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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地都在结合新中国建立60周年搞各种纪念活动。在与党史研究人员探讨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我想起去年在参观一个工业系统改革开放30年展览时,看到的全是承包、提成、利改税这些内容,而对于我们如何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如何拨乱反正、整顿企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展览中却根本没有反映。
“明白人”不是什么新提法,不是我想的新鲜词,也不是我们的发明,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以前在北京市化工局工作那一段和在市经委这一段,党组研究调配基层领导班子时,大家也常用“明白人”这个词。比如,有的干部开会迷迷糊糊,会后问他怎么贯彻?他反倒满不在乎地说:“讲了半天,还不就是一个字——干。”以前吃“大锅饭”,糊里糊涂地干还可以。现在搞经济责任制,不讲科学地干就要落后了。群众把这种自己不学、别人讲也不愿听的人称为“刀枪不入”的干部。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同志就说:给配上几个“明白人”吧,不然企业搞不好。事实也正是这样,班子里配上几个“明白人”,企业半年左右准变样,灵得很。这样,“明白人”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实际上,“明白人”一词最早是毛主席发明的。1953年,中央决定从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中抽调一批人搞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当时毛主席讲过,在各县抽人时,每个县里至少留下一个“明白人”管农业。
引起广泛争论
现在回忆起来,这场关于“明白人”的争论,既是客观存在,也似有意为之。客观存在是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突破“左”的影响很自然的一个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我抓这事,也就必然碰上这事,我无非是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这事,如实反映了这个事实而已。而有意为之,则是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当时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当然,我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对此感到吃惊,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如果不发生这场争论,反而显得奇怪了。
跟着袁宝华同志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认为企业要搞好,首先要用“明白人”。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经济效益就能显著提高。袁宝华同志认为这个提法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要实现“四化”的要求,也可以避免“唯学历”、“唯成分”、“唯资格”等弊端。
在袁宝华同志的提议下,1982年7月11日,我在全国整顿企业工作座谈会上,借用“明白人”这个词在会上发言,汇报了北京市的调查情况。“北京市很多企业管理不善,效益很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干部文化、技术、业务水平低,特别是有些小厂还是‘老大爷’、‘老大妈’当家。要提高经济效益,不按‘四化’要求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班子里没有几个‘明白人’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一些行业知识分子干部并不少,问题在于没有把合适进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提高到领导岗位上来。例如,北京汽车制造厂有技术干部796人,但在10名厂级领导干部中,只有两名大专毕业生;中层党政一把手77人中,知识分子只占28.6%。这个厂的一些重要部门,虽然科学技术性很强,但主要领导都不是知识分子,有的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水平。”
这个发言对我而言,是很自然、很平常、对改革有利的一项工作。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这是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得出的;另一方面,我很信任袁宝华同志,他思想解放,水平高。没想到,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来自省市的同志表示赞成;来自企业的同志有一部分人赞成,有一部分人说风凉话,难道我们都是“糊涂人”了?袁宝华同志让大会秘书处把我的发言整理登载在《情况反映》第三期上,送了上去,很快有了反应。
16日,耀邦同志批示:“王大明同志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意见十分中肯。现在有些同志讲企业整顿时往往讲得太多太散,抓不到关键。从企业基层单位来说,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改革、整顿、提高经济效益、扭转不良风气,无一不与正确解决干部问题有关。吸收一大批拥护党的路线、有知识、有闯劲、年富力强的‘明白人’参加领导班子,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我记得会议是星期六(17日)下午结束的,袁宝华同志在闭幕讲话中传达了耀邦同志的上述批示。
19日(星期一)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经济效益就能显著提高”为标题,报道了我的部分发言,并以耀邦同志的批示作为编者按,支持“明白人”。
这个报道,犹如一石投水,在北京市各工业局、公司和企业中激起层层波澜。而我,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听到广播在报道我的发言时,不禁大吃一惊。我心想,这只是一个正常、普通的工作发言,怎么一下子宣传得这么厉害了?
