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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制造业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效，新时期需要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放开准入，把限制性的规定取消；另一方面要把国内的规则与国际的规则对接起来。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会后，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第一时间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十九大后中国将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推动中国特色主义新时代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等。
张燕生看好十九大之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他预计未来在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货物和商品贸易、“一带一路”、自贸区探索等各方面将会有积极的进展。
对于外资是否撤离，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经贸的张燕生给出再开放的 “解药”，“过去30年制造业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时期需要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放开准入，把限制性的规定取消；另一方面要把规则对接，如果规则不与国际对接，即便放开外资也没法与中国人做生意。”
《财经》：你认为，十九大之后对外开放领域会有什么变化？
张燕生：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九大报告还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新时代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三个时点上，全面开放新格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我认为在2050年，中国应该是全球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的秩序和规则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建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如安全、生态等方面履行好责任等，真正成为全球的负责人。
《财经》：具体如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张燕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开放新格局；二是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三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四是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真正实现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准入环境和市场环境；五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六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所以新时代与全面开放新格局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新时代的实现必须由开放的新格局来推动、促进，同时要想形成开放新格局，必须适应新时代。
《财经》：中国吸引外资（直接利用外资额）一直徘徊在1200亿美元左右，2011年至今没有明显增长，是不是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不够？
张燕生：该走的我们留不住，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的趋势。吸引外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本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标准等等，所以当成本上涨，尤其是中国中西部的成本比周边国家成本都高的情况下，外资寻找成本洼地离开中国是正常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庞大的市场，所以当中国经济减速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外资还是要走。第三个阶段是效率驱动。外商到中国更大程度是看未来高新技术服务的巨大需求，看到转型升级带来的巨大商机。
所以该走的一定会走，该来的一定也会来。
《财经》：你怎么看未来十年吸引外资的新趋勢？
张燕生：关键是两条曲线，下降的速率和上升的速率哪个更快。我们怎么样把该来的吸引来才是关键，要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市场要足够大；另一方面准入的门槛要逐步下降。比如我们可以看制造业的所有制结构（见图）。在制造业中，民企占比达到61%，国企为28%，外资为11%，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说明制造业改革开放很成功。但是在其他行业，比如金融业、医疗、文化、经营和租赁、教育、科研等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较低，比如金融业国有企业占比高达90%。这说明改革的领域已经是混合所有制，没有深化改革的领域确实是国企独大，外企怎么进的来呢？
第一波改革到此告一段落，现在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改革。即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要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来做。
《财经》：服务业的开放面临什么障碍？
张燕生：服务业开放方面将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资质，中国和国际的资质标准不通用，目前没有这套认证、资质、考试，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只有改变规则、改变标准，才能改变人的能力和行为。而且服务业开放也要把握好风险，开放过猛冲击太大不好。市场竞争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如果完全是需求主导，哪有什么市场机制，实际上要慢慢培育供给。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一下子放开的，需要一步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去推动和发展。服务业方面的改革和开放需要加快，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风险如何控制，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慢。
