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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百草枯病人求生同步的是，生产百草枯的农药企业，也在求生。
“你给我吐出来！”
在齐大庆的怒吼声中，他的妻子已经面朝下被压在了床边，后背上顶着齐大庆的手肘，口中被迫塞进了齐大庆的手指。齐大庆使尽了力气将手指捅到妻子喉咙深处，强迫其呕吐。
2016年12月8月的这天，山东省德州市，天气闷热，汗水顺着齐大庆妻子的发梢往下滴落。齐大庆平复了一下情绪，起身走进卫生间寻找妻子刚刚喝的药的容器。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头皮发麻，卫生间窗台上被拧开瓶盖的农药瓶身上，印着“百草枯”。
百草枯（Paraquat）也叫对草快、克芜踪、巴拉刈，最早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世界最大农药企业先正达SyngentoAG前身）研发出来的除草剂。一经问世，以其优异的除草特性风靡全球。
但是，对于人体来说，百草枯是一种尚无解药的死亡之水，10毫升便可致死，如果不及时采取恰当的治疗措施，早前统计平均死亡率一般在90%以上（随着医学进步，现今死亡率有所下降），死亡过程漫长而痛苦。
中毒者口咽部及食管损伤最开始缓慢显现，随后中毒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是肺，同时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百草枯中毒早期可出现急性肺损伤，晚期则出现肺泡内和肺间质纤维化，称“百草枯肺”，早期多死于急性肺损伤，而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肺纤维化。
百草枯中枢神经损害不明显，病人神志始终是清楚的。通俗地说，好比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一天天缓慢地活活憋死。
齐大庆夫妻二人火速来到乡镇医院求医，这一刻的齐大庆夫妇还心存一丝侥幸，虽然知道百草枯很毒，但不至于无药可解。他们希望看到医生的那一刻，医生可以亲口告诉他们“没关系，治疗几天就好”，然后他们便可以回去过平常的日子，种地，做饭，去孩子学校开家长会。
但是，在他们抵达医院的那一刻，希望破灭了。趁着夜色，齐大庆夫妇直奔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是国内最大的百草枯中毒诊治基地，该科的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菅向东是目前国内治愈百草枯中毒患者最多的专家。数据统计显示，该科近4年收治1942例，治愈存活1201例，治愈存活率为61.8%。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病房住下的齐大庆妻子，从躺到病床上的第一天起，便甚少与人沟通。有时候，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几个小时一言不发，仿若周围的一切均为静止，宛如雕塑。
“中国百草枯之父”
“当时对自己很满意，我感觉为中国的农业做了一件好事儿。”但李德军后来闻悉国内涌现出多例百草枯伤人致死的案例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1996年，时任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现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的李德军选中了百草枯的研究课题。当时，国内的百草枯使用完全依赖进口，售价昂贵，市场销量远不及其他本土除草剂。此时的李德军刚刚33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
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的李德军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开始立项对百草枯的清洁生产工艺和吡啶碱生产工艺进行了攻关。
同期，百草枯废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又被列入国家“863”项目，李德军的事业蒸蒸日上。而在同行业重点企业的协同攻关下，百草枯从原料生产到三废利用和处理技术一跃达到國际水平，形成了万吨级的完整的连续化、自动化工业生产规范体系，在中国几百个农药品种中名列前茅，成为举足轻重的当家品种之一。2010年，国家化学化工联合会授予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军团队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大规模的百草枯国产化，拉动了百草枯上游各种化工原料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吡啶碱系列产品。长久以来，我国的吡啶和百草枯一样，主要依赖进口。百草枯大规模产业化之后，在强大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南京红太阳、山东绿霸等企业相继攻克了吡啶的生产技术并大规模产业化。而在吡啶上游，又接力拉动了乙醛、乙醇、红（木）薯等原料及其支链产业的蓬勃发展，由此，发展出了一条完整成熟的庞大产业链。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在这条产业链上讨生活的所有从业人员，粗略估算至少有30万人。
有一天，“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去聆听了一次关于诊治百草枯病人的讲座。他第一次看到了百草枯病人的图片。听完讲座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陷入沉思，两天没怎么吃饭。“百草枯是我迄今科学研究生涯最得意的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瑕疵，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负罪感，我感觉这做的什么事啊。”他面色凝重，捻出一根烟，定了许久不曾点火：“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喝百草枯，这不是给人喝的啊。”
这几年，他陆续接到过百草枯病人家属的求助电话，向他咨询救助方法。“医药医疗不是我的专业”，研究农药的李德军十分无奈。
这位农药界的科研翘楚，开始想改变些什么。从2013年始，李德军团队研究百草枯的一种颗粒剂。因为他闻悉一个自杀行为学研究统计数据，冲动型自杀者的冲动持续时间是13秒，如果拖延过了这13秒，就会放弃自杀闪念。
