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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自小饱读诗书，通晓琴棋书画，但却带着与生俱来的动力，为参透“生与死”的终极问题而探究求索，最终归入佛门，成为一名居士;抱着“著作等身”的夙愿，他在工作之余出版了几十本佛学和国学专著，成为中华书局历史上最年轻的作者;不光“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他游历过六十多个国家，遍寻人类文明古迹，并立志在有生之年把世界走遍。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但却是一位青年学者的真实经历，他就是全国青联委员、全国青联宗教界别工作委员秘书长王孺童。
读书万卷 著作等身
与王孺童一席谈话，话题从深奥高深的佛学典籍，到儒家、道家的思想差异，从《论语》、《道德经》到古代诗词、书法、音乐……他都有一番独到见解。也让人感到他从小就被称为“国学神童”，确实并非谬赞。
以36岁的年纪，王孺童的著述成果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汇聚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亚当·斯密《国富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经典译作，也有王国维《人间词话》、鲁迅《朝花夕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杨伯峻、王力、朱光潜、周振甫、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在这套丛书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经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坛经释义》、《道德经讲义》等四部著作被收录其中。
而这并不是王孺童与中华书局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十几年前，时年22岁的他便应中华书局邀请，对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传》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他参校了近10个版本《大藏经》中所收录的《比丘尼传》，对其中提及的每个人物、寺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其它典籍里的相关记载汇集到一起，历时7年完成了《比丘尼传校注》。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创下了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纪录。
除上述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王孺童佛学论著集》（四卷）、《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上下）、《瑜伽师地论释宗本疏》、《瑜伽师地论叙了义疏》、《佛学启蒙》、《佛学纲目》、《佛学经义》、《净土三经释义》、《〈坛经〉诸本集成》、《维摩诘经释义》、《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科句校注》等几十部佛学专著。在佛学之外，他还著有《孺童讲论语》、《古琴谱溯源》、《史记校读》、《春秋诸国世族考》等国学著作。
这位年轻学者的著作能够跻身“国民阅读经典”当然不是偶然，他对待学问的严谨与精益求精确实值得称道。
他的作品主要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参整理释义，需要不同版本来比较。每比较一个版本，都要把典籍逐字逐句地读一遍，再校勘、分层次、加标点、作注释，有些还需要将整部古籍翻译成现代汉语。这看似枯燥无比的过程，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并在写每一本书的过程中力求新意，其中很多著作都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他的《〈坛经〉诸本集成》，收录了已知宗宝本、敦煌本、惠昕本、曹溪本、明藏本、西夏残卷本等六大系《坛经》，并以几十种版本《坛经》对校，是迄今最为齐全之《坛经》版本集成。而在近五十万字的《维摩诘经释义》中，集合了现存三国吴支谦、后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三家译本，与鸠摩罗什、玄奘门下五大弟子之注解，并参考了最新的梵本研究成果，对经文进行了详尽的科句、校注、解析，是目前为止对《维摩诘经》最为详尽的释义之作。
再比如像鲁迅先生评价甚高且曾出资刻印的《百喻经》，流传至今只存有九十八喻，而经王孺童的详细考证，将自古以来缺失的两则譬喻还之完整。他的考证非常详细，比如《百喻经》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将“水窦”（古时的水道）一词误听成了“摩尼宝珠”。但是梵文中“水窦”到底如何发音，现行各版本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为此求教了很多学者，也没有得到答案。为了求证这个细节，王孺童翻阅了大量的梵文书籍，终于在几本唐代的著作中找到了线索，最终确定梵语“摩尼”确实有“水”的意思。
幼参生死 宗教情缘
王孺童说，他学佛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参透生死”。他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伯外祖父是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先生、外祖父是著名导演谢铁骊先生，父亲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母亲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钢琴教员。王孺童从小就在父母的指导下，弹钢琴、学诗词，接受艺术熏陶。但是自幼，最令他困惑的却是“生死”的问题。
也就是刚刚懂事时，他问父亲：“死是什么？”父亲的回答说：“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接下来一段日子，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牢牢地攫住了他。小学的时候，这种恐惧曾经有一次集中爆发。一连两个星期，使他陷入了一种梦魇般的状态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困惑与折磨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他去寻求答案。