为什么过去30年我们可以在制造业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实际上1979年解决的主要是短缺问题，外汇是短缺的，所以汇率不能放开；资本是短缺的，所以利率不能放开；商品是短缺的，所以价格不能放开。到了2000年，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土地价格的市场化、煤炭石油价格的市场化、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到现在，走到服务业价格市场化的阶段了，已经到了知识、技术、人才的部分，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所以加快改革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但肯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 《财经》：为了把握好加快改革和风险防范的平衡，所以我们采取了自贸区的形式进行小范围的探索？
张燕生：中国从不会像俄罗斯那样说放开就一下子放开，过去的经验都是先试点后推广。其实放开有两种，一种是把所有限制性的规定全部取消，直接放开。还有一种，不是把限制取消，而是把规则对接。我们原来认为只要放开就可以了，但事实证明这不够，如果规则不变，允许外资进来外资也没法做生意。所以把国内的制度政策标准和国际的对接是第二步，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放开。
其实服务业的放开也应该和当初加入WTO一样分三步走。当初加入WTO的成功得益于三句话，第一，接受对某些低成本出口实体行业的打击。WTO谈判时涉及一些对中国纺织业的歧视和打击的内容，美国方面称不接受就不允许中国加入WTO，所以我们接受了部分损失，接受了对具体产品、具体利益的打击。第二，将国内的体制机制与国际的体制机制通行。比如中国当初在汽车行业有强制国产化的要求，不符合国际规则，必须要改。第三，“引狼入室”，学会在狼群中存活下来，与狼共舞。
服务业的开放也是如此。第一步，我们要接受BIT（双边投资协定）等谈判的一些要求；第二步，我们要使现代服务业的管理和规则与国际同步；第三步，引狼入室，激励国内的企业更加努力。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不但可以在制造业做大做强，也可以在现代服务业逐渐做好。
理论上先试点后推广是对的，但是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解放我觉得还是越广泛、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财经》：你怎么看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高门槛的问题？
张燕生：这些领域实际上不是开放不够，是本身市场化就不够。比如金融市场，我们经常提发展直接融资，要想增加和创造直接融资，前提是必须得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监管能力、人才环境都匹配好了，才能发展直接融资，这是个系统工程。
再比如医疗和教育，属于公共服务，实际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即怎么有一个好的公共产品的治理体系以提供好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至于少数有钱人，想得到特殊教育、特殊医疗，可以到全世界求学和就医。要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不仅仅是开放的问题，最核心的是要找到一个治理的模式。
《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也下降得非常多（同比下降41.9%），你预期什么时候会有所好转？
张燕生：从时间点看，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都遇到了经济危机，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因此美国和日本都在“放水”，钱都跑到中国来了。当时但凡拿着贬值的美元去兑换升值的人民币，就一定挣钱，如果拿升值的人民币再去买五倍、十倍增值的房子，那就是暴利。所以全世界华人的钱还有其他资金都流向中国。这些钱实际上2014年6月就开始走了（离开中国了），后来美国又加息。现在美国吸引外资规模是3800亿美元，增长了4倍。这意味着分散到别的地方的钱开始大量流回美国。如果大量的钱进到中国来，又开始离开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危机。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短期的外汇管制，非理性的资本流出已经危害到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
但问题是，政府难以区分它和正常的对外投资，分不清是短期资金还是长期资金，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全部给挡住了。但这只是短期控制风险，未来这方面的管理肯定还会打开。对外投资长期肯定是放开的，这个趋势是稳定的。
《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2.4%，进口增长22.3%，比起2015年和2016年进出口“双降”都有所好转，怎么保持这样的高增长？
张燕生：我觉得有三方面会越来越重要。一是“一带一路”的进出口，这部分会越来越大；二是跨境电商的发展也会非常快；三是新业态、新经济、新产业这种新形态产品的贸易进展非常快，比如2017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的增长超过50%，在这部分中国有需求，中国人也有钱，所以需要重视这些方面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财经》：自贸区发展到现在到了第三批了，布局从沿海也延伸到了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和自贸区如何在自身基础上对外开放？
张燕生：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能力建设，核心是人才。内陆自贸区需要和沿海自贸区对口合作，进行复制和推广。比如上海怎么做，湖北就怎么做，最好是一帮一对口，包括利用干部互换等方式来加强能力建设。
第二是体制建设，内陆自贸区要想做到复制和推广，最核心的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能自贸区的理念内陆自贸区都认同，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需要大量的机构和单位来帮助他们，用先进地方的模式来改变落后地方的制度，包括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治理、交通的治理、创新的治理、教育的治理等等。
第三就是内陆自贸区和中西部地区要搭建平台，如果传统概念里中西部地区没什么可买的可卖的，就打造一个平台的网络，像宁夏这种地方，就作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进行交往的窗口平台，就可以买世界、卖世界，商机是无穷的。像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云南是面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桥头堡，广西是面对“一带一路”走向东南亚的核心枢纽等等。
“一带一路”就是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西部地区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是把自己融入国家战略、国家使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就是举全国之力来做的，那有什么做不出来？
《财经》：那你认为第四批自贸区可能会如何布局？