在13秒的驱动下，李德军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投入四百万开发资金，潜心研究消费者无法接触到药剂、无法服食的百草枯粒剂及其严密的水溶性袋包装技术。
他的这项研究技术获得了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申请了一项国际发明专利。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专程奔赴调研，对该项百草枯水溶粒剂科技成果生产装置现场考核，并颁发了生产批准证书。
事实上，在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百草枯中毒案例中，一大部分的诱因是来自于中毒者一时冲动的自杀念头。而绝大部分因一时冲动想通过百草枯自杀的中毒者和他们的家人，在事后都追悔不已。只是，那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都已经不多。而这种暗自滋生、无法预期的自杀心理倾向，为百草枯的监管和后期救治提出了更加冰冷残酷的挑战。 迎来国内禁令
2016年7月1日，百草枯水剂迎来了国内禁令。2012年4月24日，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颁布了第1745号公告，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确保百草枯安全生产和使用，决定对百草枯采取限制性管理措施。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保留母药生产企业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的销售和使用。
这意味着，百草枯水剂这个在国外驰骋市场50多年、在中国大显身手20余年、年销售量10余万吨、年使用面积5亿余亩次的大宗除草剂产品，将在我国市场销声匿迹。
虽然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的第1745号公告中，没有对可溶粒剂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2015年底开始，山东绿霸百草枯可溶粒剂登记已经过期，就是说其百草枯可溶粒剂已经停产。
按照有关规定，农药产品生产、销售需要农业部核发的农药登记证，工信部/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批准证书/生产许可证和农药产品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企业标准），这“三证”缺一不可。
目前，除了南京红太阳百草枯可溶胶剂三证齐全，还可以再生产几年，其余所有企业，均没有三证齐全。以绿霸为例，虽然其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批准证书尚在有效期内，但农药登记证已在2015年底到期，农业部没有批准其百草枯可溶粒剂正式登记申请。
换句话说，虽然1745号文仅仅对百草枯水剂给出了禁令，政策上并未对百草枯其它剂型给予限制。但实际上，在现实中，百草枯生产企业已经不可能拿到百草枯其它剂型的“三证”了。
这意味着，百草枯制剂的生产和发展，从今年起将逐渐走向萎缩。对于企业来说，这就好像给百草枯判了死刑。
生产企业和百草枯关怀组
“为了自救，也是为了救人”，绿霸、红太阳、先正达、山东科信等11家百草枯主要生产企业一致回应了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号召，于2011年成立了中国百草枯生产企业产品管理与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以下简称百草枯关怀工作组），“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以及四家百草枯生产企业负责人担任了工作组副组长。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也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百草枯关怀工作组成立的第一年，绿霸等企业投入了1200多万元资金，而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寿海透露，红太阳加入百草枯关怀工作组后，首期便投入200多万元，后续又追加几百万元。
在工作组的感召下，更多百草枯生产企业加入到此项工作中。
根據工作组2013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截止至2012年底，该工作组已形成以10多家百草枯母液生产企业为发起单位、61家具有百草枯水剂加工资质企业共同参与的社会责任关怀组织，共筹集资金达几千万元。
企业自发筹集的关怀资金，主要用于开通两部“全国百草枯中毒急救24dx时（免费）咨询热线服务电话”（号码为：400-099-0766、400-886-7120）；免费提供卫生医疗专家审定编制的《百草枯中毒诊断、急救和医院处理指导原则》，持续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基层医生百草枯中毒急救专题培训，免费提供中毒救治医用药物以及供临床使用的尿液试剂盒，指导和协助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做好中毒救治工作；开展农民安全科学使用百草枯专项培训，免费提供百草枯专用防护服和器具等。
百草枯中毒急救咨询热线电话的服务人员就包括王海石。他以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的百草枯病人案例粗略估算，以2003年到2012年为例，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百草枯病例589例（不包括门诊与小儿科病例），持续到2016年，每年收治的百草枯病例数量逐年上升。
在百草枯病人求生的诉求下，实际上，被禁止的不仅仅是百草枯水剂，百草枯可溶胶剂也面临被禁的命运。
在张衡昌看来，随着监管的收紧，在百草枯行业，以及上游的一整条吡啶产业链讨生活的30万人生计，都将面临尴尬境地。
与百草枯病人求生同步的是，生产百草枯的农药企业，也在求生。
张衡昌直言，今年绿霸的整体效益将大幅下降，公司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新项目建设到达到预期效益，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绿霸需要度过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而李德军的感觉，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讲，我只能用技术手段解决产品的缺陷。不能影响国家政策，要服从国家决定。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我针对百草枯技术改进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文中病人姓名皆为化名）
