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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由猿进化成人，人便是作为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很难设想，一个离群索居、脱离了社会的人，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人类无论是在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或是在如同经典作家所说“披上温情脉脉面纱”的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还是在今天可以登上月球、在太空遨游的高度文明的时代，人类中孤立的个人、家庭，甚至是一个小的群体、部落，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对“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的社会，力量都是渺小的，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就产生人与人的交往，从而出现了交谊。我国古代的儒学信徒，曾经长期争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各执一词，聚讼纷纭。我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人类的本质应当是善良的，至于后天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固然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因素。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这是人类得以交往、结成友谊的共同基础。
作为礼仪之邦，我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儒学名言，世世代代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打上深深烙印，对形成国人具有仁爱之心、重视友谊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作用。汉朝人有诗曰：“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反映了人们对不论贫富、真挚友谊的向往。但是，从总体上看来，这乃是一种向往。
何以故？一句古老的民谚，早已做出了回答：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阶级社会，人类的交往终究要打上階级的烙印，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各种群体，是由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政治圈文化圈等组成的，因此他们的交谊，往往涂上各种色彩的政治油漆，印上了特殊标记。因此，若细说古往今来各色人等的交谊，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是，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若宏观地从交谊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无非是一些人一阔脸就变，一些人未阔脸已变，一些人阔了脸不变，大多数人从未阔过，也无所谓变脸的历史。
第一种人，以某些封建帝王为典型。其中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以及少年时当过小和尚、浪迹江湖时沾染上游民阶层恶习、当了皇帝老子又处处学刘邦样的明太祖朱元璋，堪称是其中极坏的榜样。遥想当年，这二位打江山时，是何等义薄云天，真个是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可是，当他们打下江山，很快就脸色大变，“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和他的管家婆吕后，残酷杀害了多少功臣！韩信被“夷三族”，彭越竟被制成肉酱，遍赐诸侯！至于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更是人们耳熟能详；他把七十七岁的老元勋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杀了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人！由此可见，在刘邦、朱元璋之流的大字典里，所谓“交谊”二字，不过是利用、屠戮而已。
至于第二种人，历代的文痞、走卒最为典型。每当封建统治者要迫害忠良时，总会有一帮子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卖友求荣。
而第三种人，如苏轼，名满天下后，依然为人随和，与和尚、道士、妓女、乡下百姓往来如初，其中有些人还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又如鲁迅，成为新文学的旗手、一代青年的导师后，甘心作青年的“人梯”，与他们交友，给他们以帮助，甚至与学生一起外出旅行时，替学生捆行李、打铺盖，被他的学生比喻为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
而最后一种人，也就是小民百姓，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友谊，是纯真无私的。且看大西南穷山沟里、荒岭野寺中那些蚩蚩小民，许多人一字不识，却满腔热忱地招待徐霞客，为他解决种种困难。应当说，自古以来，人民大众才是交谊的主体。即使从交谊这个角度，称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也是当之无愧的。
回顾国人的传统交谊，其最大特点应是宽容。古人有“猿鹤相亲”之说，这特别耐人寻味。猿与鹤，分属不同种类，但它们却能在蔚蓝的晴空下、苍松翠柏间，相安无事，甚至猿啼鹤鸣，状甚亲密。人群之中，又何尝无此现象！清初大儒、思想家顾炎武，很有民族气节，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仕清朝，以遗民布衣之身，终老山西曲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曾经十八次进北京，与他的三个外甥——清朝的新贵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往来，也不妨碍他与别的清朝官员往来。顾炎武与在明朝任御史，投降清朝后又做御史等高官，名声不佳，后来入《清史》贰臣传的曹溶（1613—1685年）频繁往来，聚会香山、共游雁门、同饮大名等等，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谊。虽然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文集中，不收与曹溶往来的书信、唱和的诗句，但他与曹溶的二十年深交，却是不争的事实。
又如冒襄，也拒绝与清王朝合作，晚年甚为贫困，但他广泛交结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清朝高官。再以近人而论，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运动后分道扬镳，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胡适也曾积极关心、帮助过陈独秀。凡此都足以表明，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只要不干有损于国家、民族的坏事，彼此往来，绝对不等于同流合污。由此可知，在极“左”年代里的“六亲不认”“划清阶级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云云，实在有悖于中华民族交谊的优良传统；而一人落难，家属立刻遭殃，则不过是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翻版而已，更与国人的交谊传统格格不入。