虽然7月11日我在全国整顿企业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已经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当时还不怎么在意,认为我的这个发言只是一个很合理、挺正常的调研报告和工作建议。
没想到,《人民日报》一登载,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非常激烈。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发言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当时真是有点吃惊。当时我还听说北京市各区县委书记开会都骂我,说北京就出了一个“明白人”,就他明白,我们都糊涂。
当时我接的信可多了,北京的、外地的,拥护的、反对的,都很多。北京市工业战线的反响非常强烈。我接到很多技术、业务人员的信,他们非常拥护;还有人说,你替我们说说,关键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记得北京市第七机床厂一位食堂管理员说:“这话说得深入浅出,十分中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有不少骂我的。很有意思,我过去在许多工厂蹲过点,一些熟悉我的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朋友给我写信,说你原来在我们厂蹲点的时候,你对我们工人挺好的,你也是工人出身,怎么看不起我们工人呢?你这次屁股怎么坐到知识分子那儿去了?怎么给知识分子说话了?你这是打击工农干部。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许多人写信给市经委领导,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落实;但也有不少同志表示不满,说“明白人”的提法把无学历、无技术职称的现职干部都看成了“糊涂人”,不能干。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很好地利用和培养现职干部,不必把知识分子抬得太高等等。
争论如此激烈,接到那么多信,虽然很多人支持我的观点,给予我信心,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点紧张。
耀邦同志是支持我们的,袁宝华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仍未平息争论。据邓小平同志年谱记载和袁宝华同志回忆,1982年7月26日,小平同志与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讲到: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就像北京市王大明讲的,领导班子要有几个明白人,企业才能有效益。袁宝华同志在企业整顿定期交流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话,这场争论才算逐渐平息,“明白人”的政策才得以贯彻落实。
改革初期的突破口
20多年前的这一场争论,我当时只是从我们的调查研究出发,提出让政治上、业务上都明白的人进领导班子。现在回过头再来看,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站在一个比较客观、更高一点的历史视角来看,“明白人”的争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首先,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之中,多少年来极左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企业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贯彻,人们受“左”的影响很深,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提拔技术业务人员、知识分子必然会遇到阻力。
1982年全国的企业整顿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袁宝华同志作为中央的代表,思想很解放,他在北京蹲点搞调研,实际上对于北京市如何抓整顿、如何认识企业整顿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推动和帮助。要是没有袁宝华同志的支持,我当时也不敢提出。因为我知道,袁宝华不代表他个人,是中央的精神,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
其次,北京市历来就很重视调查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跟着郑天翔同志到各个厂子蹲点。面对企业的“明白人”问题,我跟着袁宝华同志深入调研,从实际出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同志、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两位领导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
由于长期以来的极左影响,突然提出要任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明白的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工人朋友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他们对我所讲的“明白人”的含义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他们的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现在看来也是正常的。
尽管现在看当时人们的反应正常,但当时提拔技术干部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我无异于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虽然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自己的观点来自调查研究,是站得住脚的,但在小平同志开口表态之前,那么多人说“就他明白,我们都糊涂”,我心里真是挺难理解的。我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原来口碑还是不错的,人缘也不错。结果,这样一来,自己成了有争议的干部。要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都有点“混”不下去了。提拔中青年技术干部,现在想起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觉得是问题,但在当时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一场争论。
当时中央将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我的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发广泛讨论,现在看来可能也是特意这么做的。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高屋建瓴,认为改革开放中的干部队伍问题必须解决,要打破“左”的束缚,必须换上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一批干部,因此抓住这个突破口,推动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任用业务技术人员,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一些“左”的做法的一种冲击,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左”的影响的一次冲击。
此后半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中国财贸报》、《文汇报》等报纸纷纷报道各地的相关情况,尽管各省也争执得很厉害,但各地的实践都证明我们的调查报告是站得住脚的。
