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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江畅的《理论伦理学》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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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西安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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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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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期
其他文献
在中国文学诸文体中，辞赋与地理关系最为紧密。《古文苑》选录的地理赋，既包含有曾经真实的空间存在，也坦露着赋家丰富的精神世界。它们再现了中古时期的部分交通路线，展现了沿途的自然人文景观，抒发了赋家对自然景致、疆域风物、雄伟山岳和中心帝都深广的地理情怀。辞赋因这些地理表述参与其中，从而表现出征实求真、时空结合、情由景生的文学特征。
德塞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并指出这种“盗猎”是一种“挪用”而不是“误读”。在此基础上，德塞都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关于粉丝文化的重要洞见：读者不单单是“盗猎者”，他们还是“游牧民”。总是在移动，不断向其他文本挺进，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德塞都的“盗猎”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动性。德塞都的模式对文本意义的性质保持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使得各种竞争的和矛盾的阐释也都具有效力。德塞都的理论并不一定拒绝作者意义或学术阐释策略的价值，因为它们也提供了它们自己的愉悦和回报，这是不容忽视的
传播性病罪的实质理当定位于对他人身体健康或公共卫生的侵害，但现行法设立本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却是社会风化，国民之身体健康权利仅仅居于“随意客体”的尴尬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性病、艾滋病的防治，不利于对国民健康这一重大法益的保护。所以，调整我国现行法关于传播性病罪之保护法益，是有效维护公共卫生、保障国民健康的必然：一方面，性病、艾滋病相对于其他传染病而言，具有流行病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特殊性，单独立法利于对这类特殊传染病的防治；另一方面，根据疾病在性质上的严重程度分设结果犯和危险犯．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定刑，利于合理划
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的崛起发端于周代。历史理性之所以在周代崛起，除了统治者提倡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文化因素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神道设教”：在周代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神道设教”除了向世人灌输的迷信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大量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列入祀谱．以推行教化，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理性。二是周人对典策的高度重视：周代典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政治管理经验，它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凡重大事件，统治者必定向历史典策中寻找依据。典策在当作行政运作的依据
在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文化转型问题时，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常被忽视。事实上语言文字问题与文化变革紧密相关。粱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倡导国语。进而倡导新小说，这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二）推进汉语研究现代进程。具体体现在比较眼光、历史意识、科学精神三点；（三）坚持语吉工具论，但晚年已意识到文学革新与语言之间存在的直杂关联。认识有所突破。梁启超的研究决不只限于学科意艾，它实际关联到中国文化现代性以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也是五四一代学人所面对的重大文化课题。
对于《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入声究竟是否消失了，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存在入声，有的认为没有入声。差异较大的是清入声，有的认为跟读书音有关，有的认为应分为文白两个系统，其中白读音已经消失，而文读音还保留一个独立的调类。学者们要么只就《等韵图经》，要么只就某一类入声字加以探讨．在资料的全面性方面似乎还有所欠缺。如果对《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常见的古入声字作一个较为全面的考查，便可确认该书中入声确实已经消失了。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始终以学习欧美为学术潮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钻研、奋争、积累。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在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同时。必须自强不息。必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学术观念。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语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是的，不自主就不能创新。为此．一向鼓励学术创新的本刊特辟“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学术讨论专栏。支持中国语言学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本期隆重推出的何九盈、鲁国尧、孙玉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40年前后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不容忽视的。这场论争的参加者之多,涉及面之广,以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文学形式问题所达到的理论高度,都是前所少有的。可以说,作为一次文学运动,这是我国的文学工作者适应现实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朝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这一宏伟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在这场论争中,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不仅深入地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而且进而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化及其密切相关的大众化和现代化问题。茅盾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