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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大桥下面》描绘了两位青年个体户高志华、秦楠之间的曲折爱情，折射出这一时期城市个体劳动者的生活悲欢。
片中女主角秦楠是返城知青，以摆缝纫摊为生；高志华是修自行车的个体户。
此时，全国有1700多万返城知青。许多人没有工作，形成了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帮他们解决困难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条例，批准有城市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允许从事个体经济，解决了许多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摗?高志华、秦楠正是在这一政策出台后，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的青年人。但此时，在很多人眼里，个体户并不是一种职业，他们仍然是“待业青年”，是一群没有铁饭碗的人。
片中高志华母子俩一段争执，展示了人们看待“铁饭碗”和“个体户”的不同态度。
高母:不管怎么样，小秦是个体户。
高志华:您也看不起个体户，我不就是个个体户吗？
高母:两个都是个体户，将来怎么办，你能保证个体户政策就不变啦？
摗?个体户不享有国营单位的各种福利，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中的“另类居民”。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福利，没人证明你的合法性。
1983年，全国已经有147万个体从业者。他们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李路路:那时候私营经济比例很小，重要的资源、机会都控制在国家手里。个人没有单位，很难生存。
摗?“铁饭碗”好在哪里？我们向前追溯，1957年拍摄的纪录片《鞍钢的女工们》，记录了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图1）。
（1）“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大军
此前一年，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这一时期纪录片表现的重要主题。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中国的工人全部转化为国家职工，女性纷纷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全国女职工总数从60万增加到328万，“双职工家庭”是城市中普遍的家庭结构。
庞大的公有制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国家职工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捧上了“铁饭碗”，代表着拥有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可以一干到老，然后领取退休工资（图2）。
（2） 把“螺丝钉”的生老病死包下来是一个多大的包袱
职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他们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劳动的同时，也得到单位全面的关怀。白天一块儿干活儿的伙伴，晚上又一块儿在夜校学习。
在计划经济年代，“铁饭碗”是城市人生活的唯一依靠。无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营工厂，职工的一切保障都由单位包揽。
李路路:你需要的一切:钱、养老、福利等等，都由单位包下来。很多人在一个单位开始工作直到退休。单位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组织，而是国家的延伸。
但是，当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单位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1982年，由蒋子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赤橙黄绿青蓝紫》上映。同样在一家国营钢铁厂，我们看到的却不是火热的生产建设场面（图3）。
（3） 缺乏激励机制是“铁饭碗”的弊病之一（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剧照）
人浮于事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工厂里比比皆是。1978年，美国记者马修斯也看到类似的情景。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桂林丝厂有2500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单位依据1982年国家制定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来约束职工行为：“对违反纪律的职工，以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罚款一般不能高于月工资的20%;表现优异的职工，给予记功、嘉奖和授予光荣称号。
李路路:你在一个单位工作，第一年学徒工，挣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2元，第四年34元，第五年转正。各个单位都一样。
影片结尾，作为一部宣传改革的电影，厂领导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影片的结尾是光明的，但同时也是妥协的。
在现实中，市场化的大潮即将到来，一场关乎人们饭碗的巨变正在酝酿之中。
拍摄于1996年的纪录片《许姐的夏天》，讲述了下岗女工许玉玲找工作的经历。片子拍摄时，许姐36岁，已经有两年时间没上班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许姐小心地回避着“下岗女工”4个字。
李伦（中央电视台编导）:下岗是竞争和淘汰的产物，一个人被淘汰了,她的心境是可以想象的。