深远意义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闹的?是不是个别人想出风头?我想,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为什么展览中没有这一段?一些相关的书、材料中基本也不提?不知道是人们已经遗忘了这一段,还是有些人似乎把这个看作是个人的事情,我想,这恐怕都是不合适的。突破几十年来“左”的影响,走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路,可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这60年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不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今来看,这个事情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
第一,企业开始真正走上改革的道路。从调整领导班子入手,企业开始由重计划轻市场、重生产轻营销、重一线轻二线(科研开发)转到两者并重、开拓市场、以销定产、增加竞争力、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来,这是很重要、也是很艰难的转变,是企业改革迈出的重要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尽管阻力较大,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一个厂子一个厂子亲自抓,对全市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提拔了一大批技术知识分子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在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1984年北京市又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大中型企业的党政一把手要具备大专学历,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调整了大中型企业的班子,经过严格考察和民主推荐,启用了一批有大学学历、熟悉业务、有能力、有威信的技术管理人才,担任厂长和书记。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企业的领导核心,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提拔了相当多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明白的干部,对北京市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第二,干部队伍得以知识化、年轻化。据我了解,北京市从工业口开始,很多干部借着这个东风,进了领导班子。有进就有出,有上就有下,班子发生了一次大“换班”。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次深层的利益调整,触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当时提拔的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从工厂里提拔的,包括现在很多在职的、或是刚刚退休的高级领导干部,甚至国家领导人。实践证明,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者。
第三,这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我当时可想不了这么高,现在回忆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抓住了这个突破口,以领导班子的调整为突破口,使企业成为有生产经营意识的经济组织,从而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开始显现。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一些“左”的做法,使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通过重用技术和业务干部,推动了拨乱反正向着更深远的社会层面发生作用、产生影响。自1978年开始迎来“科学的春天”,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吸收中青年技术干部进领导班子,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开始显现。一直到现在,知识改变命运,被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接受。
还是那句话,我当时可没想这么多,只是从自己的调研报告出发,针对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提出改革的观点,引起一场争论,这是自然的。有些人思想上转不过弯,也是可以理解的。时过境迁,我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至于这一过程中引起的不愉快,这都是小事一桩了。这让我深刻感受到这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不容易,认识到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良苦用心。这也是我60余年工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收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责任编辑刘一丁 汪文庆)
“明白人”不是什么新提法,不是我想的新鲜词,也不是我们的发明,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以前在北京市化工局工作那一段和在市经委这一段,党组研究调配基层领导班子时,大家也常用“明白人”这个词。比如,有的干部开会迷迷糊糊,会后问他怎么贯彻?他反倒满不在乎地说:“讲了半天,还不就是一个字——干。”以前吃“大锅饭”,糊里糊涂地干还可以。现在搞经济责任制,不讲科学地干就要落后了。群众把这种自己不学、别人讲也不愿听的人称为“刀枪不入”的干部。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同志就说:给配上几个“明白人”吧,不然企业搞不好。事实也正是这样,班子里配上几个“明白人”,企业半年左右准变样,灵得很。这样,“明白人”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实际上,“明白人”一词最早是毛主席发明的。1953年,中央决定从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中抽调一批人搞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当时毛主席讲过,在各县抽人时,每个县里至少留下一个“明白人”管农业。
引起广泛争论
现在回忆起来,这场关于“明白人”的争论,既是客观存在,也似有意为之。客观存在是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突破“左”的影响很自然的一个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我抓这事,也就必然碰上这事,我无非是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这事,如实反映了这个事实而已。而有意为之,则是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当时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当然,我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对此感到吃惊,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如果不发生这场争论,反而显得奇怪了。
跟着袁宝华同志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认为企业要搞好,首先要用“明白人”。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经济效益就能显著提高。袁宝华同志认为这个提法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要实现“四化”的要求,也可以避免“唯学历”、“唯成分”、“唯资格”等弊端。
