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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圈靠自媒体逐步取回话语权，然而，如何让理性的科普，取代情绪的宣泄，还有待各方摸索
2018年1月11日，医疗大V烧伤超人阿宝发文《当你抱着高烧的孩子在急诊流着眼泪苦苦等候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觉得医闹和你无关？》，文章将儿科医生短缺与医疗暴力联系在一起。
这篇点击量突破10万的文章将医疗圈“撕裂”：一部分人认为该文道出了医务工作者的委屈，患者无理取闹、不尊重医生；也有一些人认为，该文情感宣泄式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造成医务工作者对患者不满，患者更觉医护人员冷漠，令本已敏感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上海一名中学教师申报高级职称，在评审公示期时网民质疑其师德。1月12日，上海闵行区教育局公开表示，该教师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符合程序，当事人不涉及违反师德问题。据报道，2016年，该教师欲申请在沪落户，公示期间，也曾遭到类似质疑，称其于2015年在医院打伤医生。曾经的伤医者，尽管已做出过道歉，至今仍在为昔日的行为埋单。
沟通和发声，在医务工作者眼中变得重要起来。然而，吐槽、发泄往往能更快在网端传播，个性鲜明的言论尤其吸引读者，这使中国式医患关系在网端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开年之际，这两起事件，显然都不是“双赢”的医患互动。
这不是烧伤超人阿宝第一次在医疗圈引起轩然大波。
2017年11月8日，烧伤超人阿宝发文《为什么我们讨厌记者》，称“中国这些年泛滥全国的涉医暴力狂潮，以及接二连三的伤医杀医事件，原因很多”，但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医疗系统近乎丧心病狂的黄色新闻轰炸掀起的仇医情绪，绝对功不可没”。此文不但引起一些媒体人的愤怒，也使一些医疗圈人士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在微博上有85万粉丝的烧伤超人阿宝，与六位同道一起，在2016年10月建立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下称“医媒联盟”），希望传递医界正能量。此举得到国家卫计委支持。截至2017年12月，医媒联盟已有1612位盟员，建有中国妇幼保健机构分盟和广东分盟，并将建立儿科、妇科、内科等专业分盟。
因《为什么我们讨厌记者》被禁言半月后，2017年11月24日，经协商沟通，烧伤超人阿宝黯然退出医媒联盟。
为保证联盟成员的言行不损害医患关系，联盟在创立之初就设置了进入审核门槛、劝导、禁言、劝退制度。“联盟不只为医生代言，更希望能打破误解，为各界沟通搭建桥梁。”医疗自媒体人施琳玲称。
科学发声、润滑医患关系，是联盟成员能够走到一起的基本，也是“坚守的底线”。然而，个性化表达和鲜明的立场，恰是自媒体吸引关注之所在。
“在医疗圈几乎没有话语权时，直斥歪曲事实的媒体、忽视医护工作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事件，这样的言论以及发表它们的自媒体人，为医疗圈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位国家卫计委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
1月，《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发布，调查显示，38%受访医师认为，提高自身沟通能力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位居所有选项之首，其次是重视自身业务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理念，近年医疗纠纷、医闹、暴力伤医等事件被曝光时，一些医疗圈大V跟进发声，做医学科普，渐聚人气，在医患关系热点事件中发挥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当年8月10日，一名产妇在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分娩时不幸辞世。11日，有网民发布配图微博，称“医院惨无人道，将产妇活生生地弄死在手术台上”并“隐瞒真相”。此事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很多网民认为医护人员冷漠、缺乏责任心，院方表态不够坦诚。直到13日，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谭先杰发布长微博，列举了剖宫产手术导致孕妇死亡的几种情况，并介绍了羊水栓塞。当天下午，相关科普报道渐多，舆论渐趋理性，转而寻求事件真相。8月15日，涉事双方同意经法律程序解决这场纠纷。
“这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让更多人关注到失实的报道对医务工作者带来的不公和伤害。”上述卫计委人士称。
之后，医媒联盟成员先后对“罗一笑事件”“衡阳医闹”“一滴血验癌謠言”等网络传播广泛的事件快速回应，或赴现场调查。
