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符，冯仲足(一九一四——一九六六)笔名，浙江省宁波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出版家。半个世纪前《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一九三四)时起，宾符即参加工作，并主持编务达二十年(四六——六六)。早年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除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做研究工作外，还从事统战工作。
　　
　　我怎样也不能相信宾符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今夜，坐在中美洲一座摩天楼上，远眺这高原城市万家灯火，我的心顿时驰往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想起二十年前宾符从加勒比海国家访问归来时的那个夜晚。我记得，那一夜北京很凉，我们饮着他从热带捎回来的咖啡，谈呀谈的谈到子夜，不仅没有感到凉意，反而觉得有点热了。还是那个夜晚，我们——宾符和我——都预感到会有一场风暴，可是我们当中谁也说不清这是怎样的一场风暴，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刮这么一场风暴；我们带着眩惑的心情试图分析这里那里的形势，预测它的前景——我们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我们在一起好象从没有发过牢骚，我们绝不掩饰心中的忧虑，只能彼此规劝着要注意些什么。不久之后，宾符便病倒在北京医院了。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开会的新侨饭店常常步行去附近的北京医院，看宾符和灿然。我每去一次都很难过，虽则我见到他们时只好强作欢颜：因为我被告知宾符的病可能是肠癌，而灿然则可能是脑瘤——都要动大手术，都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搏斗。然而两个战士却都是乐观的，或者看上去仍旧是乐呵呵的。果然开了刀。宾符和灿然都安然地从手术台上躲过了死神的袭击，先后回家休养了，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虽则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一样，已经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检查”，这些日子即后来在十年风暴中被称为“假整风”的岁月。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春暖花开时节，我们才被告知“运动”已告一段落，新的领导人来了，我们这里忽然被描写成十七年来从所未有的“革命化”了，充满着“新风貌”了。我被告知工作转入正常的轨道。就在这个夜里，宾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年不见，宾符好象已经休养好了，可仍带着那尚未消失的病容。他以无邪的喜悦同我紧紧握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等你多时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他日夜注视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关切着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宾符和我——那一夜是喜悦的，也是天真的，我虽已经好象被“解救”了，可我仍不免有点消沉，而宾符却不那样，他以为阴雨已经过去，又是晴空万里了。我们谈了一夜，我又一次感到了友谊的力量，人间的温暖。那一夜，他说得多，我说得少。其实我即使一个字也不说，宾符也会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白区经历过残酷的现实斗争，这斗争把我们的心联成一片了。临走时已是过了午夜，我哑然无语，紧握着他那微微有点颤抖的手，我感到了亲切和温暖，这是同志间珍贵的情谊，它给人以力量。谁知那一夜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他的病时有发作，而我自己则仍然浮沉于斗争的海洋中，没有机会同亲人述怀了……
　　对于我，宾符是前辈，自然，同时也是知己。宾符带给我的一一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要高兴，就放声大笑，象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而绝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阴阳人。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在我心中他是编辑出版的前辈——当我学习起步时，宾符已经参加了翻译《西行漫记》(斯诺)，《世界政治》(杜德)和《列强军力论》(威尔纳)那几部当时为知识分子所爱读的大书了。“宾符”这个名字在我是亲切的长者，他的译作引导我去研习分析时局；但同他个人认识却已很晚了。
　　那是一九四六年初。有一天，金公(仲华)对我说——其时我刚从重庆转到上海——，你去看看宾符，他编杂志，要你写东西。金公说，他是个老实人，你会喜欢他的。金公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这样一说，我便立即照他所说的地址在爱多亚路一个并不显赫的办公楼上一间挤拥不堪的小房间中找到了宾符。一个胖胖的、矮矮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圆圆的脸，常常笑嘻嘻的脸，有点近乎老太婆那么和善的脸，不是书生的脸，而是一个企业家的脸。显然宾符也得到金公的招呼，我们一见面，没说客套，就熟了。从那一天起，他编报，编杂志，办出版社——凡是他要我写译的，我都如命了。宾符不嫌弃我那时对国际问题的幼稚无知，包括对一些策略性论断的白痴；反而那么热情地，象对后学一样给我暗示，给我建议，给我规劝，一直到给我修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写，写，写。他更不知疲倦地给作者改，改，改。那时的工作条件是现在的写家们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恶化时他巧妙地写，噪声干扰得利害时他能充耳不闻地写，世事纷繁使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应酬以后，他在深夜里仍然写，写，写。
