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开学第一天，一组照片在网上刷屏。
　　一群家长“长”在了学校的栏杆和铁网上，有的攀上栏杆，有的俯身从栏杆底部缝隙向校内眺望，掏出手机暗中拍摄，对准自家娃儿。
　　这一图景折射出的不只是“关心”，也有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不安焦虑，这份焦虑已经从高考提前到了义务教育阶段。
　　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教培热急速降温，8月，《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举行纸笔考试。
　　再往前，义务教育新课标修订、打击学区房炒作、民办学校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密集出台，攸关1.56亿个家庭的九年义务教育改革，已经引发了社会大讨论。
　　“双减”将如何改变9年义务教育？处于这一学龄阶段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当下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哪里？
　　就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丘志明，他关注中国教育、曾在中国有过巡回演讲，并在多个国家、地区有过教育实地考察经验，退休后也开班从事孩子的“创造力”培养。

减负焦虑

　　南风窗：“双减”新政之下，规范教培机构、一二年级学生不考试等，能否实现减负，缓解教育焦虑？
　　丘志明：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根源在于择校焦虑，整个教育体系里面的资源分布，不同水平的学生、不同的地区，资源是平均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比如师资，教师培训怎么才能跟上，因材施教？
　　新加坡培训出来的小学、中学、初中、高中的老师是大体上是同一群人，老师学历相同、工资接近，在师资范围里做到了平均。小学阶段，学生入学采用校友抽签的办法，就近入学。因为资源基本是平均的，无论你去哪个小学都差不多。6年小学，尽量做到相对平均，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一结果，不同的小学，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不明显，学校里面也不作排名。
　　但新加坡是小国家，很多事情都比较好办，中国14亿人太大了，资源分布很难达到不同定义的平均。
　　南风窗：新加坡在多个基础教育排行榜上领先，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是什么样的？
　　丘志明：中国教育上比较大的问题，是总觉得资源有限，就应该集中分给在读书上有才能的人，读不好的话就没有前途，这个取向我不赞成，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刺激家长争取资源，很多问题就出来了。
　　新加坡的“精英”概念主要体现在中学阶段，通过小学升初中会考，学生开始显现出不同的能力，就进行分班，分为：普通班（学术）、普通班（工藝）、快捷班、特殊班、天才班5种，能力突出的，多给他们安排几门课程，水平靠后的就少上几门课，毕业之后，往“高中”和“专科学校”两个方向分流，专科学校主要是两类：技术教育学院，简称工专，以及科技专科学校，简称理工。
　　但重点是，无论高中生还是专科生，都有机会上大学。尤其专科学生，如果最长5年时间里，他的成绩达标了，就可以上大学。
　　新加坡的教育资源分配是基本相当的，甚至读书不好的人得到的资源更多，中专学校的外观建设甚至比高中更体面。更关键的是，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是保证读书不好的人也有出路，家长看得到的话，他们就不会跑极端了，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南风窗：怎样才能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
　　丘志明：功课压力大不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主观的感觉，我们应该问这个压力是不是达到学生生理心理上承担不了、家长心理上承担不了的地步。
　　新加坡学校考试也有非正式的排名，取消意义不大，不能改变家长的看法，这个也不是压力的根源；如果说补习班，最夸张的可能是台湾地区，但自从他们几乎所有高中生都能读大学之后，补习班的热度就大大减退了。
　　学生能承担多少压力，关键要看社会给予的支持力度有多少。香港的读书压力也大，主要来自居住环境，地方太小了，普通家庭平均面积只有40平米，但政府就用图书馆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不需要在意在家学习地方大小的问题，这是可以缓解学生读书压力的方法之一。

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根源在于择校焦虑，整个教育体系里面的资源分布，不同水平的学生、不同的地区，资源是平均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南风窗：在中国，围绕作业批改、教师惩戒权等，家校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老师和家长沟通为什么这么难？
　　丘志明：与老师的权威在衰弱，教师性别比例失衡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现在的家长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家长真的懂怎么教育，配合学校共同教育，这是好事；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中国的传媒资讯太多、传播太快了，传媒让他觉得“我懂了”，就以此批评学校和老师，这是最糟糕的。
　　教育是需要家校认同、相互配合的。香港有位教育专家，按教育学的理想开了个幼儿园，奉行三年没有功课，在家里面也不能有功课，他承诺家长三年之后，能力测试结果一定比其他幼儿园好，但孩子只有一个，家长要不要相信他？这个真是最大的问题了。专家可以实验，但孩子不敢拿来实验，很多时候我们给家长意见，不听我们也能理解，再多理论再多理想，孩子赌不起。
　　学校跟家庭教育做法一致是最理想的。在英国有法规，幼儿教育上，如果发现家长的教法跟学校的做法违背的话，可以警告甚至起诉家长。因为他们认为，学校在教导孩子上是专业的，家长要么跟学校保持一致，家庭教育影响作为补充，要么就让家长选择另外的，他认同理念的学校。

