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他的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成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驻新加坡的总代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该公司在航运业全盛时期，曾拥有一支二百条油轮的船队，在当时有新加坡“船王”的美誉。
　　唐裕，东南亚著名侨领和实业家，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主席，他除了从商外，又是收藏家、慈善家和儒学学者。年近80依然热衷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最近更是在计划筹建一座世界华裔历史博物院。唐裕说，博物院将以实物和图文展现世界各地华裔的发展历程，反映全球华裔艰苦奋斗、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博物院计划在北京选址，资金将从社会各界募集。他希望大家捐赠有历史和收藏价值的实物。
　　唐裕说：“我出来做事63年了，赚到最多的不是钱，而是智能和友谊。我衷心祝福年轻一代，希望他们吸取老一代华商吃苦、踏实的优点，发挥各自的能力，为中国的强大作贡献！”
　　
　　新加坡“船王”
　　
　　唐裕祖籍福建安溪，1926年出生在印尼棉兰。安溪是中国著名的“茶乡”，为此唐裕毕生与茶为友，嗜茶如命，甚至以收藏茶壶为趣。他曾把收藏的3万个茶壶捐赠给安溪，这为安溪茶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了使唐裕能够接受较好的华文教育，年幼时的唐裕就被父亲送往新加坡学习。日本南侵后，唐裕走出了校门，到兄长唐连良开办的泉安船务有限公司任职，负责船务经营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航运生涯。由于他勤奋好学，加上脑子灵，很快就掌握船务经营的基本知识，不久就成了哥哥的好帮手。唐裕负责的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往于印尼、新加坡之间，为对方运去所需的物品，互通有无，并与印尼当地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海上的波涛，生意场的竞争，埋伏着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漩涡，猖獗的海盗，随时都可能把船只和货物抢掠一空。然而，唐裕凭着经验、诚信和胆识去拓展业务。1957年，他的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成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驻新加坡的总代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该公司在航运业全盛时期，曾拥有一支二百条油轮的船队，在当时有新加坡“船王”的美誉。1975年，移居新加坡的唐裕先生开始担任新加坡船务公会主席，致力于发展新加坡、印尼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从一棵小树长成根深叶茂的大树，唐裕没有忘记给他滋养、给他勇气的故土。他说，老一辈华侨讲究叶落归根，新一代华人注重落地生根，而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恋根者、实业家。
　　早在20世纪60年代，唐裕就为中国银行驻新加坡分行提供帮助。报刊传闻他曾为中国银行垫支千万，唐裕一笑置之。当中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唐裕又以热忱目光注视着这片广袤的大陆。1981年，他代表新加坡船务公会到中国访问后，与中国的合作便正式开始了。1985年，唐裕与十多位工商界人士合作，在香港成立了坚源有限公司，并任董事会主席。他在中国有很多关系，曾为很多海外客商和台湾商家到大陆投资贸易穿针引线，像厦门三德兴集团等都曾得到他的居中介绍。
　　更难得的是，唐裕并不利用这些关系来为自己牟利，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建言，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更好地发展，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政府和商界的经贸关系。唐裕认为，发展厦门自由港的政策，是邓小平首肯的，也是海外侨胞长期的愿望，对整个中国长期的发展都有利，对整个世界的繁荣稳定更有利。他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
　　
　　民间的和平大使
　　
　　作为一名华人，唐裕先生一方面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印尼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始终不忘故土，希望看到亚洲邻邦友好相处，共享繁荣，他利用自己家族与印尼高层的关系，长期以来为中印邦交的恢复做出了默默无闻而又非常重要的贡献。
　　1998年8月25日，唐裕荣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普拉塔玛勋章。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唐裕先生就以自己的影响力，协助印尼政府消除苏门答腊巨港以及其他岛屿与中央政府各方之间的误解，促进了国内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60年代，他一度穿梭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为消除双方存在的分歧作出了不懈努力，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进入70年代后，唐裕又出面帮助协调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等国部长成功地访问了印尼，为日后印尼与这三个国家的建交作出了贡献。