　　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一年。有一夜他找到我，以我从来不曾从他脸上看到的那种严肃表情，轻轻地告诉我：某某被捕了，他和好几个同志恐怕会被牵连，他们当夜就得撤离上海。他说他主编的周刊必须象往常一样出版，而且——他说——必须照常出现这几个撤离的人的文章，以便迷惑敌人。他严肃地告诉我，要我仿照他和别人的笔调写文章发表在这杂志上，按期出版。他问：办得到吗？他没等我回答，赶紧补充说，我们相信你办得到。他严肃地紧握了我的手，走了；当然还有我熟知的几位“同道”也走了。我被宾符那种信任和亲切感动得没有话说。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写，我译，我编，仿照他和他们的文笔，“依样画葫芦”。宾符主编的那份周刊，一期一期地照常印行，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过了若干时候，宾符笑嘻嘻地回来了，显然是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他笑嘻嘻地(不那么严肃了)连声说，好，好，下期起让我来罢。他没有说一句道谢的话，绝对没有，亲人之间是不说感谢话的。他只把工作接过去，重新默默地笔耕。他把笔耕看做一种庄严的工作，神圣的事业，他这精神感染了他的周围——连同我——使大家相信这工作是有成效的。他教会了我在紧急时如何悄悄地撤退，而在另一些时机又怎样勇猛地重新发动进攻。
　　一九四八年底，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白区条件猛然恶化，我被通知立即南行。
　　宾符赶到我所住的一个仓库的顶楼同我话别——此时他是兴奋的，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把几张美钞交给我，他说，战事发展太快了，也许上海又会第二次成为被包围的“孤岛”(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潜台词，因为他在日寇包围封锁下的“孤岛”中出色地战斗过，而且被日本宪兵特务迫害过)，他说，这几个钱你到南方去也许用得着；他说，我们杂志有几个海外通讯员指望我们一点微小的津贴，你去接济他们；他说，也许可以买点有用的资料通过地下渠道运回“孤岛”；他说，只不过几个钱，你拿着，也许你自己也会有急用；他说，我们在胜利的上海再见。仅仅半年以后，我绕过了南南北北许多地方，我们两人又在我的出发点重新见面了。宾符那份喜悦，那份热情，那份亲切，就甭提了。我们——宾符和我——两人那时都忙得“一佛出世”，顾不上叙旧，胖胖的笑嘻嘻的宾符到处奔跑着，在那过去的“冒险家的乐园”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中跳着笑着：他开会，演讲，写作，翻译，编报，编杂志，还做人的工作。他用他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与力量，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他接触的人多，人们愿意和他接近。教员(他本人教过中学)，编辑(他几十年如一日当过校对和编辑)，作家(他一生写过译过不知多少东西)，记者(他是职业的“报人”)，职员，都喜欢接近他，同他来往，因为他懂得人家的苦乐，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明白知识分子往往要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因为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这种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解放后我们——宾符和我——相处的十几年间，与日俱增。
　　解放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宾符和我——很少哭丧着脸了，而他常常显得很快乐。只有一次，那还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在一个出版单位里安排几个党外专家当上正副总编辑，而他自己则乐于被称为“秘书长”，一个打杂的称呼。他那时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公开，有一天他有点凄然地悄悄告我，他为这事“挨”批了——人家竞以他交“权”太多而有点责怪他。他以为他安排得并不错。他安于做他的“秘书长”。我当“后勤”有什么不好？他说。何况——实践证明，他这“秘书长”得到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的尊敬，他绝不只能管吃喝拉撒，举凡书稿上的一应疑难杂症，无不请他“会诊”，甚至由他出主意“拍板”。生活证明那时宾符做对了，我那时信服他的见解，现在则更折服了：几个党外专家都先后加入了我们党的行列，宾符知道我们的事业是靠党内党外的革命者一道完成的。他很会信任人。他发现了一个人，他就使你知道你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的感召下尽量发挥你自己的积极性。他一旦认为你可以按革命的需要挑起某一副担子时，他就把担子交给你，毫不迟疑。凡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婆婆妈妈，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会同你喝酒抽烟，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从不呵斥人(他有时收起了平常那笑嘻嘻的脸，一本正经地轻轻地对你说：这样做不好，对什么什么不利，而绝不怒言于色)，而是因为他要求严格，头脑敏感的同时，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唉唉，宾符，如果在十年浩劫中能同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呀……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五十出头，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不治之症夺走了他，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的事业。如果他不走，在十年浩劫中他会熬过来的，而今日他会多么高兴呵，他那笑嘻嘻的脸，那善良的心，那不顾疲劳的手，将会带给多少年青的编辑们同情，规劝，信心和力量呵。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