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这一期起，《当代文坛》推出新的栏目：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
这题目容易引起的联想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提中国文学在各个地方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深描”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以完整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
肯定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在反复提炼这一学术命题之时对自己的警戒和提醒：作为一位现代四川文学的研究者，我需要再重复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四川形象、巴蜀形象或者成都形象吗？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学术目标！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那么，所谓的“地方路径”的发现和彰显则是充分意识到另外一重事实。在这里，人的文学行为与包裹着他的生存环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人首先具有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当然，中国整体经验的成熟也会形成一种影响，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个体的大传统，但是必须看到，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而更大的整体的“大传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传統”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紧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并不是大中国的文化经验“向下”传输逐渐构成了“地方”，“地方”同样不断凝聚和交融，构成了跨越区域的“中国经验”。至少也是，“地方经验”如何最终形成“中国经验”，这与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如何降落为地方性的表征同等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不仅有“文学中国”的新经验沉淀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集成了“文学中国”的宽阔大道。
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我们的结论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
以我个人的四川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成都文学经验的发现为例，大概能够形象地说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我对四川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关注始于1990年代初期，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中，我曾经这样来描述现代四川给人的第一印象：“在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而离海甚远的巴蜀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站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龙头返顾巴蜀，这也就是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图中审视一个偏远的角落，此时巴蜀地理位置又发生了改变：它与先进地区的距离也不仅仅是秦岭、大巴山、夔门，而是1500至20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整个太平洋！换句话说，巴蜀，这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内陆腹地，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巴蜀文化是典型的内陆腹地文明。”①这或许没有太错，但今日思之，却显然受制于视角和立场了：站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龙头，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图中，沿海地区，先进地区……也就是说，我那时还是在用“被给定”的“先进”概念来比照四川之种种，掂量出来的是这里不具备的“先进”地区的事物，因为不具备，所以“落后”。这样一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如果四川存在某种超越“先进”地区的文化现象，也常常可能被当做是偶然现象，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最后在“总体上”四川的文化还是受制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牵引和指导，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四川文化的主体性，忽略了它独立发展的许多景观。
在写作《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之时，我的主要生活环境是重庆，尚没有机会感受川西文化特别是成都文化的细节，连三星堆、金沙遗址都只是耳闻，没有亲临受教。到后来有幸涉足其间，那种巨大震撼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我固有的“中原文化”心态，如此“偏僻”的所在，竟然也诞生过如此发达如此异样的文化！我们曾经被建构起来的中原中心观念完全失语，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呢？你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古往今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不变的中心与边缘。进入现代中国，我们固然可以将上海、北京引领“新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活的景观当作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向，进而将“后发达”的其他区域特别是内陆腹地的区域视作被动的“带动”的结果，但是，严格分析，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断定较少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这些区域就没有自我改变的形式和路径呢？