直到后来，王孺童读到了佛陀“四门出游”的故事：他目睹了生、老、病、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无常，于是下定决心出家修行。“读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佛陀也是因为无法超越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修行的。我当然不能和佛陀相比，但我学佛的初始动机，却与佛陀是相同的。”
13岁时，王孺童便正式在北京广济寺受了三皈五戒，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皈依之后，王孺童开始了更加勤奋地修持，佛学造诣日益精深。二十多岁时，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多所高校，讲说佛学，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居士”。
在潜心佛教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对其他四大宗教教义的学习，经常拜访请益各教领袖与学者，曾亲蒙赵朴初、傅铁山、陈莲笙、谢宗信、陈泽民等宗教界老前辈的教诲，受益良多。在《中国天主教》、《金陵神学志》、《中国道教》等国内宗教权威期刊上，多有他撰写的文章。
对于当前中国宗教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王孺童在工作之余也勤于观察与思考，先后在《中国宗教》、《中国民族报》、《人民政协报》、《宗教与世界》等国家级期刊报纸上，发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现状之思考”、“还宗教以神圣性与纯洁性”、“当代世界佛教的中心在中国”、“关于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中国汉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之思考”、“只有深入信教群众，才能作好宗教工作”、“要以‘法治’精神引领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为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诗书棋琴 遍游世界
如今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他，日常工作比较繁忙琐碎，因此他的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人都是有惰性的，需要强迫自己。”他说，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吃完晚饭，稍事休息后，便开始阅读、写作，一直到次日凌晨才休息。在闲暇时，他醉心诗词，对“太白诗”尤下功夫，曾对李白的每一首诗都唱和过。在《善逝集》及《续编》中，就收录了其创作的近四千首旧体诗词。
在佛学研究之外，他对国学广有涉猎。《史记校读》是王孺童十余年潜心研读《史记》的成果结晶，对《史记》原文中存在的上百处错谬之处进行了校正。其内容大多为前人所未发，故极具史料参考价值，是当前研究《史记》不可多得的最新学术成果。而《春秋诸国世族考》是他在遍读《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后，以周朝王室为中心，对与周王室同姓、异姓各诸侯国的世族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梳理。
关于《道德经》自古以来注疏之作就很多，但对其最初的分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在王孺童所著《道德经讲义》一书的“前言”中，他就对《道德经》的分篇问题，提出了颇为信服的依据和见解。根据《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认为《道德经》应分为“九篇”，即：“道经”为“道、天、地、王（人）”四篇，而“德经”为“上德、下德、上仁、上义、上礼”五篇。这正与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中“作道书九篇”的记述相合。
在繁忙的研究写作之余，王孺童还喜欢下围棋、弹古琴。他曾到中国棋院参加业余围棋段位考试，在国手常昊亲自对弈考核下，荣获了“业余二段”的证书，这是他十分珍视的一个成果。对于弹古琴，在他前不久刚刚出版的《古琴谱溯源》一书的“序言”中，自述了因身体羸弱而学琴的奇妙因缘。这本著作是以目前已知最早、也是最为权威之琴谱——明朱权《神奇秘谱》所收64首古琴曲为纲目，通过核校历代琴谱收录情况，对这64首琴曲的题名、作者、传谱、分段、标题、歌词、题解、取意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在学术研究之外，王孺童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各地去游历。迄今为止，以省级区划为单位，包括台、港、澳地区，他已经走完神州大地。就世界上来说，他已走过近七十个国家。与一般的旅游不同，王孺童总是偏爱去一些凝结着人类历史文明的古代遗迹。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二国外，凡是拥有著名佛教遗迹的国家，他全都亲身去考察过了。如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孟加拉的帕哈尔普尔佛教毗诃罗遗址、老挝的占巴塞瓦普寺遗址、越南的美森寺庙遗址、蒙古的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泰国的素可泰佛教遗址、尼泊尔的佛祖诞生地蓝毗尼园等，都让他不禁赞叹佛教文化的灿烂与人类智慧的伟大。回到国内后，他都会将实地考察的经过详细记录下来。王孺童的游历心得是，要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带着问题去看历史、看文化。
成天与古书为伴，王孺童奠定了深厚的学养，不到40岁的他，早早就被友人称之为“童老”。他经常说：“此生在世间我仅有两个心愿，除著作摞起来能真正与身等高外，就是争取在有生之年，把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走一遍。”
对话王孺童
《中华儿女》：促使您研究佛学、写书的动力是什么？
