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非常重视会议对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推动工作等方面的作用。他对会议问题作过一系列的论述，还亲自主持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探索和形成了一套独特又有效的开会方法。学习毛泽东的会议论述和开会方法，能够帮助领导干部提高指导和主持会议的能力，提高通过会议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管用好用的开会指南
　　毛泽东反对开死板呆板的会。在延安时，他就批评说：“‘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从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就倡导改革党的会风。他在许多场合和多篇文章中都谈到这个问题，内容丰富，见解精辟。
　　为什么要开会？毛泽东指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他强调：“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不是就某个问题来解决某个问题，而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这样就放大了会议的功能。
　　关于会议的规模和类型，毛泽东说得很具体：“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毛泽东说：“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
　　应当如何开会呢？
　　提前“安民告示”。毛泽东要求：“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他反对仓促开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他也反对突然开会：“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认真写好发言稿。毛泽东多次要求，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均须写成发言稿”。他强调：“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毛泽东详细指导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他指出，发言“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毛泽东十分看重典型的作用，他说：“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
　　让与会者畅所欲言。毛泽东主张，必须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大家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他说，“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重视开会效率。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主题集中，能够提高会议的效率。毛泽东还指出：“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毛泽东关于会议问题的论述，既高屋建瓴，独到深刻，又紧扣实际，管用好用，可以称为我们党的开会指南。
　　独特创新的会议范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理论家，还是卓越的实践者。他提议和主持召开过无数次党的以及各种主题的重要会议，并将自己的会议主张和要求融入其中，有些已成为独特创新的会议范例。
　　系列汇报会。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用了40多天，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其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没有召开集体汇报会，而是分别听取汇报，每次一个部，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这是一次规模大、时间长的系列汇报会。
　　毛泽东事先认真阅读各部报送的书面材料，做到胸中有数。每次开汇报会时，他都要求各部领导不要照本本念，而要实事求是，畅所欲言。他全神贯注地听，不时插话提问。他还时常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或对汇报进行评论。
　　系列汇报会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等等。先期是专业性的，后期是综合性的，在广泛了解分析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理论概括。由此，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
　　圆桌会议。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总结农业合作化工作的经验教训。
　　下午3点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主席台中间座位，两边分别是王任重和记录员。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他要拉近与会者的距离，营造平等交流的氛围。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工作人员重新摆放了桌椅。
　　座谈开始，毛泽东要求与会者不按提纲发言，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大家没想到毛泽东这样要求，一时很不适应，会议出现了冷场。过了片刻，与会者才陆续发言，讲的大多是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偶尔提到问题也是蜻蜓点水。听了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很不满意，便宣布“休会，明天再开”。他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党的一大，会上就有争论。开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毛泽东又对工作人员李银桥说：“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开座谈会，气氛活跃起来，王任重等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中午休会时，毛泽东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这次座谈会终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出气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七千多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这就是史称的“七千人大会”。大会的起因，是想通过反对分散主义改变几年来的困难局面。
　　1月11日，没有举行开幕式，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直接将大会报告稿发给全体同志，进行分组讨论。“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吴冷西会后这样说。
　　与会者对报告稿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些地方同志甚至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提法。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1月16日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反对分散主义，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24日，报告稿修改完成。27日，刘少奇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安排，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应该结束。毛泽东了解到，有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却不敢讲。气没有顺，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精神也难以贯彻。为此，毛泽东提议，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他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毛泽东的提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作了自我批评。随之，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等也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精神振奋。它鼓舞着全党同志积极投身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之中。
　　毛泽东独特创新的开会方法，今天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