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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环境中，美国次贷问题的爆发让中日两个制造“大国”和金融“弱国”全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冲击，也都感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若寻求欧美的“理解”或完全遵循其所指导的方向进行“变革”，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失去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因此，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缺乏“激励”的合作模式，意识到解决双方国内结构失衡问题意义上的“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不仅会攻克自己国家自身发展的瓶颈，同时也会因为“激励相容”的效果而加快东亚地区互惠互利的“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从而产生经济上显著的双赢或多赢效应。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为这种合作意识打开了操作层面上的方便之门，必将谱写出东亚经济合作的新篇章。
高效率市场运行机制维持经济合作健康态势
今天，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无论贸易规模、还是直接投资规模，都比过去有飞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分工和地理集聚效应作用明显的垂直产业链基础上的运营体系：韩国和日本利用技术和资本的比较优势，向拥有潜在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仰仗人口流动)和原材料(享受价格管制)成本优势的中国，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中间投入品，而中国则利用最终产品价廉物美和规模经济性的优势向消费能力相对旺盛的欧美市场渗透。当然，这种贸易结构的形成，也还仰仗于前期大规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随之所带来和逐步完善的销售网络、企业管理机制和市场开发战略。因此，这种经济合作的健康态势主要是由渐渐形成的高效率、高绩效的市场运行机制所维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合作出现的政“冷”经“热”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合作，长期以来却更多地表现在政府和学术层面上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今天的繁荣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合作上，而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定位还主要是为了防范1997年东亚危机的再现、提高各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等。因此，货币互换的规模、亚洲债券市场的深化程度、亚洲货币联盟的推进力度，包括当前外汇储备基金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以例为证，对以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为主的东亚各国的汇率机制而言，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东亚货币脱离美元而盯住共同的一揽子货币(亚洲货币联盟)的思想和战略，互相之间比较容易达到共识，而中国在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变、内需有限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转变所带来的出口欧美市场的汇率风险(大多数结算货币都使用美元)却无法通过现有的合作机制来加以有效规避，所以，合作出现了利益上的不对称(缺乏共同的激励条件)，推进工作确实存在不可低估的困难。
中日两国释放自己的优势
今天，美国经济放缓，世界通胀压力加大，欧日(疲软的)经济替代美国市场的态势并没有形成，中国依然内需不足，甚至正在全力以赴治理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风险。另一方面，亚洲拥有全世界2/3的外汇储备，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购买美国的“安全”资产，在当今美元贬值、美元利率下滑的态势下，已变得越来越有“危机”感了。于是，反思过去金融合作的模式，通过更有效率的双边和多边的金融合作来改变东亚各国目前对外依存体系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单纯的危机防范），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比如，日本企业能否在中国上市(当然，需要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参与中国企业内部节能减排体系的优化，以降低中方企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必然关系到日本企业从中国企业可持续的成长中分享到较高的经济效益。
胡锦涛主席的访日，使中日两国领导人释放出了发挥自己国家的优势来帮助对方缓解国内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对发挥稳定的金融合作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果中国的内需能够通过金融合作加以解决，哪怕这种合作并不伴随货币资本的移动，而只是局限在技术的合作和经验的披露上，也比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资本的移动，可能会更加重要。日本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到日本去上市，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选择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商品，那么，日本经济就会被注入活力，日本企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供给能力”，日本经济因此也会保持一个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那些制约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财政收入陷入瓶颈的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当然，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持续已久的日本的低息货币政策时代也就会画上休止符，而由低息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套息交易”的投机策略会发生质的改变，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也因此会大大减少。于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就会被加强，这对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保持其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对成熟的OECD国家的“稳态”发展而言，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意义。
迈入全面合作的“暖春时代”