“你给我吐出来！”
在齐大庆的怒吼声中，他的妻子已经面朝下被压在了床边，后背上顶着齐大庆的手肘，口中被迫塞进了齐大庆的手指。齐大庆使尽了力气将手指捅到妻子喉咙深处，强迫其呕吐。
2016年12月8月的这天，山东省德州市，天气闷热，汗水顺着齐大庆妻子的发梢往下滴落。齐大庆平复了一下情绪，起身走进卫生间寻找妻子刚刚喝的药的容器。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头皮发麻，卫生间窗台上被拧开瓶盖的农药瓶身上，印着“百草枯”。
百草枯（Paraquat）也叫对草快、克芜踪、巴拉刈，最早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世界最大农药企业先正达SyngentoAG前身）研发出来的除草剂。一经问世，以其优异的除草特性风靡全球。
但是，对于人体来说，百草枯是一种尚无解药的死亡之水，10毫升便可致死，如果不及时采取恰当的治疗措施，早前统计平均死亡率一般在90%以上（随着医学进步，现今死亡率有所下降），死亡过程漫长而痛苦。
中毒者口咽部及食管损伤最开始缓慢显现，随后中毒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是肺，同时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百草枯中毒早期可出现急性肺损伤，晚期则出现肺泡内和肺间质纤维化，称“百草枯肺”，早期多死于急性肺损伤，而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肺纤维化。
百草枯中枢神经损害不明显，病人神志始终是清楚的。通俗地说，好比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一天天缓慢地活活憋死。
齐大庆夫妻二人火速来到乡镇医院求医，这一刻的齐大庆夫妇还心存一丝侥幸，虽然知道百草枯很毒，但不至于无药可解。他们希望看到医生的那一刻，医生可以亲口告诉他们“没关系，治疗几天就好”，然后他们便可以回去过平常的日子，种地，做饭，去孩子学校开家长会。
但是，在他们抵达医院的那一刻，希望破灭了。趁着夜色，齐大庆夫妇直奔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是国内最大的百草枯中毒诊治基地，该科的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菅向东是目前国内治愈百草枯中毒患者最多的专家。数据统计显示，该科近4年收治1942例，治愈存活1201例，治愈存活率为61.8%。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病房住下的齐大庆妻子，从躺到病床上的第一天起，便甚少与人沟通。有时候，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几个小时一言不发，仿若周围的一切均为静止，宛如雕塑。
“中国百草枯之父”
“当时对自己很满意，我感觉为中国的农业做了一件好事儿。”但李德军后来闻悉国内涌现出多例百草枯伤人致死的案例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1996年，时任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现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的李德军选中了百草枯的研究课题。当时，国内的百草枯使用完全依赖进口，售价昂贵，市场销量远不及其他本土除草剂。此时的李德军刚刚33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
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的李德军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开始立项对百草枯的清洁生产工艺和吡啶碱生产工艺进行了攻关。
同期，百草枯废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又被列入国家“863”项目，李德军的事业蒸蒸日上。而在同行业重点企业的协同攻关下，百草枯从原料生产到三废利用和处理技术一跃达到國际水平，形成了万吨级的完整的连续化、自动化工业生产规范体系，在中国几百个农药品种中名列前茅，成为举足轻重的当家品种之一。2010年，国家化学化工联合会授予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军团队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大规模的百草枯国产化，拉动了百草枯上游各种化工原料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吡啶碱系列产品。长久以来，我国的吡啶和百草枯一样，主要依赖进口。百草枯大规模产业化之后，在强大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南京红太阳、山东绿霸等企业相继攻克了吡啶的生产技术并大规模产业化。而在吡啶上游，又接力拉动了乙醛、乙醇、红（木）薯等原料及其支链产业的蓬勃发展，由此，发展出了一条完整成熟的庞大产业链。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在这条产业链上讨生活的所有从业人员，粗略估算至少有30万人。
有一天，“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去聆听了一次关于诊治百草枯病人的讲座。他第一次看到了百草枯病人的图片。听完讲座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陷入沉思，两天没怎么吃饭。“百草枯是我迄今科学研究生涯最得意的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瑕疵，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负罪感，我感觉这做的什么事啊。”他面色凝重，捻出一根烟，定了许久不曾点火：“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喝百草枯，这不是给人喝的啊。”
这几年，他陆续接到过百草枯病人家属的求助电话，向他咨询救助方法。“医药医疗不是我的专业”，研究农药的李德军十分无奈。
这位农药界的科研翘楚，开始想改变些什么。从2013年始，李德军团队研究百草枯的一种颗粒剂。因为他闻悉一个自杀行为学研究统计数据，冲动型自杀者的冲动持续时间是13秒，如果拖延过了这13秒，就会放弃自杀闪念。
在13秒的驱动下，李德军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投入四百万开发资金，潜心研究消费者无法接触到药剂、无法服食的百草枯粒剂及其严密的水溶性袋包装技术。
