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肤浅的藻饰，早已被时代的激流漫过；有些庸碌碌者，如今只与泥土长眠。然而，总归会有那样一群鲜活的影像，久久地在我心中回荡——侠气立谈中，义誓死生同。他们，是喷薄欲出的朝阳；他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在《激流总序》中，巴金先生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在弥弥众生之上，有一大写的“命运”主宰着万事万物使其不得挽救过去、不得掌控现在、不得预知未来；而悲剧之所以伟大，则不是由于人在“命运”面前产生的苍白的无力感，而是在于人与“命运”的抗争这一无比漫长、艰苦卓绝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命运”从来便不是自热的，而是社会的无形的镣铐与罗网造成的——这，便是垂死的封建旧制度和旧礼教。
　　身为长子的觉新一方面民智已开、有追求有梦想，一方面却只能懦弱地奉行“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深沉的痛苦与无奈，最终亲手葬送了两个他最爱的女人梅芬和瑞珏的生命和幸福——原来，最大的悲哀并非来自蒙昧的浑然不觉，而是来自清醒的无力回天。
　　梅芬、瑞珏，两个极相似而又惺惺相惜的柔顺女子，前者只因一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不得不任他人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埋葬，后者默默吞咽着一切不公正的愚蠢的举措带来的恶果，纵身跃进了自己掘的坟墓——原来，古今多少大家庭子孙满堂繁荣昌盛的背后，是无数女子的血泪泉灌溉生出的罂粟花……
　　于是不禁想要喊出一句：我好恨！
　　对于写作此书时仅二十七岁的巴金先生而言，亦是如此。一方面，《家》中的觉慧这一形象极好地表现出青年的元气淋漓，客观来评价，觉慧是可爱的、冲动的，带一点莽撞与激进的；另一方面，巴金先生也多次在后记中提到，他并非一个冷静的作者，写《家》的时候激动得厉害，书里面个人的爱憎太深——这会导致作品有一些缺点。然而，瑕不掩瑜。这样的一种热烈与奋不顾身，直让人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五四运动的浩浩荡荡，想到在那许许多多次革命与运动中涌现的精神与热潮！《家》是檄文，巴金先生是斗士，是呐喊者亦是批判者——尽管他并未给青年们指明一条确切的新路，但毕竟我们都坚信：认识，即改变的开始。
　　小说的结尾——觉慧终于意识到公馆是“不能待了”而决心离开四川到上海去，去进到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里去，去投身更激烈的学生运动。他与觉民与琴惜别后，便乘舟远去，在一片清莹的水光山色中，渐渐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
　　《家》的结局是开放的，未知的，充满向往与希望的。未知的世界需要青年去探索，未知的光明与黑暗需要青年去琢磨。从另一角度来看，古代的“大团圆”窠臼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实为用滥了的浪漫主义，无可厚非。
　　这是一部青年人的书。
　　一语似见拈花靥，一书如品浊醪醇。
　　（编辑：王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