一旦通过双方建设性的金融合作，使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成功转型，中国的内需市场被有效“激活”，日本经济也会被带出萧条的低谷，那么，亚洲经济将会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亚洲经济合作的空间会变得更加广阔，亚洲各个成员国也能通过更有成效的合作得到双赢或多赢。那时，亚洲经济的市场力量一定会彻底甩掉历史留下来的沉重包袱(这并不意味可以忘记历史)，迈入一个全面合作的、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的“暖春时代”。也就是说，东亚合作既要做好最坏（防范金融危机）的准备，也要具备向最好的方向不断努力的胆略——克服当前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增长约束，达到经济共同繁荣这一双赢和多赢目标。而且，后者意义上的金融合作（比如，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外汇储备资产的携手运作、企业创业和结构调整基金的联合扶持、两地金融中心业务上的紧密合作等）将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高效率市场运行机制维持经济合作健康态势
今天，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无论贸易规模、还是直接投资规模，都比过去有飞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分工和地理集聚效应作用明显的垂直产业链基础上的运营体系：韩国和日本利用技术和资本的比较优势，向拥有潜在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仰仗人口流动)和原材料(享受价格管制)成本优势的中国，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中间投入品，而中国则利用最终产品价廉物美和规模经济性的优势向消费能力相对旺盛的欧美市场渗透。当然，这种贸易结构的形成，也还仰仗于前期大规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随之所带来和逐步完善的销售网络、企业管理机制和市场开发战略。因此，这种经济合作的健康态势主要是由渐渐形成的高效率、高绩效的市场运行机制所维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合作出现的政“冷”经“热”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合作，长期以来却更多地表现在政府和学术层面上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今天的繁荣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合作上，而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定位还主要是为了防范1997年东亚危机的再现、提高各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等。因此，货币互换的规模、亚洲债券市场的深化程度、亚洲货币联盟的推进力度，包括当前外汇储备基金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以例为证，对以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为主的东亚各国的汇率机制而言，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东亚货币脱离美元而盯住共同的一揽子货币(亚洲货币联盟)的思想和战略，互相之间比较容易达到共识，而中国在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变、内需有限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转变所带来的出口欧美市场的汇率风险(大多数结算货币都使用美元)却无法通过现有的合作机制来加以有效规避，所以，合作出现了利益上的不对称(缺乏共同的激励条件)，推进工作确实存在不可低估的困难。
中日两国释放自己的优势
今天，美国经济放缓，世界通胀压力加大，欧日(疲软的)经济替代美国市场的态势并没有形成，中国依然内需不足，甚至正在全力以赴治理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风险。另一方面，亚洲拥有全世界2/3的外汇储备，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购买美国的“安全”资产，在当今美元贬值、美元利率下滑的态势下，已变得越来越有“危机”感了。于是，反思过去金融合作的模式，通过更有效率的双边和多边的金融合作来改变东亚各国目前对外依存体系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单纯的危机防范），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比如，日本企业能否在中国上市(当然，需要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参与中国企业内部节能减排体系的优化，以降低中方企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必然关系到日本企业从中国企业可持续的成长中分享到较高的经济效益。
胡锦涛主席的访日，使中日两国领导人释放出了发挥自己国家的优势来帮助对方缓解国内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对发挥稳定的金融合作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果中国的内需能够通过金融合作加以解决，哪怕这种合作并不伴随货币资本的移动，而只是局限在技术的合作和经验的披露上，也比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资本的移动，可能会更加重要。日本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到日本去上市，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选择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商品，那么，日本经济就会被注入活力，日本企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供给能力”，日本经济因此也会保持一个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那些制约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财政收入陷入瓶颈的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当然，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持续已久的日本的低息货币政策时代也就会画上休止符，而由低息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套息交易”的投机策略会发生质的改变，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也因此会大大减少。于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就会被加强，这对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保持其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对成熟的OECD国家的“稳态”发展而言，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意义。
迈入全面合作的“暖春时代”
一旦通过双方建设性的金融合作，使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成功转型，中国的内需市场被有效“激活”，日本经济也会被带出萧条的低谷，那么，亚洲经济将会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亚洲经济合作的空间会变得更加广阔，亚洲各个成员国也能通过更有成效的合作得到双赢或多赢。那时，亚洲经济的市场力量一定会彻底甩掉历史留下来的沉重包袱(这并不意味可以忘记历史)，迈入一个全面合作的、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的“暖春时代”。也就是说，东亚合作既要做好最坏（防范金融危机）的准备，也要具备向最好的方向不断努力的胆略——克服当前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增长约束，达到经济共同繁荣这一双赢和多赢目标。而且，后者意义上的金融合作（比如，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外汇储备资产的携手运作、企业创业和结构调整基金的联合扶持、两地金融中心业务上的紧密合作等）将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