张燕生：我不做预判，但我认为围绕着“一带一路”最前沿和对外开放最前沿地区的布局是不够的，比如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境内开发区和跨境开发区的布局，需要統筹考虑，它们需要借一个平台来起飞。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会后，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第一时间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十九大后中国将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推动中国特色主义新时代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等。
张燕生看好十九大之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他预计未来在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货物和商品贸易、“一带一路”、自贸区探索等各方面将会有积极的进展。
对于外资是否撤离，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经贸的张燕生给出再开放的 “解药”，“过去30年制造业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时期需要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放开准入，把限制性的规定取消；另一方面要把规则对接，如果规则不与国际对接，即便放开外资也没法与中国人做生意。”
新时代与新格局
《财经》：你认为，十九大之后对外开放领域会有什么变化？
张燕生：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主题词，就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九大报告还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新时代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三个时点上，全面开放新格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我认为在2050年，中国应该是全球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的秩序和规则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建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如安全、生态等方面履行好责任等，真正成为全球的负责人。
《财经》：具体如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张燕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开放新格局；二是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三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四是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真正实现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准入环境和市场环境；五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六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所以新时代与全面开放新格局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新时代的实现必须由开放的新格局来推动、促进，同时要想形成开放新格局，必须适应新时代。
突破引进外资瓶颈
《财经》：中国吸引外资（直接利用外资额）一直徘徊在1200亿美元左右，2011年至今没有明显增长，是不是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不够？
张燕生：该走的我们留不住，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的趋势。吸引外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本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标准等等，所以当成本上涨，尤其是中国中西部的成本比周边国家成本都高的情况下，外资寻找成本洼地离开中国是正常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驱动，外资来中国是因为庞大的市场，所以当中国经济减速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外资还是要走。第三个阶段是效率驱动。外商到中国更大程度是看未来高新技术服务的巨大需求，看到转型升级带来的巨大商机。
所以该走的一定会走，该来的一定也会来。
《财经》：你怎么看未来十年吸引外资的新趋勢？
张燕生：关键是两条曲线，下降的速率和上升的速率哪个更快。我们怎么样把该来的吸引来才是关键，要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市场要足够大；另一方面准入的门槛要逐步下降。比如我们可以看制造业的所有制结构（见图）。在制造业中，民企占比达到61%，国企为28%，外资为11%，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说明制造业改革开放很成功。但是在其他行业，比如金融业、医疗、文化、经营和租赁、教育、科研等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较低，比如金融业国有企业占比高达90%。这说明改革的领域已经是混合所有制，没有深化改革的领域确实是国企独大，外企怎么进的来呢？
第一波改革到此告一段落，现在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改革。即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要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来做。
服务业开放症结何在
《财经》：服务业的开放面临什么障碍？
张燕生：服务业开放方面将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资质，中国和国际的资质标准不通用，目前没有这套认证、资质、考试，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只有改变规则、改变标准，才能改变人的能力和行为。而且服务业开放也要把握好风险，开放过猛冲击太大不好。市场竞争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如果完全是需求主导，哪有什么市场机制，实际上要慢慢培育供给。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一下子放开的，需要一步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去推动和发展。服务业方面的改革和开放需要加快，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风险如何控制，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慢。