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追根溯源，我们过去的“现代化”，描述主要基于一种外来冲击/中国反应的思维，这种思维，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视作西欧的特有方式，假定世界其他区域都是这一西欧变动的涟漪般的扩散，从欧洲到美洲，从欧美到东亚，从上海、北京到中国内陆的其他中小城市，现代化扩展模式和路径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都不过是这一方式的符合逻辑的反映而已。显然，在这样一种“西方中心”的观照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区域的那些复杂而重要的历史变动都进入了“视觉盲区”，至少说各自区域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动“呼应”或者“改变”外来影响的种种情形都得不到足够细致的注意和分析。1980年代开始，这样的“西方中心”观开始被学界所反思和警觉，就是在西方学界，也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观”对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解释方式，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特色是研究者致力从中国自身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避免源自于西方历史的期待。”②
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成都发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这是一种思维的根本突破。它的意义并不在表面的激情般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敞开，正是这些淹没多时的历史故事启发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可能具有多种不同的路径，并且潜在地构成了超出现有文学史叙述的多种“结构”。 例如，主流文学史都认为“五四”新文学在创立伊始就设定了几个主要的对手，其中之一就有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的描述中，现代新文学就是如何在与这一类文学的“区隔”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细读现代四川文学，我们却发现，李劼人新文学创作的起步恰恰与近代通俗小说渊源深厚。民国初年，李劼人开始在《闲娱录》上推出白话小说，这也是中国第一批白话小说，从时间来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好几年，此时此刻，他的阅读兴趣主要还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一类。有意思的是，直到1935年，早已留法归来的李劼人还特别托付上海的舒新城替他代购狎邪小说，并且坚称其中有“至理”：“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无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③虽然我们未能进一步读到李劼人对这一“至理”的阐发，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李劼人自有他沉浸在雅俗合一的文学趣味，并不能为其他“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所代替。
一般看来，“五四”新文学主流是高舉“进化论”大旗，以历史的不断进步为自己的强大信念的，进步的对立面就是落后、保守、封建，等等。新旧对立，破旧立新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坚定追求。然而，从晚清“蜀学”传统中起步的一干四川作家如李劼人、郭沫若、吴芳吉等都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倾向：新旧杂糅、中西并存。传统文化至此不是“熔断”而是“融合”成为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标出现代文学的“成都”意义呢？因为成都是这些四川作家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青少年的成长中心”，成都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特点对他们影响深远，最终构成了他们认知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成都在近现代演变过程之中，又的确表现出了一系列源于本土的个性与格局，这都不是简单的“外来影响”所能够解释的。
成都，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常常被人描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④。它长期位居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同样具备西欧中世纪后期发达的经济城市向着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条件。成都的历史，很早就呈现出了从农业文明迈向商业文明的景象，“抱城十里绿阴长，半种芙蓉半种桑。‘驷马桥’边送客地，‘碧鸡坊’外斗鸡场。”⑤“丘田顷刻变繁华，开出商场几百家。酒肆茶寮陈列处，大家棚搭篾笆笆。”⑥这种近代化的过程造就着蔡大嫂、王四姑儿、郝太太这样的成都市民的思想和情趣，为文学家的“现代发现”“现代书写”提供与众不同的丰富材料，这里，有着足够丰富的人生景象和文化模式，无需从外来文化的输入中寻觅新鲜的刺激。可惜的是，我们尚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些“成都元素”的存在，而是继续从外来文化的影响上寻求解释，于是乎，成都本色的李劼人就被文学史家呼为“中国的福楼拜”或者“中国的左拉”，似乎只有刻印着外来标示的文学现象才具有合法的“现代出身”，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也是莫大的悲剧。
在四川，在成都，我们发现的不是现代“先进文化”如何单向输入最终“带动”偏远地域的例证，而是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的双向的互动，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交流、对话与共振才形成了生机勃勃的现代中国的文学。
透过文学“地方路径”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这是一个才刚刚启动的研究工程，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够加入。就如同我们发现成都和发现新的文学现象在本质上也不是某种矫情的自我矜夸，而是真切的自我发现的需要一样，中国的文学不仅可以在成都发现，也可以在广州、重庆、哈尔滨、长沙、西安、香港等许许多多的地方“发现”，到最后，也需要重新发现新的北京和上海——那种不是作为中国文化理所当然的中心而就是一个生存的区域本身的北京与上海，那里肯定会有新鲜和异样。本期刊发的几篇论文，是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学者对不同地方路径的梳理，大湾区与成都如何走出独具魅力的现代地方之路，也是现代中国之路。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作者的写作并没有预先协商，完全是从各自的文学感受出发对现代中国地方路径问题的进入，这也生动地说明，在 “现代中国”发现“地方路径”的重要存在，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自觉不自觉的重视，来自不同“地方路径”区域的不约而同的发现，将逐渐形成现代中国文学认知的新格局。
注释：
①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②[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③李劼人：《致舒新城·三》，载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④《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⑤[清]彭懋琪：《锦城竹枝词》，载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⑥前人：《续青羊宫花市竹枝词》，载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这题目容易引起的联想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提中国文学在各个地方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深描”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以完整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
