不清那么小的窗户了。可那么小的格子里，将会有轰动全城甚至全国的大事发生。我试图说服自己，人的生命是最不值钱的，最没尊严的，但脑海里另一个有力的声音告诉我，你又是谁，你难道要做魔鬼的代言人吗。
我似乎能听到一格格房间里面传来婴儿的哭泣声，夫妻的争吵声，这原本是我所痛恨的人世嘈杂，是我躲之不及的无谓喧哗，此刻却在我的灵魂底部泛起回音，像是有个浮士德钻入我的脑袋中说：这么美，请停一停。这么美，请停一停。
我裤兜里的手机又接到了女孩的短信，只简短的一句话：好，不见不散。那么我到底去不去赴约？
我蹲下来，试图停止思考，最后却抑制不住往那里走过去。
在16栋楼楼下，有人在放鞭炮，我看见老英雄和一群像是他亲戚的人站在不远的地方，兴许是这个大家族的人集体出动了来迎接那对出国赚钱的夫妻。我还看见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怯怯地躲在楼下铁门的背后，似乎对那剧烈的响声既欢喜又恐惧。
我按了电梯，但它迟迟没落地。我放弃了，走楼梯一步并两步往前爬。在上升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盈了，像是快要飞起来了一样，我的心在怦怦乱跳，那是我在二十多岁的年纪所感受到的，烈酒，夜雪，星空，爱情，诸多记忆纷至沓来，像是它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一样。
你还有机会重来。我脑海中一直回荡着这句话。跨一步，再跨一步，我就会回到那间山上的学校，此时上课铃刚刚响起，同学端坐在课桌前抽出课本，老师清了清嗓子准备开讲，我还有可能赶得上。
当我看见安全出口铭牌显示我已经到达十二层时，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的腿还在随着惯性往前迈，好不容易才停下来。在稍作休息后，我取回了鞋架上的那个礼盒，牢牢夹在腋下。就在这时，这一层的电梯门突然打开了，李若琛从里面走了出来，提着人造革的公文包。我们在交错的时候，曾有一刻对视。在那一刹那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没有回忆起我们之间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只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对任何迎面而来的陌生人一样，然后掏出钥匙缓步向家里走去。
注释一：这篇文章后面似乎还有缺页，那个包裹究竟是怎么被处理的，王涛下午有没有去见那个女孩，我们都不得而知。
注释二：作者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但我根据李秀英的丧葬日推断，此文写于2013年6月7日。
注释三：由于王涛拥有农校背景，且在化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我认为包裹里所装的可能是由作为化肥原料的硝酸铵制成的简易爆炸物。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