在袁宝华同志的提议下,1982年7月11日,我在全国整顿企业工作座谈会上,借用“明白人”这个词在会上发言,汇报了北京市的调查情况。“北京市很多企业管理不善,效益很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干部文化、技术、业务水平低,特别是有些小厂还是‘老大爷’、‘老大妈’当家。要提高经济效益,不按‘四化’要求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班子里没有几个‘明白人’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一些行业知识分子干部并不少,问题在于没有把合适进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提高到领导岗位上来。例如,北京汽车制造厂有技术干部796人,但在10名厂级领导干部中,只有两名大专毕业生;中层党政一把手77人中,知识分子只占28.6%。这个厂的一些重要部门,虽然科学技术性很强,但主要领导都不是知识分子,有的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水平。”
这个发言对我而言,是很自然、很平常、对改革有利的一项工作。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这是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得出的;另一方面,我很信任袁宝华同志,他思想解放,水平高。没想到,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来自省市的同志表示赞成;来自企业的同志有一部分人赞成,有一部分人说风凉话,难道我们都是“糊涂人”了?袁宝华同志让大会秘书处把我的发言整理登载在《情况反映》第三期上,送了上去,很快有了反应。
16日,耀邦同志批示:“王大明同志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意见十分中肯。现在有些同志讲企业整顿时往往讲得太多太散,抓不到关键。从企业基层单位来说,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改革、整顿、提高经济效益、扭转不良风气,无一不与正确解决干部问题有关。吸收一大批拥护党的路线、有知识、有闯劲、年富力强的‘明白人’参加领导班子,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我记得会议是星期六(17日)下午结束的,袁宝华同志在闭幕讲话中传达了耀邦同志的上述批示。
19日(星期一)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经济效益就能显著提高”为标题,报道了我的部分发言,并以耀邦同志的批示作为编者按,支持“明白人”。
这个报道,犹如一石投水,在北京市各工业局、公司和企业中激起层层波澜。而我,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听到广播在报道我的发言时,不禁大吃一惊。我心想,这只是一个正常、普通的工作发言,怎么一下子宣传得这么厉害了?
虽然7月11日我在全国整顿企业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已经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当时还不怎么在意,认为我的这个发言只是一个很合理、挺正常的调研报告和工作建议。
没想到,《人民日报》一登载,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非常激烈。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发言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当时真是有点吃惊。当时我还听说北京市各区县委书记开会都骂我,说北京就出了一个“明白人”,就他明白,我们都糊涂。
当时我接的信可多了,北京的、外地的,拥护的、反对的,都很多。北京市工业战线的反响非常强烈。我接到很多技术、业务人员的信,他们非常拥护;还有人说,你替我们说说,关键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记得北京市第七机床厂一位食堂管理员说:“这话说得深入浅出,十分中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有不少骂我的。很有意思,我过去在许多工厂蹲过点,一些熟悉我的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朋友给我写信,说你原来在我们厂蹲点的时候,你对我们工人挺好的,你也是工人出身,怎么看不起我们工人呢?你这次屁股怎么坐到知识分子那儿去了?怎么给知识分子说话了?你这是打击工农干部。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许多人写信给市经委领导,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落实;但也有不少同志表示不满,说“明白人”的提法把无学历、无技术职称的现职干部都看成了“糊涂人”,不能干。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很好地利用和培养现职干部,不必把知识分子抬得太高等等。
争论如此激烈,接到那么多信,虽然很多人支持我的观点,给予我信心,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点紧张。
耀邦同志是支持我们的,袁宝华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仍未平息争论。据邓小平同志年谱记载和袁宝华同志回忆,1982年7月26日,小平同志与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讲到: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就像北京市王大明讲的,领导班子要有几个明白人,企业才能有效益。袁宝华同志在企业整顿定期交流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话,这场争论才算逐渐平息,“明白人”的政策才得以贯彻落实。
改革初期的突破口
20多年前的这一场争论,我当时只是从我们的调查研究出发,提出让政治上、业务上都明白的人进领导班子。现在回过头再来看,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站在一个比较客观、更高一点的历史视角来看,“明白人”的争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首先,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之中,多少年来极左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企业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贯彻,人们受“左”的影响很深,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提拔技术业务人员、知识分子必然会遇到阻力。
1982年全国的企业整顿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袁宝华同志作为中央的代表,思想很解放,他在北京蹲点搞调研,实际上对于北京市如何抓整顿、如何认识企业整顿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推动和帮助。要是没有袁宝华同志的支持,我当时也不敢提出。因为我知道,袁宝华不代表他个人,是中央的精神,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
其次,北京市历来就很重视调查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跟着郑天翔同志到各个厂子蹲点。面对企业的“明白人”问题,我跟着袁宝华同志深入调研,从实际出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同志、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两位领导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
由于长期以来的极左影响,突然提出要任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明白的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工人朋友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他们对我所讲的“明白人”的含义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他们的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现在看来也是正常的。