肯定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在反复提炼这一学术命题之时对自己的警戒和提醒：作为一位现代四川文学的研究者，我需要再重复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四川形象、巴蜀形象或者成都形象吗？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学术目标！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那么，所谓的“地方路径”的发现和彰显则是充分意识到另外一重事实。在这里，人的文学行为与包裹着他的生存环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人首先具有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当然，中国整体经验的成熟也会形成一种影响，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个体的大传统，但是必须看到，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而更大的整体的“大传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传統”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紧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并不是大中国的文化经验“向下”传输逐渐构成了“地方”，“地方”同样不断凝聚和交融，构成了跨越区域的“中国经验”。至少也是，“地方经验”如何最终形成“中国经验”，这与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如何降落为地方性的表征同等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不仅有“文学中国”的新经验沉淀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集成了“文学中国”的宽阔大道。
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我们的结论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
以我个人的四川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成都文学经验的发现为例，大概能够形象地说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我对四川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关注始于1990年代初期，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中，我曾经这样来描述现代四川给人的第一印象：“在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而离海甚远的巴蜀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站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龙头返顾巴蜀，这也就是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图中审视一个偏远的角落，此时巴蜀地理位置又发生了改变：它与先进地区的距离也不仅仅是秦岭、大巴山、夔门，而是1500至20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整个太平洋！换句话说，巴蜀，这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内陆腹地，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巴蜀文化是典型的内陆腹地文明。”①这或许没有太错，但今日思之，却显然受制于视角和立场了：站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龙头，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图中，沿海地区，先进地区……也就是说，我那时还是在用“被给定”的“先进”概念来比照四川之种种，掂量出来的是这里不具备的“先进”地区的事物，因为不具备，所以“落后”。这样一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如果四川存在某种超越“先进”地区的文化现象，也常常可能被当做是偶然现象，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最后在“总体上”四川的文化还是受制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牵引和指导，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四川文化的主体性，忽略了它独立发展的许多景观。
在写作《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之时，我的主要生活环境是重庆，尚没有机会感受川西文化特别是成都文化的细节，连三星堆、金沙遗址都只是耳闻，没有亲临受教。到后来有幸涉足其间，那种巨大震撼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我固有的“中原文化”心态，如此“偏僻”的所在，竟然也诞生过如此发达如此异样的文化！我们曾经被建构起来的中原中心观念完全失语，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呢？你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古往今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不变的中心与边缘。进入现代中国，我们固然可以将上海、北京引领“新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活的景观当作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向，进而将“后发达”的其他区域特别是内陆腹地的区域视作被动的“带动”的结果，但是，严格分析，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断定较少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这些区域就没有自我改变的形式和路径呢？
