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有个小男孩6岁了，要和他的兄弟姐妹合影。小男孩非常重视：这么一个大家族，以后看到照片，别人找不到我怎么办？于是，他在拍摄的时候，就伸手去够旁边桃树的枝儿。他成了这一堆小孩中，唯一手握桃枝的人——并不是要沾想沾桃花运，他只是想有一个细节，这样别人能找到他，他也能找到自己。
　　这个小男孩叫陈寅恪，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他6岁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将自己嵌入历史，不被遗忘。
　　细节对我来说是启蒙式的，每个细节都深深地嵌入生活中。
　　我有一个来自成都的大学男同学。一次我去他家玩，当时还有几个他的高中同学，都是女生。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戏耍聊天。正值夏日，大家吃西瓜，我这个哥们儿把一个女生吃过两口的西瓜拿起，把一块全新的调包放在她的座位前，然后大大方方、若无其事、“道貌岸然”地开始啃这个姑娘啃过的西瓜。
　　我注意到这个细节，就知道他喜欢那个姑娘。我不会告诉你最后他是不是娶了这个女孩，但所谓钟情，不过如此。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
　　天津作家冯骥才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很朴实的爱情故事：高女人去世了，矮丈夫好像也没有多伤心。但是有一个细节，下雨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把伞举得很高，远远超过他的身高。我看到这个细节就够了，它点到我的穴了。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迪伦马特，他去世后有记者去采访他的遗孀，问她伤心吗？她说：“我不知道怎么伤心，但是我必须得说，我家的书桌现在显得太大了、太空旷了。”
　　我们说的台词艺术就是这样的，你能够用多轻多柔的笔触，勾勒出伤心，它就能多沉重地点中别人的情感穴。写作不是殴打别人，而是挠别人的痒痒，它的力道和效果成反比。创作是分寸感的艺术。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可能是沉闷的、琐碎的，但好的作家不按套路写，他会写出这样的感觉。
　　契科夫的笔下有很多“奇葩”，我要提到一个伤心的“奇葩”。一个先生爱慕一个女士，但知道自己没戏。有一天这个女士在女伴的陪同下到他家做客，就坐了半个小时，走后落下一把阳伞。要不留下来作纪念，要不就追上去还给人家，这都是正常的。但契科夫写的是：这个先生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夜晚，他把这把伞撑起来，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整晚，第二天把伞还了回去。
　　这是让我感动的细节。这是一个让别人觉得很凄凉、他自己觉得很幸福的晚上。这就是个十分特别的故事。
　　汪曾祺写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孩很美，被人纠缠。她心爱的男人为她出头，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她找到一个偏方，说找各家的尿罐子，刮下厚厚的尿碱，就能救活男人。女孩弄了一碗尿碱水，侍候男的喝下。女孩边喂边掉眼泪，最后还剩下小半碗尿碱水。这时汪曾祺写道：“不知为什么，巧云也尝了一口。”
　　这是汪曾祺写爱情最美的一刻，动人。将尿这样的东西，写得这么高级，写足了人世间的苦。你的苦都是为我受的，我根本用不着受苦，但我想和你苦在一起。
　　1937年，北平被日本人占领时是什么样？一个燕京大学的教授，英国人，去颐和园，在昆明湖畔看到日本浪人与一些侨民高兴地开着车来野餐、游玩。其間还有脸涂得煞白的艺伎，蹲在昆明湖边洗大葱。这个画面让我非常难忘。战争、侵略、沦陷，这些事儿不是特别概念化的，这样的细节才是真实的。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像房地产商提供的效果图那么清晰，而是像把一张地毯掀起来，灰尘飞舞，有光线，也有颜色。那一刻，一摊昏黄间忽明忽暗的东西，就是细节。
　　汪曾祺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农民叫朱小山，他种豆子，在地里洒满种子后，把剩下的那一把放在石头下，过几天回来后，他发现石头离地了，或半寸或一寸，是被豆子顶起来的。朱小山特别激动，四处拉别人来看，一位严肃的乡间老师前来质问他。
　　老师：“你到处说豆子的事，是要说明一种什么哲学吗？”
　　朱小山：“不想说明什么，我就是想表达我的惊奇。”
　　今天讲了很多细节，讲了很多豆子一样的故事。撒豆成兵，希望有几粒能在你心中发芽。
　　为什么呢？
　　我只想表达，我看到这些细节时的那种惊奇。
　　孙国基荐自《读者》2017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