尽管现在看当时人们的反应正常,但当时提拔技术干部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我无异于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虽然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自己的观点来自调查研究,是站得住脚的,但在小平同志开口表态之前,那么多人说“就他明白,我们都糊涂”,我心里真是挺难理解的。我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原来口碑还是不错的,人缘也不错。结果,这样一来,自己成了有争议的干部。要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都有点“混”不下去了。提拔中青年技术干部,现在想起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觉得是问题,但在当时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一场争论。
当时中央将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我的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发广泛讨论,现在看来可能也是特意这么做的。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高屋建瓴,认为改革开放中的干部队伍问题必须解决,要打破“左”的束缚,必须换上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一批干部,因此抓住这个突破口,推动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任用业务技术人员,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一些“左”的做法的一种冲击,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左”的影响的一次冲击。
此后半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中国财贸报》、《文汇报》等报纸纷纷报道各地的相关情况,尽管各省也争执得很厉害,但各地的实践都证明我们的调查报告是站得住脚的。
深远意义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闹的?是不是个别人想出风头?我想,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为什么展览中没有这一段?一些相关的书、材料中基本也不提?不知道是人们已经遗忘了这一段,还是有些人似乎把这个看作是个人的事情,我想,这恐怕都是不合适的。突破几十年来“左”的影响,走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路,可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这60年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不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今来看,这个事情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
第一,企业开始真正走上改革的道路。从调整领导班子入手,企业开始由重计划轻市场、重生产轻营销、重一线轻二线(科研开发)转到两者并重、开拓市场、以销定产、增加竞争力、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来,这是很重要、也是很艰难的转变,是企业改革迈出的重要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尽管阻力较大,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一个厂子一个厂子亲自抓,对全市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提拔了一大批技术知识分子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在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1984年北京市又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大中型企业的党政一把手要具备大专学历,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调整了大中型企业的班子,经过严格考察和民主推荐,启用了一批有大学学历、熟悉业务、有能力、有威信的技术管理人才,担任厂长和书记。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企业的领导核心,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提拔了相当多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明白的干部,对北京市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第二,干部队伍得以知识化、年轻化。据我了解,北京市从工业口开始,很多干部借着这个东风,进了领导班子。有进就有出,有上就有下,班子发生了一次大“换班”。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次深层的利益调整,触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当时提拔的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从工厂里提拔的,包括现在很多在职的、或是刚刚退休的高级领导干部,甚至国家领导人。实践证明,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者。
第三,这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我当时可想不了这么高,现在回忆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抓住了这个突破口,以领导班子的调整为突破口,使企业成为有生产经营意识的经济组织,从而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开始显现。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一些“左”的做法,使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通过重用技术和业务干部,推动了拨乱反正向着更深远的社会层面发生作用、产生影响。自1978年开始迎来“科学的春天”,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吸收中青年技术干部进领导班子,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开始显现。一直到现在,知识改变命运,被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接受。
还是那句话,我当时可没想这么多,只是从自己的调研报告出发,针对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提出改革的观点,引起一场争论,这是自然的。有些人思想上转不过弯,也是可以理解的。时过境迁,我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至于这一过程中引起的不愉快,这都是小事一桩了。这让我深刻感受到这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不容易,认识到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良苦用心。这也是我60余年工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收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责任编辑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