为什么过去30年我们可以在制造业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实际上1979年解决的主要是短缺问题，外汇是短缺的，所以汇率不能放开；资本是短缺的，所以利率不能放开；商品是短缺的，所以价格不能放开。到了2000年，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土地价格的市场化、煤炭石油价格的市场化、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到现在，走到服务业价格市场化的阶段了，已经到了知识、技术、人才的部分，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所以加快改革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但肯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 《财经》：为了把握好加快改革和风险防范的平衡，所以我们采取了自贸区的形式进行小范围的探索？
张燕生：中国从不会像俄罗斯那样说放开就一下子放开，过去的经验都是先试点后推广。其实放开有两种，一种是把所有限制性的规定全部取消，直接放开。还有一种，不是把限制取消，而是把规则对接。我们原来认为只要放开就可以了，但事实证明这不够，如果规则不变，允许外资进来外资也没法做生意。所以把国内的制度政策标准和国际的对接是第二步，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放开。
其实服务业的放开也应该和当初加入WTO一样分三步走。当初加入WTO的成功得益于三句话，第一，接受对某些低成本出口实体行业的打击。WTO谈判时涉及一些对中国纺织业的歧视和打击的内容，美国方面称不接受就不允许中国加入WTO，所以我们接受了部分损失，接受了对具体产品、具体利益的打击。第二，将国内的体制机制与国际的体制机制通行。比如中国当初在汽车行业有强制国产化的要求，不符合国际规则，必须要改。第三，“引狼入室”，学会在狼群中存活下来，与狼共舞。
服务业的开放也是如此。第一步，我们要接受BIT（双边投资协定）等谈判的一些要求；第二步，我们要使现代服务业的管理和规则与国际同步；第三步，引狼入室，激励国内的企业更加努力。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不但可以在制造业做大做强，也可以在现代服务业逐渐做好。
理论上先试点后推广是对的，但是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解放我觉得还是越广泛、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财经》：你怎么看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高门槛的问题？
张燕生：这些领域实际上不是开放不够，是本身市场化就不够。比如金融市场，我们经常提发展直接融资，要想增加和创造直接融资，前提是必须得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监管能力、人才环境都匹配好了，才能发展直接融资，这是个系统工程。
再比如医疗和教育，属于公共服务，实际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即怎么有一个好的公共产品的治理体系以提供好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至于少数有钱人，想得到特殊教育、特殊医疗，可以到全世界求学和就医。要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不仅仅是开放的问题，最核心的是要找到一个治理的模式。
对外投资长期肯定是放开
《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也下降得非常多（同比下降41.9%），你预期什么时候会有所好转？
张燕生：从时间点看，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都遇到了经济危机，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因此美国和日本都在“放水”，钱都跑到中国来了。当时但凡拿着贬值的美元去兑换升值的人民币，就一定挣钱，如果拿升值的人民币再去买五倍、十倍增值的房子，那就是暴利。所以全世界华人的钱还有其他资金都流向中国。这些钱实际上2014年6月就开始走了（离开中国了），后来美国又加息。现在美国吸引外资规模是3800亿美元，增长了4倍。这意味着分散到别的地方的钱开始大量流回美国。如果大量的钱进到中国来，又开始离开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危机。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短期的外汇管制，非理性的资本流出已经危害到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
但问题是，政府难以区分它和正常的对外投资，分不清是短期资金还是长期资金，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全部给挡住了。但这只是短期控制风险，未来这方面的管理肯定还会打开。对外投资长期肯定是放开的，这个趋势是稳定的。
《财经》：2017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2.4%，进口增长22.3%，比起2015年和2016年进出口“双降”都有所好转，怎么保持这样的高增长？
张燕生：我觉得有三方面会越来越重要。一是“一带一路”的进出口，这部分会越来越大；二是跨境电商的发展也会非常快；三是新业态、新经济、新产业这种新形态产品的贸易进展非常快，比如2017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的增长超过50%，在这部分中国有需求，中国人也有钱，所以需要重视这些方面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内陆自贸区开放路径
《财经》：自贸区发展到现在到了第三批了，布局从沿海也延伸到了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和自贸区如何在自身基础上对外开放？
张燕生：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能力建设，核心是人才。内陆自贸区需要和沿海自贸区对口合作，进行复制和推广。比如上海怎么做，湖北就怎么做，最好是一帮一对口，包括利用干部互换等方式来加强能力建设。
第二是体制建设，内陆自贸区要想做到复制和推广，最核心的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能自贸区的理念内陆自贸区都认同，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需要大量的机构和单位来帮助他们，用先进地方的模式来改变落后地方的制度，包括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治理、交通的治理、创新的治理、教育的治理等等。
第三就是内陆自贸区和中西部地区要搭建平台，如果传统概念里中西部地区没什么可买的可卖的，就打造一个平台的网络，像宁夏这种地方，就作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进行交往的窗口平台，就可以买世界、卖世界，商机是无穷的。像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云南是面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桥头堡，广西是面对“一带一路”走向东南亚的核心枢纽等等。
“一带一路”就是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西部地区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是把自己融入国家战略、国家使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就是举全国之力来做的，那有什么做不出来？
《财经》：那你认为第四批自贸区可能会如何布局？
张燕生：我不做预判，但我认为围绕着“一带一路”最前沿和对外开放最前沿地区的布局是不够的，比如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境内开发区和跨境开发区的布局，需要統筹考虑，它们需要借一个平台来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