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追根溯源，我们过去的“现代化”，描述主要基于一种外来冲击/中国反应的思维，这种思维，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视作西欧的特有方式，假定世界其他区域都是这一西欧变动的涟漪般的扩散，从欧洲到美洲，从欧美到东亚，从上海、北京到中国内陆的其他中小城市，现代化扩展模式和路径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都不过是这一方式的符合逻辑的反映而已。显然，在这样一种“西方中心”的观照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区域的那些复杂而重要的历史变动都进入了“视觉盲区”，至少说各自区域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动“呼应”或者“改变”外来影响的种种情形都得不到足够细致的注意和分析。1980年代开始，这样的“西方中心”观开始被学界所反思和警觉，就是在西方学界，也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观”对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解释方式，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特色是研究者致力从中国自身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避免源自于西方历史的期待。”②
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成都发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这是一种思维的根本突破。它的意义并不在表面的激情般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敞开，正是这些淹没多时的历史故事启发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可能具有多种不同的路径，并且潜在地构成了超出现有文学史叙述的多种“结构”。 例如，主流文学史都认为“五四”新文学在创立伊始就设定了几个主要的对手，其中之一就有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的描述中，现代新文学就是如何在与这一类文学的“区隔”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细读现代四川文学，我们却发现，李劼人新文学创作的起步恰恰与近代通俗小说渊源深厚。民国初年，李劼人开始在《闲娱录》上推出白话小说，这也是中国第一批白话小说，从时间来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好几年，此时此刻，他的阅读兴趣主要还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一类。有意思的是，直到1935年，早已留法归来的李劼人还特别托付上海的舒新城替他代购狎邪小说，并且坚称其中有“至理”：“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无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③虽然我们未能进一步读到李劼人对这一“至理”的阐发，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李劼人自有他沉浸在雅俗合一的文学趣味，并不能为其他“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所代替。
一般看来，“五四”新文学主流是高舉“进化论”大旗，以历史的不断进步为自己的强大信念的，进步的对立面就是落后、保守、封建，等等。新旧对立，破旧立新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坚定追求。然而，从晚清“蜀学”传统中起步的一干四川作家如李劼人、郭沫若、吴芳吉等都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倾向：新旧杂糅、中西并存。传统文化至此不是“熔断”而是“融合”成为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标出现代文学的“成都”意义呢？因为成都是这些四川作家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青少年的成长中心”，成都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特点对他们影响深远，最终构成了他们认知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成都在近现代演变过程之中，又的确表现出了一系列源于本土的个性与格局，这都不是简单的“外来影响”所能够解释的。
成都，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常常被人描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④。它长期位居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同样具备西欧中世纪后期发达的经济城市向着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条件。成都的历史，很早就呈现出了从农业文明迈向商业文明的景象，“抱城十里绿阴长，半种芙蓉半种桑。‘驷马桥’边送客地，‘碧鸡坊’外斗鸡场。”⑤“丘田顷刻变繁华，开出商场几百家。酒肆茶寮陈列处，大家棚搭篾笆笆。”⑥这种近代化的过程造就着蔡大嫂、王四姑儿、郝太太这样的成都市民的思想和情趣，为文学家的“现代发现”“现代书写”提供与众不同的丰富材料，这里，有着足够丰富的人生景象和文化模式，无需从外来文化的输入中寻觅新鲜的刺激。可惜的是，我们尚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些“成都元素”的存在，而是继续从外来文化的影响上寻求解释，于是乎，成都本色的李劼人就被文学史家呼为“中国的福楼拜”或者“中国的左拉”，似乎只有刻印着外来标示的文学现象才具有合法的“现代出身”，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也是莫大的悲剧。
在四川，在成都，我们发现的不是现代“先进文化”如何单向输入最终“带动”偏远地域的例证，而是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的双向的互动，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交流、对话与共振才形成了生机勃勃的现代中国的文学。
透过文学“地方路径”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这是一个才刚刚启动的研究工程，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够加入。就如同我们发现成都和发现新的文学现象在本质上也不是某种矫情的自我矜夸，而是真切的自我发现的需要一样，中国的文学不仅可以在成都发现，也可以在广州、重庆、哈尔滨、长沙、西安、香港等许许多多的地方“发现”，到最后，也需要重新发现新的北京和上海——那种不是作为中国文化理所当然的中心而就是一个生存的区域本身的北京与上海，那里肯定会有新鲜和异样。本期刊发的几篇论文，是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学者对不同地方路径的梳理，大湾区与成都如何走出独具魅力的现代地方之路，也是现代中国之路。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作者的写作并没有预先协商，完全是从各自的文学感受出发对现代中国地方路径问题的进入，这也生动地说明，在 “现代中国”发现“地方路径”的重要存在，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自觉不自觉的重视，来自不同“地方路径”区域的不约而同的发现，将逐渐形成现代中国文学认知的新格局。
注释：
①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②[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③李劼人：《致舒新城·三》，载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④《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⑤[清]彭懋琪：《锦城竹枝词》，载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⑥前人：《续青羊宫花市竹枝词》，载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