他的这项研究技术获得了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申请了一项国际发明专利。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专程奔赴调研，对该项百草枯水溶粒剂科技成果生产装置现场考核，并颁发了生产批准证书。
事实上，在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百草枯中毒案例中，一大部分的诱因是来自于中毒者一时冲动的自杀念头。而绝大部分因一时冲动想通过百草枯自杀的中毒者和他们的家人，在事后都追悔不已。只是，那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都已经不多。而这种暗自滋生、无法预期的自杀心理倾向，为百草枯的监管和后期救治提出了更加冰冷残酷的挑战。 迎来国内禁令
2016年7月1日，百草枯水剂迎来了国内禁令。2012年4月24日，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颁布了第1745号公告，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确保百草枯安全生产和使用，决定对百草枯采取限制性管理措施。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保留母药生产企业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的销售和使用。
这意味着，百草枯水剂这个在国外驰骋市场50多年、在中国大显身手20余年、年销售量10余万吨、年使用面积5亿余亩次的大宗除草剂产品，将在我国市场销声匿迹。
虽然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的第1745号公告中，没有对可溶粒剂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2015年底开始，山东绿霸百草枯可溶粒剂登记已经过期，就是说其百草枯可溶粒剂已经停产。
按照有关规定，农药产品生产、销售需要农业部核发的农药登记证，工信部/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批准证书/生产许可证和农药产品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企业标准），这“三证”缺一不可。
目前，除了南京红太阳百草枯可溶胶剂三证齐全，还可以再生产几年，其余所有企业，均没有三证齐全。以绿霸为例，虽然其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批准证书尚在有效期内，但农药登记证已在2015年底到期，农业部没有批准其百草枯可溶粒剂正式登记申请。
换句话说，虽然1745号文仅仅对百草枯水剂给出了禁令，政策上并未对百草枯其它剂型给予限制。但实际上，在现实中，百草枯生产企业已经不可能拿到百草枯其它剂型的“三证”了。
这意味着，百草枯制剂的生产和发展，从今年起将逐渐走向萎缩。对于企业来说，这就好像给百草枯判了死刑。
生产企业和百草枯关怀组
“为了自救，也是为了救人”，绿霸、红太阳、先正达、山东科信等11家百草枯主要生产企业一致回应了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号召，于2011年成立了中国百草枯生产企业产品管理与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以下简称百草枯关怀工作组），“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以及四家百草枯生产企业负责人担任了工作组副组长。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也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百草枯关怀工作组成立的第一年，绿霸等企业投入了1200多万元资金，而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寿海透露，红太阳加入百草枯关怀工作组后，首期便投入200多万元，后续又追加几百万元。
在工作组的感召下，更多百草枯生产企业加入到此项工作中。
根據工作组2013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截止至2012年底，该工作组已形成以10多家百草枯母液生产企业为发起单位、61家具有百草枯水剂加工资质企业共同参与的社会责任关怀组织，共筹集资金达几千万元。
企业自发筹集的关怀资金，主要用于开通两部“全国百草枯中毒急救24dx时（免费）咨询热线服务电话”（号码为：400-099-0766、400-886-7120）；免费提供卫生医疗专家审定编制的《百草枯中毒诊断、急救和医院处理指导原则》，持续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基层医生百草枯中毒急救专题培训，免费提供中毒救治医用药物以及供临床使用的尿液试剂盒，指导和协助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做好中毒救治工作；开展农民安全科学使用百草枯专项培训，免费提供百草枯专用防护服和器具等。
百草枯中毒急救咨询热线电话的服务人员就包括王海石。他以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的百草枯病人案例粗略估算，以2003年到2012年为例，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百草枯病例589例（不包括门诊与小儿科病例），持续到2016年，每年收治的百草枯病例数量逐年上升。
在百草枯病人求生的诉求下，实际上，被禁止的不仅仅是百草枯水剂，百草枯可溶胶剂也面临被禁的命运。
在张衡昌看来，随着监管的收紧，在百草枯行业，以及上游的一整条吡啶产业链讨生活的30万人生计，都将面临尴尬境地。
与百草枯病人求生同步的是，生产百草枯的农药企业，也在求生。
张衡昌直言，今年绿霸的整体效益将大幅下降，公司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新项目建设到达到预期效益，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绿霸需要度过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而李德军的感觉，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讲，我只能用技术手段解决产品的缺陷。不能影响国家政策，要服从国家决定。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我针对百草枯技术改进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文中病人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