　　长期以来，唐裕竭力为中印邦交的恢复作了默默无闻又非常重要的贡献。在1977年，唐裕先生就开始朝着中印两国复交的目标作出极大的努力。他认为两国都有丰富的资源，在政治上双方也具有很多共同点。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1985年，在唐裕的安排下，印尼的工商联合总会会长苏甘达尼和中国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王耀庭，在新加坡签订协议，宣布开始恢复两国的直接贸易。同年9月30日，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风祥举行中国国庆宴会，印尼驻新加坡大使莱伊阿敏将军受邀出席。当时记者问印尼驻新大使，唐裕跟印尼是什么关系，印尼大使回答说：“唐裕先生是我们国家幕后的英雄。”
　　中印恢复直接贸易关系以后，两国的贸易与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但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到底尚未建立，启开大门的钥匙掌握在总统苏哈托的手中。1989年，唐裕访问中国。返回印尼后，唐裕向国务部长慕迪奥诺汇报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情况，转达了中国对发展同印尼关系的愿望。得力于印尼主掌中国事务的国务部长慕迪奥诺的安排，苏哈托总统作出了决策，邀请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尼，李鹏总理欣然接受，于1990年8月6日乘专机抵达印尼访问，受到隆重的欢迎，终于实现了两国20多年来重归于好的愿望。8月8日，双方在复交文件上签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鉴于唐裕的影响和所作出的贡献，他多次受到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1年5月16日，李鹏总理致函唐裕说：“你虽然长期身居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并积极促进中国与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此我谨表赞赏。希望唐先生继续为发展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努力。”
　　


　　“在中国，唐先生有的只是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
　　
　　唐裕是位知名的实业家，更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会讲闽南方言，精通中、英、印尼三种语言。他对社会工作十分热心、投入，赢得各界人士尊重，被誉为“民间大使”。他的名字列入印尼名人录和《各国华侨华人》等书中。
　　以唐裕先后在印尼国内的影响力和他为中国和印尼关系做出的贡献，他可以在中国做很多事，包括投资办厂。但唐裕告诉记者，他在中国没有投资。他说，自己关注的是单纯的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他不希望掺杂其它的成分。在座的一位工作人员极其佩服地说：“在中国，唐裕先生有的只是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对中华文化有着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几十年来，他广泛收集流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民间的一部分中国珍贵文物。这些年，唐裕经常来往新加坡与北京，每次总忘不了去琉璃厂文化街和文物商店，精心选购文物。他说，“现代人生活在紧张的氛围中，应该找一些娱乐以遣清兴，调节紧张的神经。收藏便是静中的享受，闲暇的纳福，可谓其乐无穷。看到有价值的工艺品、文物，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就想弄到手里。特别是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品，更是不惜重金收藏。”
　　收集众多名贵的文物，是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的。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唐裕收集这些文物，并不都是为了据为己有。1990年3月，中国现代画坛大师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访问新加坡，唐裕在为廖静文访新举行的宴会上慨然宣布，将他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徐悲鸿名作《神鹰》，捐赠给中国徐悲鸿纪念馆，并当场将作品捧交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的廖静文女士。这幅画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徐悲鸿得知中国的飞机把多架入侵的日本飞机打下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于是立即提笔挥毫，画下了一只在空中振翅飞翔的雄鹰，来代表中国空军的胜利。这幅画是徐悲鸿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唐裕一直非常珍惜。他说，这幅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名画，如果留存在他手上，只有认识他的朋友可以欣赏，如果放在国家的博物馆，那就每个人都可以欣赏，也让大家懂得当时的历史，而且记得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屈辱。唐裕的此举深受各界人士的推崇。
　　人生与艺术的陶冶，使唐裕的胸襟有一种“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境界。让人想起他祖籍地的名茶“铁观音”——醇厚甘冽，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