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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益界不能整体性地获得社会赞助，不管公益寡头是官办还是商办，公民社会都是空中楼阁。
雅安地震发生在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时候，两次川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有个议题挥之不去，即公益行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仍旧在逆水行舟。围绕着此一议题，是议论纷扰。多难未能兴邦，杀伤力巨大的两次川震没能震出一个新中国。
汶川地震被大陆公益界当做一个分水岭，被命名被大陆公益元年。其间所指，约略是这次地震显现了民间救灾的能量，使得在国家动员之外造成民间动员以及自我组织。数以百计的民间社团进入汶川地震的场域，几乎在救灾的所有方面都与政府如影随形。
与此相反的是，以红会、慈善总会为代表的官办公益在2008年地震后，经历了它们发展史上的低谷，不仅名誉扫地，而且社会捐款大幅度骤降。雅安地震，同样在12小时内，红会只收到3万多元社会捐款，而捐给壹基金的善款迅速突破千万元。
仅从捐款规模上看，红会似乎落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壹基金成了NGO的头块招牌，尤其在救灾的组织能力上与红会同构。就此，红会招致了大众的嘲笑，甚至不乏更多的激进看法，比如要求红会关门大吉之类。在这样的时候，任何辩解都难以奏效。
然而，不得不说，对红会的负面评价，多数建立在不甚了解基础上。这么说不是为红会开脱。一个例证是，从社会捐款的枯竭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红会灭亡的结论。这样的判断当然解气，但很可能是对大陆公益的背景缺乏清晰理解，对官办、民办势力的消长不甚了了。
对民间的抵触心理，红会心知肚明。但红会在汶川地震后抓住时机，采取了两个主要策略稳住基本盘：一是利用顶层设计的政策窗口期，获得国务院专门政策的支持，红会开支列入政府预算，让红会成为计划单列的机构；二是强调红会是人道组织，而非慈善机构。
红会的做法其实代表了汶川地震后，官办慈善应对社会冲击下的惯用手段。其思路与目的是，将官办慈善与公权融合，从社会领域所收缩的，相应在行政领域扩张。它们很聪明地避免停留在社会与政府的中间地带，依附权力纳捐甚至强捐，比如用所谓慈善税试探口风。
相较于官办慈善的狼狈应付，民间慈善在汶川地震后获得了道德地位，使得后者在与官办慈善竞争时获得了一点优势。问题是，民办公益的绝对力量依旧弱小，尤其是无法根本改变公益权力的结构模式。尽力延缓民间公益发酵公民社会的效率，是该结构的一个任务。
公益界的保守力量通过如下手段巩固不利的局面，凭借权力维稳：一是控制政策制定，从而绝对性地控制资源的配置，比如严控公募资格；二是借助身份的审批制，调控公益生态，即使有所松绑，但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实际上牢牢掌握话事权。
从雅安地震的情况看，只要政府愿意，起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捐款：一是体制内外的行政动员，从而发掘强行纳捐的空间。民政部握有一大批可以募捐的企业名单，这个不是难事；二是对社会捐款的归口管理，改变民间善款的流转过程，为其所用。
壹基金风头正健，显示了民办公益和商办慈善的巨大能量。这确实要归功于它的专业化建设，其能力及信誉在大陆公益圈中属于凤毛麟角。然而，若从公民社会的正常态势看，单一的资源聚拢并不是很平衡。巨灾发生后的捐款热情，无法取代对公民社会的日常支持。
雅安地震十多小时内，电商和大企业纷纷解囊，而且动辄百万元、千万元。可在平常，草根NGO从社会获得的赞助是相当有限的。紧急状态下社会捐助能力的释放，完全不能代替平常的持续襄助。事急则捐款爆棚，无事则捐款稀少，这不科学。
人们情愿在类似川震这样的灾难前，表现出物质上的支援，然而对通过日拱一卒来达成公民社会愿景，则兴趣不大，没有习惯。也有可能揣度为，商办慈善的积极性受制于政治化的禁忌或自我设限，更愿意提供给巨灾，而不是日常生活，这让人很遗憾。
大陆的公民社会进程，公益是中间道路的一个选择项。然而，要想公益有进展，必先改变既有的公益势力范围，通过改换权力结构为公民社会铺路。如果公益界不能整体性地获得社会赞助，不管公益寡头是官办还是商办，公民社会都是空中楼阁。
雅安地震后的舆论表现，包括借助微博展现的捐款急迫感，都值得寻味。而商人与一般国民，只针对巨灾的赞助意愿，对比他们对公益及公民建设的日常化漠视，让人感觉特别不真实。有不少人呼吁要停止捐款给官办慈善，可惜有破无立，有激情而无恒心。
为了适应公益圈的权力设置，许多民办的公益项目挂靠在官办机构属下，成为其子项目之一，以此获得法律身份。如此，官办表面上“退”实际上未退，民办看似“进”，实则进得有限。要是国民不能认识到这点，仅仅在捐款的“姓公姓私”上打转转，一定是未触及根本。
概言之，即使红会明天就停办，也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就顺势到来。反倒是这样，假如在雅安地震后，公众并不急躁地争夺捐款渠道，而是冷静地评估救灾，承接合理协调的需求，才像是一个大国国民的表现。川震惨烈，能搅动地壳，却撬不动另一些必需，着实是问题。
同样是震灾，官员说：多难兴邦。民间说：震出一个新中国。不幸的是，这都接连发生两次川震，邦未兴而新不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不为人知，也可能被精明地计算过、回避过。巨灾吸引了太多，却也消解了太多，这也是特色吧。
