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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思想的构成，历来有许多观点，大抵总离不开对儒、道、佛三家的讨论。本文通过对陶渊明诗文的分析，归纳、总结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在其诗文中的化用，发现《论语》质朴的语言对陶渊明自然脱俗的语言艺术手法的影响，进而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在他“仕与隐”抉择的一生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同时，通过概括《论语》对陶渊明语言与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感受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中的儒学色彩以及他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陶渊明；儒家思想；《论语》
1 陶渊明诗文中的《论语》
《论语》是儒学经典著作，最能体现孔子的言行与思想。因此，研究陶渊明诗文中与《论语》有关的句子则是我们了解儒家文化对陶渊明思想产生影响的最佳途径。东晋时，李充作《论语注》更扩大了《论语》的知名度。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陶渊明接触、喜爱并研究《论语》的可能性很大。目前陶渊明传世作品中共有诗125首，文5篇，其中作品中引用《论语》就多达37处。从这一数量足可见《论语》对陶渊明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
《时运》序中写道：“春服既成，景物斯和。”该句化用了《论语·先进篇》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此诗正是陶渊明闲居家乡，三月三日出游东郊，想起曾点的一番话而作。
《荣木》中“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不仅化用了《论语·子罕》中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还明确将孔子称为“先师”，可见孔子对陶渊明一生的启蒙作用。
《命子》中“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与“尚想孔伋，庶其企而”两句，前者化用了《论语·公冶长》中“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后者则是他希望陶俨能向孔伋学习成为肖孙。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儒学不仅影响了陶渊明自身，更渗透在对后代的谆谆诫勉中。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化用了《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十分推崇颜回，常以颜回自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正是对陶渊明和颜回两位贫士的讴歌。
据计算，陶渊明的作品每不到三首便有关涉《论语》的内容。清人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用《老》、《庄》，繁缛者征用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3]众所周知，影响创作者创作风格除时代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和喜好外，所涉猎的书籍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创作者。《论语》简洁精练、含蓄隽永的语言特色或许正是陶渊明“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4]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去表面语言艺术层面的学习，儒学“仕与隐”的思想究竟还对陶渊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下面通过分析他一生的不同阶段历程来探寻儒学对陶渊明人格塑成的影响。
2 从陶渊明的一生看儒学对他的影响
2.1从年少猛志中，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5]，但决不证明陶渊明没有积极的入世思想，相反，年少时的陶渊明十分渴望建功立业。《命子》中写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可见，祖先的累世盛德，曾祖父陶侃的卓越功勋让陶渊明自幼就珍惜时光，渴望有所作为。
年少时的陶渊明，或许正如他诗中所写的一般：“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一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少年形象，也让人不禁想起《白马篇》中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企盼天下大治，像祖先一样，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然后功遂辞退，流芳百世：这正是少年陶渊明最大的梦！
2.2从五次为官中，看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
陶渊明二十岁开始游宦，先后担任过州祭酒、主簿、入桓玄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关于出仕之由，《归去来兮辞》序中提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饮酒》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诚然，陶渊明因经济拮据而选择做官，但主要还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情怀使然。
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思想上十分痛苦，可见他的仕途之艰。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诗人表露出对仕途的厌倦：“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现实黑暗的政治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违背，他留恋田园生活，但真正离开官场，他又不甘心碌碌无为，渴望建功立业，“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最终，矛盾在他担任彭泽令时激化了，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还是选择了归隐田园。可见，在“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支配下，陶渊明渴盼能有所作为，正因为“大济于苍生”的理想不能实现，才被迫走上了“击壤以自欢”之路。
2.3从陶渊明归隐中，看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
既然无法“大济于苍生”，陶渊明选择退而求其次，安贫乐道、独善其身，这种“仕与隐”的观念正为儒家所倡导。陶渊明的归隐，是基于“道义”的归隐，是有儒家色彩的归隐。不同于“终南捷径”把归隐当作入仕的工具，不同于阮籍、嵇康为避祸佯狂的消极归隐，而是“独善其身”。纵使天下无道，陶渊明也要一直堅守着心中的“桃花源”，犹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终于“复得返自然”。此“自然”，或许不单指深林，更是指心中的自然--“心远”。这种隐逸情怀看似来源于道家，其实更是对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梁启超曾评价陶渊明：“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的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7]可见，无论入世还是出世，无论仕还是隐，儒学的色彩都渗透在陶渊明的一生中。
参考文献
[1] [晋]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清]沈德潜.古诗源[G].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二十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8653
[5] [南朝梁]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54