在许姐下岗的这一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数量超过一半。曾给职工带来坚实福利待遇的组织结构，成为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包袱。国家开始鼓励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破产，转制。从1993年起，像许姐一样，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职工，告别了自己长期工作的岗位。他们中大多数人已过而立之年，女性的比例接近60%。媒体对他们的称呼是“下岗待业职工”。
许姐下岗两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每天奔波求职，不断面对用人单位的挑选，让习惯了工厂上班生活的许姐感到尴尬，无所适从（图4）。
（4） 下岗之后的思考与选择
纪录片中，有不少许姐找工作被拒绝的场景。
李伦:他们的工作挺难找的，大批的下岗女工，那样的年龄。在拍摄过程中，她表现得沉默和孤独。
许姐:其实，北京真是挺好的。
李伦:她说那句话时有些让人心酸，她为这个城市的成长付出过。许多像许姐这样的下岗职工，离开了原单位，生计无着，必须独立地面对社会竞争。
记者:你还记得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吗？
许姐:正赶上1979年8月1日建军节，厂里给退伍军人演电影，我们也一起看。
李伦:她充满了对往日的留恋，但那已是过去。
记者:现在要是厂子再恢复了，还愿意回去吗？
许姐:不愿意去了。
李伦:她回答的那么坚定，是经过思考的，她也不满意过去的状况。
为增强竞争力，许姐参加了北京市劳动局主办的下岗人员技能培训班，她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了。
1995年4月，国家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许多城市建立起下岗职工培训班，多数由当地劳动部门、妇联或工会组织，免费培训下岗职工学习各种技术（图5）。
（5）“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纪录片中没有交代是许姐的证书起了作用，还是她的执着打动了餐馆老板。餐馆老板决定试用许姐做会计。但许姐未能和丈夫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一家个体餐馆。
李伦:她老公没有下岗，还在那个体系中，所以他老公还保持着那种尊严。而许姐知道尊严可能是虚假的，对自己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换来尊严。
片子的结尾，许姐最终选择了这家个体餐厅。没有单位树荫的庇护，许姐和很多下岗工人一样，学会了正视社会、正视自己。
1996年，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1999年，招收下岗职工的企业，将获得减税；从事社区居民服务的下岗职工，同样享受免税。
2001年，全国96%的下岗职工被纳入再就业服务体系，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功实现再就业。
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一半，利润增长14倍，基本实现扭亏。
拍摄于1997年的纪录片《泰福祥日记》中有一幕:河北省张家口市泰福祥商场的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职工们被告知：商场要开始体制改革。
改革方案鼓励职工买断商场商品的经营权，买断人就成为经营者。其余的工人再向经营者投资入股，凡投资入股的工人每人每月工资200元，不投资入股的工人，每人每月发放基本工资100元。
纪录片导演郑永志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家国有商场股份制改革的过程，这部纪录片也成为我们了解国企改制的一个蓝本。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3年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国企改制的试点，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改制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意味着竞争的出现，习惯了捧着铁饭碗、收入旱涝保收的商场职工，忐忑中盘算着自己的未来。
蓝羽绒服:给100块钱我就回家，我也不要那100块钱了。人家包了，你知道挣了多少。
绿大衣:说赔了就是赔了，说赚了就是赚了，对不对？
白羽绒服:人家买断商品了，人家不先还债，凭什么先都给你？
郑永志:他们担心的不光是拿多少钱，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身份的变化，我还算不算人民商场的人。
李路路:从有保障转向竞争。这意味着没有保障了，竞争就意味着有成功者有失败者。
郑永志:要么你买断工龄，给的钱也不多，20年可能就几千块钱。再有就是你留在这个商场工作，像刘玉娥一样，拿一部分钱承包，承包人民商场任何一个组都可以。
职工甲:我琢磨着没钱借钱，也要自己干。
职工乙:我确实想干，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没那么多资金，没办法。
职工丙:想让大伙跟你一块承包吧，人家不愿意，万一人家投进去产不出来呢，谁给你背着？
入股还是不入股，这是一道选择题，泰福祥的职工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编导选择了两个身份不同的职工:商场经理刘玉娥和营业员权丽英进行跟踪拍摄。
宣布改革方案的当晚，两个家庭不约而同在饭桌上召开了家庭会议。刘玉娥想入股承包泰福祥，但买断商场就意味着巨额的资金投入、不可预知的经营风险。
刘玉娥:我一直是做纺织品销售，觉得要干也能干。现在市场这么疲软，我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包好还是不包好。
刘玉娥丈夫:光靠咱们家，哪儿有那么多钱？
刘玉娥弟:你要真想包就得贷款，咱们合起来，把我的房子押上。
郑永志:刘玉娥要承包商场，她也有自己的盘算。她想我承包了，能挣多少钱？万一亏损了怎么办？她有心理压力（图6）。
（6） 承包不承包？这是个问题
同一个晚上，权丽英家里的讨论也没有明确答案。
权丽英:真要承包，就得交钱。
权丽英丈夫:看交多少，交五千就上，交一万不行。
权丽英:交一万就不上了，交一万怎么了？
权丽英丈夫:去哪儿掏那一万块钱？两个人的工资才多少（图7）？
（7） 在风险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在缴纳了第一个月的柜台租金３万元后，刘玉娥与副经理张凤英成为泰福祥商场的股东。承包了商场的刘玉娥，变成自负盈亏的投资者，她必须承担可能的经营风险。下一步，她们要把柜台转租给职工经营。但以什么样的价格转租，她们心里也没底。
