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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
从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
而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也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支撑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支柱已经开始倾斜，未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率在1/3-1/2之间。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在近二十年内人口结构开始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年轻劳工投入社会，投入建设，使全社会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状态，全球制造业由此源源不断转移到中国；而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在1980到2000年间，这种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超过四分之一强。
在这样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迹。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已开始悄然笼罩中国社会。
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就算最为乐观的估计，十年之内，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这种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中国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而这一趋势，实际上也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长期以来，由于就业队伍的庞大，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劳动市场，这些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但是，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40。而在这种国际劳动力价格不平衡之下，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渐拉大。长期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人力资本的漠视，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缺乏有效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在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内需迟迟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对外贸易和公共投资，内外经济失衡一步一步地加剧；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和缺乏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这种种形势，都在向国人表示，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末尾，在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转折点，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
其实，“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继续剥夺劳动者。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当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经济发展多快而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未来30年，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实现人口由缓慢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第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第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国家应当通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同时，要改变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逐步实现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中国的人口问题，质量问题比数量问题更严重。要尽快改变人口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首位，国家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素质竞争。国家和企业的用人政策要放弃学历第一的观念，要能力第一，这样才能使雷打不动的应试教育逐渐改变。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把1亿多农民工中的大部分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接受多少时间的培训、掌握哪方面的技能等等，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租住廉租房，让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的最强大动力。
最后，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不断地扩大养老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建立有效的持续的养老社会保险机制。
当然，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从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
而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也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支撑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支柱已经开始倾斜，未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率在1/3-1/2之间。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在近二十年内人口结构开始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年轻劳工投入社会，投入建设，使全社会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状态，全球制造业由此源源不断转移到中国；而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在1980到2000年间，这种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超过四分之一强。
在这样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迹。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已开始悄然笼罩中国社会。
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就算最为乐观的估计，十年之内，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这种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中国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而这一趋势，实际上也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长期以来，由于就业队伍的庞大，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劳动市场，这些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但是，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40。而在这种国际劳动力价格不平衡之下，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渐拉大。长期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人力资本的漠视，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缺乏有效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在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内需迟迟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对外贸易和公共投资，内外经济失衡一步一步地加剧；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和缺乏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这种种形势，都在向国人表示，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末尾，在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转折点，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
其实，“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继续剥夺劳动者。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当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经济发展多快而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未来30年，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实现人口由缓慢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第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第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国家应当通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同时，要改变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逐步实现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中国的人口问题，质量问题比数量问题更严重。要尽快改变人口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首位，国家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素质竞争。国家和企业的用人政策要放弃学历第一的观念，要能力第一，这样才能使雷打不动的应试教育逐渐改变。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把1亿多农民工中的大部分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接受多少时间的培训、掌握哪方面的技能等等，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租住廉租房，让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的最强大动力。
最后，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不断地扩大养老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建立有效的持续的养老社会保险机制。
当然，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