王孺童：最初是为了读书而写，我要把一本佛教典籍精读一遍。通过反复的读，知识点难点都扫了，条理也清楚了，所以写书其实相当于我的读书笔记，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我挑选的典籍也一般是我感兴趣的，可能比较少见，但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佛学典籍。
《中华儿女》：现在关于佛学的启蒙读物可以说非常多了，为什么您还要写《佛学启蒙》、《佛学纲目》这样的佛教入门读物？
王孺童：佛陀教育我们要“依法不依人”，想消除对佛学的误解，就要知道正确的见解是什么，所以要读佛经原典。而学佛的人入门有两个难点：其一，不知该从何入手学佛;其二，是对佛教概念不能穿点成线、连线成面。对于一些全面系统的介绍佛教的书，比如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是足足四卷的大部头，一般读者又有些畏难。所以我想，怎么样能在一本不厚的小册子里，把佛教的“发展史”和“思想史”这两条大线索融在一起讲清楚、说明白。我所写的《佛学纲目》只有区区不到十万字，但基本把这“两大线索”勾勒出了清晰脉络。之所以称之为“纲目”，就是希望读者能够在此框架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自学，继续填充、丰富其中的内容。
《中华儿女》：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书才是优秀的佛学著作？
王孺童：要传达真知，不能模棱两可。我认为泛泛地、望文生义地去翻译一个白话文给读者看，这是很害人的。就好像市面上有些书，之前你对佛经不懂，看完了这些书的解释之后你还是不懂。所以一部好的阐释佛学的著作，应该是能“钻进去、跳出来”，能“深入浅出”地宣讲义理，而不是故弄玄虚。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大家”、“大师”写的书，有很深的道理，通过几句看似普通的话，就能讲得十分明白。我力求读者看完我的书，能够把握住整部经典的原义，或是掌握其中思想的根本要义，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中华儿女》：您是学者，同时也是居士，那么研究对于您的修行有何影响？
王孺童：我自己的感觉是，研究搞了一二十年，现在才觉得开始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也才开始对知识有自己的提炼和自己的构建。我记得是在2005年，那时我已经学佛多年，但就是在那一年，我把自己头脑中故有的佛学思想全部否定了。虽然对于很多佛经我可以倒背如流，但后来发现就连最基本的佛教概念，我都没有能够很准确地把握，理解也是相当的肤浅。原以为自己是入了门的，后来才发现佛法的大门到底是哪个都没闹清楚。从那时起到现在，通过十年时间，我又把大乘佛教两大系根本论典，各有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和《大智度论》，以及原始佛教根本经典，近二百卷的四大部《阿含经》，全都精读一遍。“大经大论是有力量的”，这是我在阅藏过程中最大的感受。一些看似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恨不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文章来讨论的问题，但在“大经大论”里一两句话就给讲明白了，真是让我五体投地地信服。在此之后，再看其它经论典籍，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对于佛学，现在我仍不敢说自己入门了，但哪个是真正的佛法大门，我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
责任编辑 张小华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但却是一位青年学者的真实经历，他就是全国青联委员、全国青联宗教界别工作委员秘书长王孺童。
读书万卷 著作等身
与王孺童一席谈话，话题从深奥高深的佛学典籍，到儒家、道家的思想差异，从《论语》、《道德经》到古代诗词、书法、音乐……他都有一番独到见解。也让人感到他从小就被称为“国学神童”，确实并非谬赞。
以36岁的年纪，王孺童的著述成果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汇聚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亚当·斯密《国富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经典译作，也有王国维《人间词话》、鲁迅《朝花夕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杨伯峻、王力、朱光潜、周振甫、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在这套丛书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经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坛经释义》、《道德经讲义》等四部著作被收录其中。
而这并不是王孺童与中华书局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十几年前，时年22岁的他便应中华书局邀请，对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传》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他参校了近10个版本《大藏经》中所收录的《比丘尼传》，对其中提及的每个人物、寺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其它典籍里的相关记载汇集到一起，历时7年完成了《比丘尼传校注》。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创下了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纪录。
除上述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王孺童佛学论著集》（四卷）、《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上下）、《瑜伽师地论释宗本疏》、《瑜伽师地论叙了义疏》、《佛学启蒙》、《佛学纲目》、《佛学经义》、《净土三经释义》、《〈坛经〉诸本集成》、《维摩诘经释义》、《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科句校注》等几十部佛学专著。在佛学之外，他还著有《孺童讲论语》、《古琴谱溯源》、《史记校读》、《春秋诸国世族考》等国学著作。