[6] 孙红震，张中民.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突破[J].九江师专学报，2001，3：29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八册[M].张品兴，沈鹏，范增，等，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杜治伟.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5，22（6）：25
作者简介：
亓颖（1996—），女，民族汉，籍贯山东，职务/职称无，学历本科，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关键词：陶渊明；儒家思想；《论语》
1 陶渊明诗文中的《论语》
《论语》是儒学经典著作，最能体现孔子的言行与思想。因此，研究陶渊明诗文中与《论语》有关的句子则是我们了解儒家文化对陶渊明思想产生影响的最佳途径。东晋时，李充作《论语注》更扩大了《论语》的知名度。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陶渊明接触、喜爱并研究《论语》的可能性很大。目前陶渊明传世作品中共有诗125首，文5篇，其中作品中引用《论语》就多达37处。从这一数量足可见《论语》对陶渊明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
《时运》序中写道：“春服既成，景物斯和。”该句化用了《论语·先进篇》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此诗正是陶渊明闲居家乡，三月三日出游东郊，想起曾点的一番话而作。
《荣木》中“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不仅化用了《论语·子罕》中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还明确将孔子称为“先师”，可见孔子对陶渊明一生的启蒙作用。
《命子》中“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与“尚想孔伋，庶其企而”两句，前者化用了《论语·公冶长》中“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后者则是他希望陶俨能向孔伋学习成为肖孙。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儒学不仅影响了陶渊明自身，更渗透在对后代的谆谆诫勉中。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化用了《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十分推崇颜回，常以颜回自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正是对陶渊明和颜回两位贫士的讴歌。
据计算，陶渊明的作品每不到三首便有关涉《论语》的内容。清人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用《老》、《庄》，繁缛者征用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3]众所周知，影响创作者创作风格除时代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和喜好外，所涉猎的书籍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创作者。《论语》简洁精练、含蓄隽永的语言特色或许正是陶渊明“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4]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去表面语言艺术层面的学习，儒学“仕与隐”的思想究竟还对陶渊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下面通过分析他一生的不同阶段历程来探寻儒学对陶渊明人格塑成的影响。
2 从陶渊明的一生看儒学对他的影响
2.1从年少猛志中，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5]，但决不证明陶渊明没有积极的入世思想，相反，年少时的陶渊明十分渴望建功立业。《命子》中写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可见，祖先的累世盛德，曾祖父陶侃的卓越功勋让陶渊明自幼就珍惜时光，渴望有所作为。
年少时的陶渊明，或许正如他诗中所写的一般：“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一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少年形象，也让人不禁想起《白马篇》中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企盼天下大治，像祖先一样，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然后功遂辞退，流芳百世：这正是少年陶渊明最大的梦！
2.2从五次为官中，看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
陶渊明二十岁开始游宦，先后担任过州祭酒、主簿、入桓玄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关于出仕之由，《归去来兮辞》序中提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饮酒》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诚然，陶渊明因经济拮据而选择做官，但主要还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情怀使然。
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思想上十分痛苦，可见他的仕途之艰。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诗人表露出对仕途的厌倦：“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现实黑暗的政治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违背，他留恋田园生活，但真正离开官场，他又不甘心碌碌无为，渴望建功立业，“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最终，矛盾在他担任彭泽令时激化了，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还是选择了归隐田园。可见，在“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支配下，陶渊明渴盼能有所作为，正因为“大济于苍生”的理想不能实现，才被迫走上了“击壤以自欢”之路。
2.3从陶渊明归隐中，看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
既然无法“大济于苍生”，陶渊明选择退而求其次，安贫乐道、独善其身，这种“仕与隐”的观念正为儒家所倡导。陶渊明的归隐，是基于“道义”的归隐，是有儒家色彩的归隐。不同于“终南捷径”把归隐当作入仕的工具，不同于阮籍、嵇康为避祸佯狂的消极归隐，而是“独善其身”。纵使天下无道，陶渊明也要一直堅守着心中的“桃花源”，犹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终于“复得返自然”。此“自然”，或许不单指深林，更是指心中的自然--“心远”。这种隐逸情怀看似来源于道家，其实更是对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梁启超曾评价陶渊明：“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的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7]可见，无论入世还是出世，无论仕还是隐，儒学的色彩都渗透在陶渊明的一生中。
参考文献
[1] [晋]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清]沈德潜.古诗源[G].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二十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8653
[5] [南朝梁]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54
[6] 孙红震，张中民.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突破[J].九江师专学报，2001，3：29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八册[M].张品兴，沈鹏，范增，等，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杜治伟.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5，22（6）：25
作者简介：
亓颖（1996—），女，民族汉，籍贯山东，职务/职称无，学历本科，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