从历史上看，国人一向重视交谊，各种史料里有关交谊的记载，不可胜记。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论述交谊，需要立足于今天时代的高山之上，去审视以往，以新的架构去诠释“昨夜星辰昨夜风”。本书便是这样的尝试之作，述人述事，原则上除个别的例子，不述及今人之交谊。这是因为，历史需要沉淀。今人的交谊，由后世人来论评，才能比较客观、公正。
阿杜荐自《中国人的情谊》一书，2017年1月版
作为礼仪之邦，我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儒学名言，世世代代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打上深深烙印，对形成国人具有仁爱之心、重视友谊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作用。汉朝人有诗曰：“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反映了人们对不论贫富、真挚友谊的向往。但是，从总体上看来，这乃是一种向往。
何以故？一句古老的民谚，早已做出了回答：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阶级社会，人类的交往终究要打上階级的烙印，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各种群体，是由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政治圈文化圈等组成的，因此他们的交谊，往往涂上各种色彩的政治油漆，印上了特殊标记。因此，若细说古往今来各色人等的交谊，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是，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若宏观地从交谊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无非是一些人一阔脸就变，一些人未阔脸已变，一些人阔了脸不变，大多数人从未阔过，也无所谓变脸的历史。
第一种人，以某些封建帝王为典型。其中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以及少年时当过小和尚、浪迹江湖时沾染上游民阶层恶习、当了皇帝老子又处处学刘邦样的明太祖朱元璋，堪称是其中极坏的榜样。遥想当年，这二位打江山时，是何等义薄云天，真个是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可是，当他们打下江山，很快就脸色大变，“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和他的管家婆吕后，残酷杀害了多少功臣！韩信被“夷三族”，彭越竟被制成肉酱，遍赐诸侯！至于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更是人们耳熟能详；他把七十七岁的老元勋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杀了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人！由此可见，在刘邦、朱元璋之流的大字典里，所谓“交谊”二字，不过是利用、屠戮而已。
至于第二种人，历代的文痞、走卒最为典型。每当封建统治者要迫害忠良时，总会有一帮子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卖友求荣。
而第三种人，如苏轼，名满天下后，依然为人随和，与和尚、道士、妓女、乡下百姓往来如初，其中有些人还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又如鲁迅，成为新文学的旗手、一代青年的导师后，甘心作青年的“人梯”，与他们交友，给他们以帮助，甚至与学生一起外出旅行时，替学生捆行李、打铺盖，被他的学生比喻为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
而最后一种人，也就是小民百姓，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友谊，是纯真无私的。且看大西南穷山沟里、荒岭野寺中那些蚩蚩小民，许多人一字不识，却满腔热忱地招待徐霞客，为他解决种种困难。应当说，自古以来，人民大众才是交谊的主体。即使从交谊这个角度，称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也是当之无愧的。
回顾国人的传统交谊，其最大特点应是宽容。古人有“猿鹤相亲”之说，这特别耐人寻味。猿与鹤，分属不同种类，但它们却能在蔚蓝的晴空下、苍松翠柏间，相安无事，甚至猿啼鹤鸣，状甚亲密。人群之中，又何尝无此现象！清初大儒、思想家顾炎武，很有民族气节，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仕清朝，以遗民布衣之身，终老山西曲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曾经十八次进北京，与他的三个外甥——清朝的新贵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往来，也不妨碍他与别的清朝官员往来。顾炎武与在明朝任御史，投降清朝后又做御史等高官，名声不佳，后来入《清史》贰臣传的曹溶（1613—1685年）频繁往来，聚会香山、共游雁门、同饮大名等等，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谊。虽然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文集中，不收与曹溶往来的书信、唱和的诗句，但他与曹溶的二十年深交，却是不争的事实。
又如冒襄，也拒绝与清王朝合作，晚年甚为贫困，但他广泛交结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清朝高官。再以近人而论，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运动后分道扬镳，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胡适也曾积极关心、帮助过陈独秀。凡此都足以表明，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只要不干有损于国家、民族的坏事，彼此往来，绝对不等于同流合污。由此可知，在极“左”年代里的“六亲不认”“划清阶级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云云，实在有悖于中华民族交谊的优良传统；而一人落难，家属立刻遭殃，则不过是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翻版而已，更与国人的交谊传统格格不入。
从历史上看，国人一向重视交谊，各种史料里有关交谊的记载，不可胜记。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论述交谊，需要立足于今天时代的高山之上，去审视以往，以新的架构去诠释“昨夜星辰昨夜风”。本书便是这样的尝试之作，述人述事，原则上除个别的例子，不述及今人之交谊。这是因为，历史需要沉淀。今人的交谊，由后世人来论评，才能比较客观、公正。
阿杜荐自《中国人的情谊》一书，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