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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公布2016年度新闻发布工作评估考核情况。评估考核的对象，是77个中央部门和单位、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总共109个被评估对象中，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10个中央部门，及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被评为“优秀”，另有国防部等10个部门和地区被评为“有特色”。
这是国新办第一次对外公布年度新闻发布工作评估考核结果。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在过去的十多年进步显著，但仍然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好坏成绩单
国新办的评估考核通报，分为三块内容，除了公布考核的结果以及交代如何进行考核外，还有一块内容，是披露2016年新闻发布工作取得的进展。
从这份通报看，中国新闻发布的制度建设在进一步推进。2016年，共有44个部门、21个地区制定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占比57.8%。其中水利部等13个部门和江苏省等9个地区，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修订、印发有关文件。
通报称，外交部等29个部门建立了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在总共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37.7%。
国新办还公布了“4·2·1+N”新闻发布模式的执行情况。这一模式指的是，与宏观经济、民生关系密切和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部门，每季度至少举行1次新闻发布会，每年4次；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每半年至少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1次，每年2次；这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1次；N是指发生重大社会关切和重大突发事件时，随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国新办的通报，2016年，共有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完成了“4·2·1+N”新闻发布模式工作要求，在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18.2%，另外超过80%的中央部门没有完成工作要求。
在新闻发言人的建设方面，截至2016年底，109个被考核对象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由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共计244位。其中60个部门、25个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确定新闻发言人方面有较明确的程序，占比78.9%；65个部门、27个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新闻发言人配备了专门团队，有新闻发布专项工作经费支持，占比85.3%。
2016年，国新办共举办了126场新闻发布会，数量再创新高，相当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初期2004年的两倍。各地区、各部门分别举办新闻发布会1595场、938场，另外还举办吹风会、集体采访、记者沙龙等活动618场、1620场，总计举办新闻发布活动4897场。
此外，新闻发布的内容也有变化，更加注重议题设置，使其更加贴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央重要方针政策、经济形势，以及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重大政策解读和热点回应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把手”的出镜率正在增加。2016年，国家发改委等22个部门“一把手”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等15个部门“一把手”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两者相加，在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48%。
在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的应对上，各地区、各部门现在也变得更加主动。通报显示，58个部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了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前者占比75.3%，后者占比100% 。“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能够做到与实际处置工作同步开展新闻发布工作。”
但新闻发布的问题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一些部门和地区新闻发布议题设置能力亟待提高，发布效果欠佳；讲成绩进展过多，回应社会关切不够；有些部门和地区发布数量过少；有些部门还没有建立定时定点的例行新闻发布制度等。
另外，国新办的通报还指出，“ 一把手”与媒体面对面的互动仍然较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一些地区和部门还存在新闻发布不及时和不到位的问题。
以评促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从2003年起一直担任国新办新闻发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新闻发布制度的设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新闻发布会效果的评估工作。
他表示，事实上在2015年，国新办就开展了首次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工作的评估考核，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未能公布。他说，2016年 “国家级排行榜”的公布，标志着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实现了从体制机制建设、发言人培训和效果评估的全链条集成模式走向成熟”。
这个全链条走到今天，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其间推动的因素有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媒体形式升级的倒逼。而其所处的这个在转型中矛盾叠加的时代，是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一个大背景。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全面铺开，始于2003年。当年春天爆发的“非典”疫情，因个别地方政府不如实和及时披露信息，影响了对疫情的判断和应对，酿成了恶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就是对这一现状进行反思的产物。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看来，公开对新闻发布考核结果的另一个背景，是重启舆论对新闻发布的关注，以及推动新闻发布工作的转型升级。
史安斌说，在前些年的快速发展后，在社交媒体崛起的背景下，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近几年进入了“静稳期”。公众和媒体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关注度下降，这也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和省市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国新办牵头开展评估工作恰逢其时”。
史安斌称，这次评估中反映出的问题，体现出不少部门和省市仍停留在原来的宣传思维，认为设了发言人，开了发布会，有了微博微信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传播生态多元化的今天，政府部门要主动参与议程设置权、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因此，開展常态性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有助于用激励机制，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省市重视新闻发布工作。”
史安斌建议，这样的排行榜，将来要逐渐过渡到半年榜、季度榜、月度榜，甚至可以借助于大数据做到即时评估，“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评估结果马上公布”。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认为，这一次评估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点名批评，“等于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但将来形成制度后，就有可能批评，还可能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将来也有可能把网民的反映加进来，因为网上的舆论越来越构成一种压力。”程曼丽说，2013年，在中国新闻发布整体推进10周年时，北大组织了一次论坛，“好几位（部委）发言人都提到，网上舆论对政府的新闻发布形成了一种倒逼。”而要学会和网民打交道，政府的语言和姿态都要发生改变。