《白皮书》显示，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未改善，且有一半受访医师认为工作未得到社会认可，这可能“与医疗自媒体兴起，医疗自媒体对涉及伤医新闻敏感等因素有关”，医师对整体执业环境改善感觉滞后。
1月28日，医媒联盟于“2018清博盛典”获得“2017正能量传播奖”。但医疗圈仍觉身处舆论弱势。“原因很多，在经历了一些医疗纠纷报道后，院方不敢对媒体和公众讲话，医生觉得只需做好本职工作，不太重视对外沟通，网络传播需要转变应对媒介事件的观念，大家的思路却没能快速跟上。”施琳玲分析。
医媒联盟刚成立，便遭遇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2016年10月30日，一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潍坊妇幼保健院为一名产妇行剖宫产术后，忘记取出纱布，导致患者疼痛难忍。舆论普遍认为此系医疗事故。当晚，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在微信公众号表示“报道中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随后，医媒联盟成员对报道提出质疑，指出用纱布填充止血是缝针过程中的一种常见情况，并有成员赴潍坊调查。最终，上述广播电视台向院方及观众致歉。
这被医媒联盟视为第一场胜利，将此描述为向“谣媒”勇敢亮剑、用专业力量配合山东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声。但此时，一些风格鲜明的自媒体们，粉丝数量攀升，文字中情绪宣泄逐渐突出。
快意恩仇，共鸣者众。河北省某三线城市一位医务工作者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一些情绪、立场均很鲜明的网络大V文章，每每读到，总有些感同身受。反感者也非少数。他们认为，情感宣泄无益于缓和医患关系，反而可能令医生群体与其他群体更加对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长青撰文称，网络自媒体开始让医界掌握了部分话语权，自媒体对政府重视医护人员人身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并指出，自媒体文风有“文革做派”，把针对普通患者的暴力言行大加美化赞扬，“对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没有多少用处，只能助长一些医护人员放任堕落自己本就薄弱的职业精神”。 “情绪宣泄和指责，确实可能不利于医患关系。” 上述卫计委人士称。
截至記者发稿，烧伤超人阿宝未回应记者的采访。
为各地医护人员做培训时，施琳玲会问，“大家工作时遇到的患者真的是难以沟通、态度蛮横吗？”医护人员往往于沉思后表示，现实中的患者并非如此。
互联网打破“区域传播”的传统格局，一起恶性事件会让受众有“近在身边”的代入感。施琳玲分析，网络传播对不良信息的“放大”和“叠加”，会将医患对立的情绪传递给受众，医患双方都可能怀着这样的态度步入医院。
2017年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45%受访医师不愿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或从医，这是自2002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峰值出现在2011年，为78%，次高值是2014年的64.48%。
“那些年，正是伤医、杀医事件被报道最多的时候。”医媒联盟发起人之一、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主要原因在于，患者通常缺乏医学背景和常识，一些医务工作者有专业优越感，加之长久以来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之中形成的“衙门做派”，使医患矛盾渐深。
医、患是平等关系，双方行为都应受到约束。在卫计委主导的医疗圈通过自媒体谋求话语权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尝试是，在2012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病人关系科，接受病患咨询投诉，处理医患关系事务。张贴在院区醒目位置的《病人约章》，写明病人的权利和义务，配合治疗计划、配合院方感染控制措施、保持环境卫生、维护院区安全等患者义务均被列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十大“家规”》则要求医务工作者“永远把治疗患者作为你的首要职责”，且应对患者礼貌、体贴和尊重。
同时，该院对暴力零容忍。“如果患者伤害了医务工作人员，就必须承担责任。”港大深圳医院病人关系科主管赖光强称，伤害行为不仅包括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包括辱骂等语言暴力，“言语上不尊重医务工作者的，要求患者道歉，暴力伤医一律报警、诉诸法律”。
《白皮书》显示，有31%受访医师认为，诉诸法律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位居二三位的分别是第三方调解，医患双方自行解决。
医患产生摩擦或纠纷应靠法律解决，这一理念正得到认可。“前些年，伤医者被依法判罚的报道不多见，也会令人觉得伤医不用担责。”邓利强分析，“患者有投诉的渠道，医务工作者有申诉的途径，在法律保障下，医患双方或许能更好地沟通。”
中国的医患沟通，终需回归到人与人的关系本质。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彼此用宽容开放的心态交流，是减少医患、医媒摩擦的第一步，成为重建信任的逻辑起点和支点。”施琳玲说。