雅安地震发生在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时候，两次川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有个议题挥之不去，即公益行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仍旧在逆水行舟。围绕着此一议题，是议论纷扰。多难未能兴邦，杀伤力巨大的两次川震没能震出一个新中国。
汶川地震被大陆公益界当做一个分水岭，被命名被大陆公益元年。其间所指，约略是这次地震显现了民间救灾的能量，使得在国家动员之外造成民间动员以及自我组织。数以百计的民间社团进入汶川地震的场域，几乎在救灾的所有方面都与政府如影随形。
与此相反的是，以红会、慈善总会为代表的官办公益在2008年地震后，经历了它们发展史上的低谷，不仅名誉扫地，而且社会捐款大幅度骤降。雅安地震，同样在12小时内，红会只收到3万多元社会捐款，而捐给壹基金的善款迅速突破千万元。
仅从捐款规模上看，红会似乎落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壹基金成了NGO的头块招牌，尤其在救灾的组织能力上与红会同构。就此，红会招致了大众的嘲笑，甚至不乏更多的激进看法，比如要求红会关门大吉之类。在这样的时候，任何辩解都难以奏效。
然而，不得不说，对红会的负面评价，多数建立在不甚了解基础上。这么说不是为红会开脱。一个例证是，从社会捐款的枯竭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红会灭亡的结论。这样的判断当然解气，但很可能是对大陆公益的背景缺乏清晰理解，对官办、民办势力的消长不甚了了。
对民间的抵触心理，红会心知肚明。但红会在汶川地震后抓住时机，采取了两个主要策略稳住基本盘：一是利用顶层设计的政策窗口期，获得国务院专门政策的支持，红会开支列入政府预算，让红会成为计划单列的机构；二是强调红会是人道组织，而非慈善机构。
红会的做法其实代表了汶川地震后，官办慈善应对社会冲击下的惯用手段。其思路与目的是，将官办慈善与公权融合，从社会领域所收缩的，相应在行政领域扩张。它们很聪明地避免停留在社会与政府的中间地带，依附权力纳捐甚至强捐，比如用所谓慈善税试探口风。
相较于官办慈善的狼狈应付，民间慈善在汶川地震后获得了道德地位，使得后者在与官办慈善竞争时获得了一点优势。问题是，民办公益的绝对力量依旧弱小，尤其是无法根本改变公益权力的结构模式。尽力延缓民间公益发酵公民社会的效率，是该结构的一个任务。
公益界的保守力量通过如下手段巩固不利的局面，凭借权力维稳：一是控制政策制定，从而绝对性地控制资源的配置，比如严控公募资格；二是借助身份的审批制，调控公益生态，即使有所松绑，但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实际上牢牢掌握话事权。
从雅安地震的情况看，只要政府愿意，起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捐款：一是体制内外的行政动员，从而发掘强行纳捐的空间。民政部握有一大批可以募捐的企业名单，这个不是难事；二是对社会捐款的归口管理，改变民间善款的流转过程，为其所用。
壹基金风头正健，显示了民办公益和商办慈善的巨大能量。这确实要归功于它的专业化建设，其能力及信誉在大陆公益圈中属于凤毛麟角。然而，若从公民社会的正常态势看，单一的资源聚拢并不是很平衡。巨灾发生后的捐款热情，无法取代对公民社会的日常支持。
雅安地震十多小时内，电商和大企业纷纷解囊，而且动辄百万元、千万元。可在平常，草根NGO从社会获得的赞助是相当有限的。紧急状态下社会捐助能力的释放，完全不能代替平常的持续襄助。事急则捐款爆棚，无事则捐款稀少，这不科学。
人们情愿在类似川震这样的灾难前，表现出物质上的支援，然而对通过日拱一卒来达成公民社会愿景，则兴趣不大，没有习惯。也有可能揣度为，商办慈善的积极性受制于政治化的禁忌或自我设限，更愿意提供给巨灾，而不是日常生活，这让人很遗憾。
大陆的公民社会进程，公益是中间道路的一个选择项。然而，要想公益有进展，必先改变既有的公益势力范围，通过改换权力结构为公民社会铺路。如果公益界不能整体性地获得社会赞助，不管公益寡头是官办还是商办，公民社会都是空中楼阁。
雅安地震后的舆论表现，包括借助微博展现的捐款急迫感，都值得寻味。而商人与一般国民，只针对巨灾的赞助意愿，对比他们对公益及公民建设的日常化漠视，让人感觉特别不真实。有不少人呼吁要停止捐款给官办慈善，可惜有破无立，有激情而无恒心。
为了适应公益圈的权力设置，许多民办的公益项目挂靠在官办机构属下，成为其子项目之一，以此获得法律身份。如此，官办表面上“退”实际上未退，民办看似“进”，实则进得有限。要是国民不能认识到这点，仅仅在捐款的“姓公姓私”上打转转，一定是未触及根本。
概言之，即使红会明天就停办，也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就顺势到来。反倒是这样，假如在雅安地震后，公众并不急躁地争夺捐款渠道，而是冷静地评估救灾，承接合理协调的需求，才像是一个大国国民的表现。川震惨烈，能搅动地壳，却撬不动另一些必需，着实是问题。
同样是震灾，官员说：多难兴邦。民间说：震出一个新中国。不幸的是，这都接连发生两次川震，邦未兴而新不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不为人知，也可能被精明地计算过、回避过。巨灾吸引了太多，却也消解了太多，这也是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