在总共109个被评估对象中，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10个中央部门，及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被评为“优秀”，另有国防部等10个部门和地区被评为“有特色”。
这是国新办第一次对外公布年度新闻发布工作评估考核结果。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在过去的十多年进步显著，但仍然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好坏成绩单
国新办的评估考核通报，分为三块内容，除了公布考核的结果以及交代如何进行考核外，还有一块内容，是披露2016年新闻发布工作取得的进展。
从这份通报看，中国新闻发布的制度建设在进一步推进。2016年，共有44个部门、21个地区制定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占比57.8%。其中水利部等13个部门和江苏省等9个地区，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修订、印发有关文件。
通报称，外交部等29个部门建立了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在总共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37.7%。
国新办还公布了“4·2·1+N”新闻发布模式的执行情况。这一模式指的是，与宏观经济、民生关系密切和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部门，每季度至少举行1次新闻发布会，每年4次；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每半年至少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1次，每年2次；这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1次；N是指发生重大社会关切和重大突发事件时，随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国新办的通报，2016年，共有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完成了“4·2·1+N”新闻发布模式工作要求，在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18.2%，另外超过80%的中央部门没有完成工作要求。
在新闻发言人的建设方面，截至2016年底，109个被考核对象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由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共计244位。其中60个部门、25个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确定新闻发言人方面有较明确的程序，占比78.9%；65个部门、27个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新闻发言人配备了专门团队，有新闻发布专项工作经费支持，占比85.3%。
2016年，国新办共举办了126场新闻发布会，数量再创新高，相当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初期2004年的两倍。各地区、各部门分别举办新闻发布会1595场、938场，另外还举办吹风会、集体采访、记者沙龙等活动618场、1620场，总计举办新闻发布活动4897场。
此外，新闻发布的内容也有变化，更加注重议题设置，使其更加贴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央重要方针政策、经济形势，以及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重大政策解读和热点回应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把手”的出镜率正在增加。2016年，国家发改委等22个部门“一把手”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等15个部门“一把手”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两者相加，在77个中央部门中占比48%。
在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的应对上，各地区、各部门现在也变得更加主动。通报显示，58个部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了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前者占比75.3%，后者占比100% 。“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能够做到与实际处置工作同步开展新闻发布工作。”
但新闻发布的问题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一些部门和地区新闻发布议题设置能力亟待提高，发布效果欠佳；讲成绩进展过多，回应社会关切不够；有些部门和地区发布数量过少；有些部门还没有建立定时定点的例行新闻发布制度等。
另外，国新办的通报还指出，“ 一把手”与媒体面对面的互动仍然较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一些地区和部门还存在新闻发布不及时和不到位的问题。
以评促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从2003年起一直担任国新办新闻发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新闻发布制度的设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新闻发布会效果的评估工作。
他表示，事实上在2015年，国新办就开展了首次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工作的评估考核，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未能公布。他说，2016年 “国家级排行榜”的公布，标志着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实现了从体制机制建设、发言人培训和效果评估的全链条集成模式走向成熟”。
这个全链条走到今天，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其间推动的因素有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媒体形式升级的倒逼。而其所处的这个在转型中矛盾叠加的时代，是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一个大背景。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全面铺开，始于2003年。当年春天爆发的“非典”疫情，因个别地方政府不如实和及时披露信息，影响了对疫情的判断和应对，酿成了恶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就是对这一现状进行反思的产物。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看来，公开对新闻发布考核结果的另一个背景，是重启舆论对新闻发布的关注，以及推动新闻发布工作的转型升级。
史安斌说，在前些年的快速发展后，在社交媒体崛起的背景下，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近几年进入了“静稳期”。公众和媒体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关注度下降，这也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和省市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国新办牵头开展评估工作恰逢其时”。
史安斌称，这次评估中反映出的问题，体现出不少部门和省市仍停留在原来的宣传思维，认为设了发言人，开了发布会，有了微博微信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传播生态多元化的今天，政府部门要主动参与议程设置权、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因此，開展常态性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有助于用激励机制，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省市重视新闻发布工作。”
史安斌建议，这样的排行榜，将来要逐渐过渡到半年榜、季度榜、月度榜，甚至可以借助于大数据做到即时评估，“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评估结果马上公布”。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认为，这一次评估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点名批评，“等于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但将来形成制度后，就有可能批评，还可能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将来也有可能把网民的反映加进来，因为网上的舆论越来越构成一种压力。”程曼丽说，2013年，在中国新闻发布整体推进10周年时，北大组织了一次论坛，“好几位（部委）发言人都提到，网上舆论对政府的新闻发布形成了一种倒逼。”而要学会和网民打交道，政府的语言和姿态都要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