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反复讨论，最终商场的各个柜台及卫生、安保等环节的工作岗位，都落实了工作人员，商场的划时代改革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刘玉娥:我静下心来想什么，想挣钱。上班时一律不许聊天，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可不跟你讲客气了，你要再给我晃悠，我就开了你。
一个月后，营业员权丽英离开了泰福祥，到另外一家商场当起了小老板（图8）。
（8） 敢吃螃蟹的人才知道螃蟹的滋味
片子结尾时，泰福祥的营业额有了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也增加了。和泰福祥一样，更多的国企也在经历着阵痛。
改革，必然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经历痛楚，对生活在传统单位的多数人来说，摆脱对单位的依赖，完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在改革的进程中，单位的一些功能渐渐剥离，开始轻装前进。但原本属于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的纪录片《人在单位》中，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思考。
片中记录了社区中的各种生活场景，上海市宏储社区的居民生活中的许多欢乐，都来自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区。这里的社区组织志愿者为居民服务，替代了一些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职能。一些曾属于传统单位的俱乐部，是一些企业、公司员工及社区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大家聚集在这里，像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大家庭。
原来单位提供给职工的福利待遇，正向社区转移。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捧铁饭碗的单位人也正在向社会人转变。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有赖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与完善。
1997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在全国逐步建立，三年后，78％的贫困人口进入保障范围。
1998年，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陆续启动，它们和“低保”制度合称为城市居民的三条保障线。
2004年，我国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2007年，城市非从业人员，被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障体系，城市全面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片中女主角秦楠是返城知青，以摆缝纫摊为生；高志华是修自行车的个体户。
此时，全国有1700多万返城知青。许多人没有工作，形成了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帮他们解决困难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条例，批准有城市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允许从事个体经济，解决了许多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摗?高志华、秦楠正是在这一政策出台后，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的青年人。但此时，在很多人眼里，个体户并不是一种职业，他们仍然是“待业青年”，是一群没有铁饭碗的人。
片中高志华母子俩一段争执，展示了人们看待“铁饭碗”和“个体户”的不同态度。
高母:不管怎么样，小秦是个体户。
高志华:您也看不起个体户，我不就是个个体户吗？
高母:两个都是个体户，将来怎么办，你能保证个体户政策就不变啦？
摗?个体户不享有国营单位的各种福利，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中的“另类居民”。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福利，没人证明你的合法性。
1983年，全国已经有147万个体从业者。他们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李路路:那时候私营经济比例很小，重要的资源、机会都控制在国家手里。个人没有单位，很难生存。
摗?“铁饭碗”好在哪里？我们向前追溯，1957年拍摄的纪录片《鞍钢的女工们》，记录了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图1）。
（1）“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大军
此前一年，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这一时期纪录片表现的重要主题。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中国的工人全部转化为国家职工，女性纷纷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全国女职工总数从60万增加到328万，“双职工家庭”是城市中普遍的家庭结构。
庞大的公有制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国家职工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捧上了“铁饭碗”，代表着拥有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可以一干到老，然后领取退休工资（图2）。
（2） 把“螺丝钉”的生老病死包下来是一个多大的包袱
