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海的近代繁华录,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标,无论在上海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为上海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做着无声的见证。它,就是有着90年历史的永安百货——当年上海滩四大百货公司之一,而且惟有它保留了原名。
　　再让我们把历史的卷册翻回到上世纪初的上海滩吧。
　　
　　郭氏六兄弟的童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到处掠夺的时代,世界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封建闭塞的中国大门。当时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经济破产,尤其是沿海一带人民,首遭劫难,很多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去海外谋生。1882年,郭氏兄弟先后去澳大利亚寻求谋生之道。
　　郭氏六兄弟在澳大利亚以经营水果为主,兼营百货业。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生产经营以手工业作坊和小贩式为主体,现代商业、工业,只是在一些被打开门户的大城市里,才能有一些发展,郭氏集团抓住这一契机,逐步向国内经营开拓大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是郭家资本集团集中以往一切经验而设计的一家大百货公司。由于租地造屋,准备工作起于1913年,1918年9月5日正式开业。
　　
　　艰难创业顺势而为
　　
　　郭氏集团察看南京路地段后,认定当时浙江路西面虽比东面一段冷落,但高贵顾客都来自南京东路南面方向。为测定行人流量,特地雇用两人,每人左右肩背两个布袋,一空一装有黄豆,两人分别站在南京路的南北两侧,有人经过即取一粒黄豆至空袋,经过多日测定,南京路南侧的行人流量为多,由此确定现址,颇有远见地选择了这一经久不衰的闹市中心。1916年,郭氏兄弟在上海与富商哈同签订“租地造房”合同,开始了上海永安百货的传奇经历。
　　


　　上海在开埠前,已经是商业相当繁盛的城市。开埠后,当时市场上“洋”字当头,洋布、洋纱、洋袜、洋烛泛滥，连缝针也是洋货。民族工商业在残剩手工场上发展迟缓。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才有了进一步发展。
　　1921年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又卷土重来,使一时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又转趋衰落。为此,永安公司只能依顺当时情势,以开设香港永安公司时的指导方针：“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为号召,依顺社会上层人物之需要为其主要服务目标,顾客是“衣食父母”，“要欢容款接,善为招待”，使“客至如归”，“务须令其满意”。这一服务宗旨的确立,也是永安公司早期业务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永安
　　
　　沪战爆发后,市内很多地方成为废墟。南京路中弹,永安商场及游乐场临时歇业,使永安损失颇巨,公司业务异常清淡。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战事西移,上海成为“孤岛”。当时沦陷区的豪门富户,挟资带产纷纷来沪,想依靠“租界”内的英美势力,保住他们的生命财产。另外,“租界”外的华商工商企业,也纷纷搬入租界。因此,“孤岛”人口激增,物价急剧上涨,投机活动盛行,工商业者也普遍获厚利,形成“孤岛”的畸形繁荣。当时,老职工回忆说:“公司从早晨开门到晚上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总是站满人,营业员忙得连吃饭时间也挤不出。”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占租界,上海工商业被搞得奄奄一息。
　　日本投降后,美国人随即进入中国。当时,资方又凭借美国势力重整旗鼓,将业务振兴起来。为此,永安马上向美国注册,挂上了美商招牌。樊克令等美籍人员也到公司恢复原职,并以总裁名义领薪就职,郭乐、郭顺担任副总裁。除恢复美国注册,以凭借美国势力维护公司利益外,公司资本家在1946年间还先后担任上海市谘议委员、参议员等职,并与素有交往的国民党官僚上层孙科、宋子文等很快恢复交往。凡此种种关系的建立,都是为了提高公司社会的地位,维护公司利益,这是为“重整旗鼓”准备条件。
　　1949年2－3月,上海面临解放。一些富户纷纷迁居美国、香港、台湾。上海永安公司的资本家十多人,召开多次董事会联席会议,专题讨论“走”和“留”的问题。会上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去港,一派主张留沪,争论相当激烈。郭礼安在1949年初离沪去港转赴美国,还对郭泉、郭顺等大加诱说,叫他们一再以信电催嘱,并指派已出走的宋常超,从香港专程回上海,劝郭琳爽等离开上海。郭泉在香港大东旅社内替郭琳爽等留好房间。这些情况,使郭琳爽对留沪决定犹豫不决,在他和家人的往来信件中可看出:“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等怀春住,男等感篆无拟。窃以数日前之形势,确属相当紧张,但自昨晚总统引退消息传出后,一般而论,战事似可暂行终止,故对南返一节,目下亦可稍缓矣。俟将来事实需要时,自必即行返港。”信中看出,郭琳爽还准备等待观望一个时期再离开上海。此后一段时期,郭琳爽与郭棣活经常接触,商讨去留问题。最后决定还是留下来。从郭琳爽、郭棣活致郭乐信中可看出其留沪因素。