编辑/王小
2018年1月11日，医疗大V烧伤超人阿宝发文《当你抱着高烧的孩子在急诊流着眼泪苦苦等候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觉得医闹和你无关？》，文章将儿科医生短缺与医疗暴力联系在一起。
这篇点击量突破10万的文章将医疗圈“撕裂”：一部分人认为该文道出了医务工作者的委屈，患者无理取闹、不尊重医生；也有一些人认为，该文情感宣泄式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造成医务工作者对患者不满，患者更觉医护人员冷漠，令本已敏感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上海一名中学教师申报高级职称，在评审公示期时网民质疑其师德。1月12日，上海闵行区教育局公开表示，该教师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符合程序，当事人不涉及违反师德问题。据报道，2016年，该教师欲申请在沪落户，公示期间，也曾遭到类似质疑，称其于2015年在医院打伤医生。曾经的伤医者，尽管已做出过道歉，至今仍在为昔日的行为埋单。
沟通和发声，在医务工作者眼中变得重要起来。然而，吐槽、发泄往往能更快在网端传播，个性鲜明的言论尤其吸引读者，这使中国式医患关系在网端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开年之际，这两起事件，显然都不是“双赢”的医患互动。
话语权逐渐回归
这不是烧伤超人阿宝第一次在医疗圈引起轩然大波。
2017年11月8日，烧伤超人阿宝发文《为什么我们讨厌记者》，称“中国这些年泛滥全国的涉医暴力狂潮，以及接二连三的伤医杀医事件，原因很多”，但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医疗系统近乎丧心病狂的黄色新闻轰炸掀起的仇医情绪，绝对功不可没”。此文不但引起一些媒体人的愤怒，也使一些医疗圈人士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在微博上有85万粉丝的烧伤超人阿宝，与六位同道一起，在2016年10月建立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下称“医媒联盟”），希望传递医界正能量。此举得到国家卫计委支持。截至2017年12月，医媒联盟已有1612位盟员，建有中国妇幼保健机构分盟和广东分盟，并将建立儿科、妇科、内科等专业分盟。
因《为什么我们讨厌记者》被禁言半月后，2017年11月24日，经协商沟通，烧伤超人阿宝黯然退出医媒联盟。
为保证联盟成员的言行不损害医患关系，联盟在创立之初就设置了进入审核门槛、劝导、禁言、劝退制度。“联盟不只为医生代言，更希望能打破误解，为各界沟通搭建桥梁。”医疗自媒体人施琳玲称。
科学发声、润滑医患关系，是联盟成员能够走到一起的基本，也是“坚守的底线”。然而，个性化表达和鲜明的立场，恰是自媒体吸引关注之所在。
“在医疗圈几乎没有话语权时，直斥歪曲事实的媒体、忽视医护工作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事件，这样的言论以及发表它们的自媒体人，为医疗圈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位国家卫计委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
1月，《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发布，调查显示，38%受访医师认为，提高自身沟通能力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位居所有选项之首，其次是重视自身业务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理念，近年医疗纠纷、医闹、暴力伤医等事件被曝光时，一些医疗圈大V跟进发声，做医学科普，渐聚人气，在医患关系热点事件中发挥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当年8月10日，一名产妇在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分娩时不幸辞世。11日，有网民发布配图微博，称“医院惨无人道，将产妇活生生地弄死在手术台上”并“隐瞒真相”。此事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很多网民认为医护人员冷漠、缺乏责任心，院方表态不够坦诚。直到13日，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谭先杰发布长微博，列举了剖宫产手术导致孕妇死亡的几种情况，并介绍了羊水栓塞。当天下午，相关科普报道渐多，舆论渐趋理性，转而寻求事件真相。8月15日，涉事双方同意经法律程序解决这场纠纷。
“这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让更多人关注到失实的报道对医务工作者带来的不公和伤害。”上述卫计委人士称。
之后，医媒联盟成员先后对“罗一笑事件”“衡阳医闹”“一滴血验癌謠言”等网络传播广泛的事件快速回应，或赴现场调查。
《白皮书》显示，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未改善，且有一半受访医师认为工作未得到社会认可，这可能“与医疗自媒体兴起，医疗自媒体对涉及伤医新闻敏感等因素有关”，医师对整体执业环境改善感觉滞后。