职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他们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劳动的同时，也得到单位全面的关怀。白天一块儿干活儿的伙伴，晚上又一块儿在夜校学习。
在计划经济年代，“铁饭碗”是城市人生活的唯一依靠。无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营工厂，职工的一切保障都由单位包揽。
李路路:你需要的一切:钱、养老、福利等等，都由单位包下来。很多人在一个单位开始工作直到退休。单位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组织，而是国家的延伸。
但是，当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单位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1982年，由蒋子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赤橙黄绿青蓝紫》上映。同样在一家国营钢铁厂，我们看到的却不是火热的生产建设场面（图3）。
（3） 缺乏激励机制是“铁饭碗”的弊病之一（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剧照）
人浮于事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工厂里比比皆是。1978年，美国记者马修斯也看到类似的情景。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桂林丝厂有2500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单位依据1982年国家制定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来约束职工行为：“对违反纪律的职工，以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罚款一般不能高于月工资的20%;表现优异的职工，给予记功、嘉奖和授予光荣称号。
李路路:你在一个单位工作，第一年学徒工，挣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2元，第四年34元，第五年转正。各个单位都一样。
影片结尾，作为一部宣传改革的电影，厂领导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影片的结尾是光明的，但同时也是妥协的。
在现实中，市场化的大潮即将到来，一场关乎人们饭碗的巨变正在酝酿之中。
拍摄于1996年的纪录片《许姐的夏天》，讲述了下岗女工许玉玲找工作的经历。片子拍摄时，许姐36岁，已经有两年时间没上班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许姐小心地回避着“下岗女工”4个字。
李伦（中央电视台编导）:下岗是竞争和淘汰的产物，一个人被淘汰了,她的心境是可以想象的。
在许姐下岗的这一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数量超过一半。曾给职工带来坚实福利待遇的组织结构，成为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包袱。国家开始鼓励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破产，转制。从1993年起，像许姐一样，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职工，告别了自己长期工作的岗位。他们中大多数人已过而立之年，女性的比例接近60%。媒体对他们的称呼是“下岗待业职工”。
许姐下岗两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每天奔波求职，不断面对用人单位的挑选，让习惯了工厂上班生活的许姐感到尴尬，无所适从（图4）。
（4） 下岗之后的思考与选择
纪录片中，有不少许姐找工作被拒绝的场景。
李伦:他们的工作挺难找的，大批的下岗女工，那样的年龄。在拍摄过程中，她表现得沉默和孤独。
许姐:其实，北京真是挺好的。
李伦:她说那句话时有些让人心酸，她为这个城市的成长付出过。许多像许姐这样的下岗职工，离开了原单位，生计无着，必须独立地面对社会竞争。
记者:你还记得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吗？
许姐:正赶上1979年8月1日建军节，厂里给退伍军人演电影，我们也一起看。
李伦:她充满了对往日的留恋，但那已是过去。
记者:现在要是厂子再恢复了，还愿意回去吗？
许姐:不愿意去了。
李伦:她回答的那么坚定，是经过思考的，她也不满意过去的状况。
为增强竞争力，许姐参加了北京市劳动局主办的下岗人员技能培训班，她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了。
1995年4月，国家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许多城市建立起下岗职工培训班，多数由当地劳动部门、妇联或工会组织，免费培训下岗职工学习各种技术（图5）。
（5）“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纪录片中没有交代是许姐的证书起了作用，还是她的执着打动了餐馆老板。餐馆老板决定试用许姐做会计。但许姐未能和丈夫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一家个体餐馆。
李伦:她老公没有下岗，还在那个体系中，所以他老公还保持着那种尊严。而许姐知道尊严可能是虚假的，对自己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换来尊严。
片子的结尾，许姐最终选择了这家个体餐厅。没有单位树荫的庇护，许姐和很多下岗工人一样，学会了正视社会、正视自己。
1996年，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1999年，招收下岗职工的企业，将获得减税；从事社区居民服务的下岗职工，同样享受免税。
2001年，全国96%的下岗职工被纳入再就业服务体系，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功实现再就业。
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一半，利润增长14倍，基本实现扭亏。
拍摄于1997年的纪录片《泰福祥日记》中有一幕:河北省张家口市泰福祥商场的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职工们被告知：商场要开始体制改革。