　　在一次座谈访问中,郭琳爽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我所以不走的理由,一则想到我们郭氏家族上一辈的创业艰难,我是船长要随船。我要跑了,企业也没有了。因此,我决定留在上海,负责维持企业,这纯粹是为家族和个人利益着想。”郭琳爽对经办30多年的永安公司必然有一定感情,而且在上海工商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之一,自然不肯轻易把企业放手。在家族中,由于他为了保全公司财产,临难不惧,这也就更可巩固和提高他的地位。
　　二是当时,他受到职工和进步人士的影响。资本家看到国民党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痛恨之极,不愿再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欺压。当时,他对共产党虽然没有什么认识,但也听到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了解到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国民党政府的歪曲宣传有所不同。也曾受到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了解到党的城市政策“约法八章”。同时,也受到职工们深明大义,严守本位,不轻易离职,坚决维护企业安全,迎接解放的有力影响。当时,郭琳爽还接受职工请求,接济去解放区的职工家属。在上海解放前夜,他还亲自参加了职工的“企业自卫委员会”,与职工们一道保护企业,迎接解放。
　　
　　永安楼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
　　
　　1949年5月25日清晨,由永安公司的几个地下党员倡议:“解放军来了,我们要挂红旗欢迎。”他们当即在公司弄来一块大红布,做成一面大红旗,一位青年首先攀登绮云阁铁扶梯上去挂,由于枪弹太密,没有挂上。党员乐俊炎同志不顾枪弹危险,接过红旗,直奔大楼最高层“绮云阁”,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当大家鼓掌欢呼时,突然从苏州河畔国民党残敌处打来一排排机关枪子弹,把旗杆打断了,乐俊炎同志紧握折断的旗杆,再次把鲜艳的大红旗高高竖起。
　　解放后,永安公司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帮助公司克服困难,维持企业经营曾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形势和永安公司原来一套环球自主自立经营方针与国家计划经济货源分配、计划价格等机制不一致,企业困难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从1955年11月23日永安公司正式批准公私合营到1965年底定息取消为止,这整整十年是永安公司公私合营时期,亦是永安公司从私营资本主义企业转变成为国营社会主义企业的十年。1966年12月2日,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经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批准,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改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从此,正式挂上了国营的牌子。1969年9月,又更名为“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
　　1988年,永安改建后更名为华联商厦,借着永安信誉的无形资本,短短数年,信誉更增。“到了上海,必到永安,不到永安,等于没来上海”，可见永安在当时上海的象征性意义。
　　
　　成功翻牌永安新的起点与腾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超市、大卖场等新兴零售业态的兴起,百货业一股独大的局面受到颠覆,并伴随着外资百货企业不断涌入国内,国内的百货商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华联商厦也同样不能幸免,同时,伴随着华联商厦物业老化、人员包袱加剧等劣势的日益突出，华联的市场号召力、品牌影响力每况愈下,销售业绩也逐步下滑,必须面对两种痛苦的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历万分痛苦的更新过程以求再获生命力,重新飞翔。
　　2004年,在百联集团的领导下,商厦开始实施“历史名店再铸辉煌”综合提升工程,进行全面系统改造,做出了“鹰的抉择”。从2004年7月开始,商厦首先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全面恢复永安大楼折中主义古典式建筑的历史原貌。12月28日,历时半年的永安工程隆重举行竣工仪式。据说,永安公司的夜景曾经是十里洋场最炫目的景色,如今复原后的永安大楼在泛光照明的映衬下犹如水晶宫殿,重又成为南京路上最亮丽的景致。
　　2005年4月28日,历经几代永安人的努力,商厦正式举行开业大典,成功翻牌永安百货。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永安”已不仅仅是一个商号,更是这座城市的有机融合体,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这座城市的经典符号。
　　如今的永安除了在经典建筑、经典商号、经典商品、经典营销、经典服务等方面继续传承老永安的精神之外,新时代下的永安更在努力地打造一种经典文化——“传承、创新、守恒、经典”,现任总经理李雨林对这个理念曾做过这样的诠释：“不忘历史,不抛弃,不放弃”。
　　同时,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永安珠宝节、运动休闲节、永安香水节等一系列的活动,继续演绎着属于永安独有的那份“经典”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