实践和创意，两块短板

　　南风窗：你说创造力比成绩重要，应该从小培养，但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之下，怎样为开发创造力留出空间？ 　　丘志明：学生最困难的不是应付功课，而是不懂管理时间。关键就在于，不要剥夺他感受生活的时间，从生活里面激发他的创意。
　　南风窗：你曾经分享过一个“中国学生针孔穿线方案”的故事，培养创造力需要怎样的环境？
　　丘志明：我有一次在中学科研创意活动中问学生，怎么让线更快更顺利地穿过针孔，一个中国初中生的答案是，在针孔旁边开一个斜斜的缺口，线沿着缺口就可以很容易穿进针孔，而且不容易掉出来，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这个学生告诉我，这个想法他很早就有了，只是以前没有提出来。一方面他觉得针孔实在太小了，再开一个缺口技术上做不到。但在新加坡，他看到教室里的精密机械仪器，其中有一个可以把东西切割得很小很小，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可能实现，就在活动上抓住机会提出来。
　　什么激发他的创造力？表面上是技术，知道有技术可以实现了，其实这个创意早就埋在他记忆里。
　　但这个例子仍有遗憾的地方。一个孩子有创意，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敢提出来，而是等到发现可以做到了，才敢说。
　　能做到，才愿意说出来，这个心态在华人中间很普遍，很多中小学生，让他举手回答问题都胆怯，就怕错了。要让他们说出一个自己也觉得没可能的事情，更是不容易了，很多创意就被埋没和忘记了。最理想的是，当他有这个想法，就有勇气说出来，然后告诉别人将来有一天这个可以实现。这才是梦想。
　　南风窗：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开始强调动手实践能力，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丘志明：培养动手能力如果是靠拼一些模型、物理化实验是不够的。英国的小学到大学就有一门叫“设计与工艺”的课程，他们相信，小学生做一个机械出来，不是没可能，给孩子们原料和工具，让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他会遇到问题，某个环节为什么做不好，翻查和研究里面的技术理论，发现问题，概括总结，想办法解决，再加以改进。
　　这个方法是向牛顿等科学家学习，想好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便寻找办法和工具，找不到的时候就会主动创建一些理论学问来解决。
　　中国还没做到这个程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对动手能力方面投放的资源还不够。之前有几个中国学校问我，如果要做最先做什么？我说要先弄几个大课室出来，要把它变成适合学生的工厂，买很多的仪器在里面，这个成本相当高，但是你不投放这个资源，没办法谈动手。
　　新加坡的中学里面最大的课室在哪里？就是Work Shop，工作坊。每个中学都有四五个，每个都是五六个普通教室那么大。他们从设计到选材到尝试创造原型，都在这个工作坊来完成。每个初中生都要学，如果一个星期40节课，这节课要占6节。

寻找共识

　　南风窗：提高教育素质，是否是昂贵的，只能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城市、家庭里实现？
　　丘志明：把教育的所有问题都跟钱挂钩是一个糟糕的事，昂贵是我们的错觉。

能做到，才愿意说出来，这个心态在华人中间很普遍，很多中小学生，让他举手回答问题都胆怯，就怕错了。

　　确实家庭宽裕的家长可以把三四岁的孩子带出国旅行，认为这样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界，但普通家庭，即便只是去家附近的海边，父母的陪伴、互动交流就没有启发的机会吗？不见得就更差。我们在香港就看到很多出色的、進入顶尖学校的学生就来自普通家庭和普通学校。更何况，眼光是可以随着成长，长大之后补回的，不是都要赢在起跑线上。
　　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很贵”的误解？就拿留学来说，因为有些家长觉得国内的学校不够好，所以就把学生送去国外念书，对那些负担不起送孩子出国花费的家长来说，因为他们给不了，就归咎于钱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而已，是一个误区。即便条件不足，我们依然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弥补，甚至会有更好的结果。
　　从整个教育理念出发，是大自然论：向自然学习，认同大自然。自然是免费的，坐飞机才是要钱的。
　　南风窗：中国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大家都累，为什么会这样？
　　丘志明：因为教育管理者、老师、家长、学生对教育缺乏共识，还没有想清楚教育是为了什么，对教育的讨论也不充分。
　　老师要问，为什么学生要好好读书？是为了让老师教得更方便轻松，还是帮助他们每天进步？
　　父母为什么要孩子好好读书？表面上是为了他们找到好的工作，前途光明，这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说不清，我们要反省。
　　孩子也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好好读书，但现在学生受了太多影响，被太多声音捆绑，很容易迷失。
　　如果是为了满足社会就业市场的需求培养人才，那政府要问，应该怎样设计制度，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提供哪些支持和保障，大方向是什么，改革要怎么一步步慢慢做。
　　怎么凝聚共识？管理教育和在一线从事教育的要相互沟通和体谅，在新加坡，一线的所有老师在教室岗位上工作五六年之后，可以申请转去教育局里当官，转向教育管理，两边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不会有一个教育管理者从来没做过老师，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问题，减轻彼此压力，也更容易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