改革方案鼓励职工买断商场商品的经营权，买断人就成为经营者。其余的工人再向经营者投资入股，凡投资入股的工人每人每月工资200元，不投资入股的工人，每人每月发放基本工资100元。
纪录片导演郑永志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家国有商场股份制改革的过程，这部纪录片也成为我们了解国企改制的一个蓝本。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3年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国企改制的试点，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改制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意味着竞争的出现，习惯了捧着铁饭碗、收入旱涝保收的商场职工，忐忑中盘算着自己的未来。
蓝羽绒服:给100块钱我就回家，我也不要那100块钱了。人家包了，你知道挣了多少。
绿大衣:说赔了就是赔了，说赚了就是赚了，对不对？
白羽绒服:人家买断商品了，人家不先还债，凭什么先都给你？
郑永志:他们担心的不光是拿多少钱，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身份的变化，我还算不算人民商场的人。
李路路:从有保障转向竞争。这意味着没有保障了，竞争就意味着有成功者有失败者。
郑永志:要么你买断工龄，给的钱也不多，20年可能就几千块钱。再有就是你留在这个商场工作，像刘玉娥一样，拿一部分钱承包，承包人民商场任何一个组都可以。
职工甲:我琢磨着没钱借钱，也要自己干。
职工乙:我确实想干，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没那么多资金，没办法。
职工丙:想让大伙跟你一块承包吧，人家不愿意，万一人家投进去产不出来呢，谁给你背着？
入股还是不入股，这是一道选择题，泰福祥的职工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编导选择了两个身份不同的职工:商场经理刘玉娥和营业员权丽英进行跟踪拍摄。
宣布改革方案的当晚，两个家庭不约而同在饭桌上召开了家庭会议。刘玉娥想入股承包泰福祥，但买断商场就意味着巨额的资金投入、不可预知的经营风险。
刘玉娥:我一直是做纺织品销售，觉得要干也能干。现在市场这么疲软，我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包好还是不包好。
刘玉娥丈夫:光靠咱们家，哪儿有那么多钱？
刘玉娥弟:你要真想包就得贷款，咱们合起来，把我的房子押上。
郑永志:刘玉娥要承包商场，她也有自己的盘算。她想我承包了，能挣多少钱？万一亏损了怎么办？她有心理压力（图6）。
（6） 承包不承包？这是个问题
同一个晚上，权丽英家里的讨论也没有明确答案。
权丽英:真要承包，就得交钱。
权丽英丈夫:看交多少，交五千就上，交一万不行。
权丽英:交一万就不上了，交一万怎么了？
权丽英丈夫:去哪儿掏那一万块钱？两个人的工资才多少（图7）？
（7） 在风险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在缴纳了第一个月的柜台租金３万元后，刘玉娥与副经理张凤英成为泰福祥商场的股东。承包了商场的刘玉娥，变成自负盈亏的投资者，她必须承担可能的经营风险。下一步，她们要把柜台转租给职工经营。但以什么样的价格转租，她们心里也没底。
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反复讨论，最终商场的各个柜台及卫生、安保等环节的工作岗位，都落实了工作人员，商场的划时代改革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刘玉娥:我静下心来想什么，想挣钱。上班时一律不许聊天，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可不跟你讲客气了，你要再给我晃悠，我就开了你。
一个月后，营业员权丽英离开了泰福祥，到另外一家商场当起了小老板（图8）。
（8） 敢吃螃蟹的人才知道螃蟹的滋味
片子结尾时，泰福祥的营业额有了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也增加了。和泰福祥一样，更多的国企也在经历着阵痛。
改革，必然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经历痛楚，对生活在传统单位的多数人来说，摆脱对单位的依赖，完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在改革的进程中，单位的一些功能渐渐剥离，开始轻装前进。但原本属于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的纪录片《人在单位》中，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思考。
片中记录了社区中的各种生活场景，上海市宏储社区的居民生活中的许多欢乐，都来自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区。这里的社区组织志愿者为居民服务，替代了一些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职能。一些曾属于传统单位的俱乐部，是一些企业、公司员工及社区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大家聚集在这里，像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大家庭。
原来单位提供给职工的福利待遇，正向社区转移。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捧铁饭碗的单位人也正在向社会人转变。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有赖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与完善。
1997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在全国逐步建立，三年后，78％的贫困人口进入保障范围。
1998年，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陆续启动，它们和“低保”制度合称为城市居民的三条保障线。
2004年，我国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2007年，城市非从业人员，被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障体系，城市全面保障体系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