这位年轻学者的著作能够跻身“国民阅读经典”当然不是偶然，他对待学问的严谨与精益求精确实值得称道。
他的作品主要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参整理释义，需要不同版本来比较。每比较一个版本，都要把典籍逐字逐句地读一遍，再校勘、分层次、加标点、作注释，有些还需要将整部古籍翻译成现代汉语。这看似枯燥无比的过程，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并在写每一本书的过程中力求新意，其中很多著作都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他的《〈坛经〉诸本集成》，收录了已知宗宝本、敦煌本、惠昕本、曹溪本、明藏本、西夏残卷本等六大系《坛经》，并以几十种版本《坛经》对校，是迄今最为齐全之《坛经》版本集成。而在近五十万字的《维摩诘经释义》中，集合了现存三国吴支谦、后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三家译本，与鸠摩罗什、玄奘门下五大弟子之注解，并参考了最新的梵本研究成果，对经文进行了详尽的科句、校注、解析，是目前为止对《维摩诘经》最为详尽的释义之作。
再比如像鲁迅先生评价甚高且曾出资刻印的《百喻经》，流传至今只存有九十八喻，而经王孺童的详细考证，将自古以来缺失的两则譬喻还之完整。他的考证非常详细，比如《百喻经》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将“水窦”（古时的水道）一词误听成了“摩尼宝珠”。但是梵文中“水窦”到底如何发音，现行各版本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为此求教了很多学者，也没有得到答案。为了求证这个细节，王孺童翻阅了大量的梵文书籍，终于在几本唐代的著作中找到了线索，最终确定梵语“摩尼”确实有“水”的意思。
幼参生死 宗教情缘
王孺童说，他学佛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参透生死”。他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伯外祖父是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先生、外祖父是著名导演谢铁骊先生，父亲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母亲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钢琴教员。王孺童从小就在父母的指导下，弹钢琴、学诗词，接受艺术熏陶。但是自幼，最令他困惑的却是“生死”的问题。
也就是刚刚懂事时，他问父亲：“死是什么？”父亲的回答说：“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接下来一段日子，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牢牢地攫住了他。小学的时候，这种恐惧曾经有一次集中爆发。一连两个星期，使他陷入了一种梦魇般的状态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困惑与折磨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他去寻求答案。
直到后来，王孺童读到了佛陀“四门出游”的故事：他目睹了生、老、病、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无常，于是下定决心出家修行。“读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佛陀也是因为无法超越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修行的。我当然不能和佛陀相比，但我学佛的初始动机，却与佛陀是相同的。”
13岁时，王孺童便正式在北京广济寺受了三皈五戒，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皈依之后，王孺童开始了更加勤奋地修持，佛学造诣日益精深。二十多岁时，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多所高校，讲说佛学，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居士”。
在潜心佛教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对其他四大宗教教义的学习，经常拜访请益各教领袖与学者，曾亲蒙赵朴初、傅铁山、陈莲笙、谢宗信、陈泽民等宗教界老前辈的教诲，受益良多。在《中国天主教》、《金陵神学志》、《中国道教》等国内宗教权威期刊上，多有他撰写的文章。
对于当前中国宗教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王孺童在工作之余也勤于观察与思考，先后在《中国宗教》、《中国民族报》、《人民政协报》、《宗教与世界》等国家级期刊报纸上，发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现状之思考”、“还宗教以神圣性与纯洁性”、“当代世界佛教的中心在中国”、“关于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中国汉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之思考”、“只有深入信教群众，才能作好宗教工作”、“要以‘法治’精神引领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为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诗书棋琴 遍游世界
如今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他，日常工作比较繁忙琐碎，因此他的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人都是有惰性的，需要强迫自己。”他说，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吃完晚饭，稍事休息后，便开始阅读、写作，一直到次日凌晨才休息。在闲暇时，他醉心诗词，对“太白诗”尤下功夫，曾对李白的每一首诗都唱和过。在《善逝集》及《续编》中，就收录了其创作的近四千首旧体诗词。
在佛学研究之外，他对国学广有涉猎。《史记校读》是王孺童十余年潜心研读《史记》的成果结晶，对《史记》原文中存在的上百处错谬之处进行了校正。其内容大多为前人所未发，故极具史料参考价值，是当前研究《史记》不可多得的最新学术成果。而《春秋诸国世族考》是他在遍读《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后，以周朝王室为中心，对与周王室同姓、异姓各诸侯国的世族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梳理。