1月28日，医媒联盟于“2018清博盛典”获得“2017正能量传播奖”。但医疗圈仍觉身处舆论弱势。“原因很多，在经历了一些医疗纠纷报道后，院方不敢对媒体和公众讲话，医生觉得只需做好本职工作，不太重视对外沟通，网络传播需要转变应对媒介事件的观念，大家的思路却没能快速跟上。”施琳玲分析。
医媒联盟刚成立，便遭遇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2016年10月30日，一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潍坊妇幼保健院为一名产妇行剖宫产术后，忘记取出纱布，导致患者疼痛难忍。舆论普遍认为此系医疗事故。当晚，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在微信公众号表示“报道中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随后，医媒联盟成员对报道提出质疑，指出用纱布填充止血是缝针过程中的一种常见情况，并有成员赴潍坊调查。最终，上述广播电视台向院方及观众致歉。
这被医媒联盟视为第一场胜利，将此描述为向“谣媒”勇敢亮剑、用专业力量配合山东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声。但此时，一些风格鲜明的自媒体们，粉丝数量攀升，文字中情绪宣泄逐渐突出。
快意恩仇，共鸣者众。河北省某三线城市一位医务工作者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一些情绪、立场均很鲜明的网络大V文章，每每读到，总有些感同身受。反感者也非少数。他们认为，情感宣泄无益于缓和医患关系，反而可能令医生群体与其他群体更加对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长青撰文称，网络自媒体开始让医界掌握了部分话语权，自媒体对政府重视医护人员人身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并指出，自媒体文风有“文革做派”，把针对普通患者的暴力言行大加美化赞扬，“对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没有多少用处，只能助长一些医护人员放任堕落自己本就薄弱的职业精神”。 “情绪宣泄和指责，确实可能不利于医患关系。” 上述卫计委人士称。
截至記者发稿，烧伤超人阿宝未回应记者的采访。
现实中如何破冰
为各地医护人员做培训时，施琳玲会问，“大家工作时遇到的患者真的是难以沟通、态度蛮横吗？”医护人员往往于沉思后表示，现实中的患者并非如此。
互联网打破“区域传播”的传统格局，一起恶性事件会让受众有“近在身边”的代入感。施琳玲分析，网络传播对不良信息的“放大”和“叠加”，会将医患对立的情绪传递给受众，医患双方都可能怀着这样的态度步入医院。
2017年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45%受访医师不愿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或从医，这是自2002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峰值出现在2011年，为78%，次高值是2014年的64.48%。
“那些年，正是伤医、杀医事件被报道最多的时候。”医媒联盟发起人之一、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主要原因在于，患者通常缺乏医学背景和常识，一些医务工作者有专业优越感，加之长久以来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之中形成的“衙门做派”，使医患矛盾渐深。
医、患是平等关系，双方行为都应受到约束。在卫计委主导的医疗圈通过自媒体谋求话语权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尝试是，在2012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病人关系科，接受病患咨询投诉，处理医患关系事务。张贴在院区醒目位置的《病人约章》，写明病人的权利和义务，配合治疗计划、配合院方感染控制措施、保持环境卫生、维护院区安全等患者义务均被列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十大“家规”》则要求医务工作者“永远把治疗患者作为你的首要职责”，且应对患者礼貌、体贴和尊重。
同时，该院对暴力零容忍。“如果患者伤害了医务工作人员，就必须承担责任。”港大深圳医院病人关系科主管赖光强称，伤害行为不仅包括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包括辱骂等语言暴力，“言语上不尊重医务工作者的，要求患者道歉，暴力伤医一律报警、诉诸法律”。
《白皮书》显示，有31%受访医师认为，诉诸法律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位居二三位的分别是第三方调解，医患双方自行解决。
医患产生摩擦或纠纷应靠法律解决，这一理念正得到认可。“前些年，伤医者被依法判罚的报道不多见，也会令人觉得伤医不用担责。”邓利强分析，“患者有投诉的渠道，医务工作者有申诉的途径，在法律保障下，医患双方或许能更好地沟通。”
中国的医患沟通，终需回归到人与人的关系本质。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彼此用宽容开放的心态交流，是减少医患、医媒摩擦的第一步，成为重建信任的逻辑起点和支点。”施琳玲说。
编辑/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