关于《道德经》自古以来注疏之作就很多，但对其最初的分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在王孺童所著《道德经讲义》一书的“前言”中，他就对《道德经》的分篇问题，提出了颇为信服的依据和见解。根据《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认为《道德经》应分为“九篇”，即：“道经”为“道、天、地、王（人）”四篇，而“德经”为“上德、下德、上仁、上义、上礼”五篇。这正与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中“作道书九篇”的记述相合。
在繁忙的研究写作之余，王孺童还喜欢下围棋、弹古琴。他曾到中国棋院参加业余围棋段位考试，在国手常昊亲自对弈考核下，荣获了“业余二段”的证书，这是他十分珍视的一个成果。对于弹古琴，在他前不久刚刚出版的《古琴谱溯源》一书的“序言”中，自述了因身体羸弱而学琴的奇妙因缘。这本著作是以目前已知最早、也是最为权威之琴谱——明朱权《神奇秘谱》所收64首古琴曲为纲目，通过核校历代琴谱收录情况，对这64首琴曲的题名、作者、传谱、分段、标题、歌词、题解、取意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在学术研究之外，王孺童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各地去游历。迄今为止，以省级区划为单位，包括台、港、澳地区，他已经走完神州大地。就世界上来说，他已走过近七十个国家。与一般的旅游不同，王孺童总是偏爱去一些凝结着人类历史文明的古代遗迹。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二国外，凡是拥有著名佛教遗迹的国家，他全都亲身去考察过了。如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孟加拉的帕哈尔普尔佛教毗诃罗遗址、老挝的占巴塞瓦普寺遗址、越南的美森寺庙遗址、蒙古的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泰国的素可泰佛教遗址、尼泊尔的佛祖诞生地蓝毗尼园等，都让他不禁赞叹佛教文化的灿烂与人类智慧的伟大。回到国内后，他都会将实地考察的经过详细记录下来。王孺童的游历心得是，要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带着问题去看历史、看文化。
成天与古书为伴，王孺童奠定了深厚的学养，不到40岁的他，早早就被友人称之为“童老”。他经常说：“此生在世间我仅有两个心愿，除著作摞起来能真正与身等高外，就是争取在有生之年，把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走一遍。”
对话王孺童
《中华儿女》：促使您研究佛学、写书的动力是什么？
王孺童：最初是为了读书而写，我要把一本佛教典籍精读一遍。通过反复的读，知识点难点都扫了，条理也清楚了，所以写书其实相当于我的读书笔记，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我挑选的典籍也一般是我感兴趣的，可能比较少见，但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佛学典籍。
《中华儿女》：现在关于佛学的启蒙读物可以说非常多了，为什么您还要写《佛学启蒙》、《佛学纲目》这样的佛教入门读物？
王孺童：佛陀教育我们要“依法不依人”，想消除对佛学的误解，就要知道正确的见解是什么，所以要读佛经原典。而学佛的人入门有两个难点：其一，不知该从何入手学佛;其二，是对佛教概念不能穿点成线、连线成面。对于一些全面系统的介绍佛教的书，比如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是足足四卷的大部头，一般读者又有些畏难。所以我想，怎么样能在一本不厚的小册子里，把佛教的“发展史”和“思想史”这两条大线索融在一起讲清楚、说明白。我所写的《佛学纲目》只有区区不到十万字，但基本把这“两大线索”勾勒出了清晰脉络。之所以称之为“纲目”，就是希望读者能够在此框架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自学，继续填充、丰富其中的内容。
《中华儿女》：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书才是优秀的佛学著作？
王孺童：要传达真知，不能模棱两可。我认为泛泛地、望文生义地去翻译一个白话文给读者看，这是很害人的。就好像市面上有些书，之前你对佛经不懂，看完了这些书的解释之后你还是不懂。所以一部好的阐释佛学的著作，应该是能“钻进去、跳出来”，能“深入浅出”地宣讲义理，而不是故弄玄虚。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大家”、“大师”写的书，有很深的道理，通过几句看似普通的话，就能讲得十分明白。我力求读者看完我的书，能够把握住整部经典的原义，或是掌握其中思想的根本要义，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中华儿女》：您是学者，同时也是居士，那么研究对于您的修行有何影响？
王孺童：我自己的感觉是，研究搞了一二十年，现在才觉得开始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也才开始对知识有自己的提炼和自己的构建。我记得是在2005年，那时我已经学佛多年，但就是在那一年，我把自己头脑中故有的佛学思想全部否定了。虽然对于很多佛经我可以倒背如流，但后来发现就连最基本的佛教概念，我都没有能够很准确地把握，理解也是相当的肤浅。原以为自己是入了门的，后来才发现佛法的大门到底是哪个都没闹清楚。从那时起到现在，通过十年时间，我又把大乘佛教两大系根本论典，各有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和《大智度论》，以及原始佛教根本经典，近二百卷的四大部《阿含经》，全都精读一遍。“大经大论是有力量的”，这是我在阅藏过程中最大的感受。一些看似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恨不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文章来讨论的问题，但在“大经大论”里一两句话就给讲明白了，真是让我五体投地地信服。在此之后，再看其它经论典籍，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对于佛学，现在我仍不敢说自己入门了，但哪个是真正的佛法大门，我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