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有幸应邀到牛津大学学术休假，学校安排我住在泰晤士河源头(Head of theriver)附近的旧式宿舍。工作之余常在河边散步或小坐，遥望蓝天白云，古木参天，芳草如茵，与天鹅、大雁为伴，一扫世俗尘嚣，遂得沉静思考，思考最多的就是“牛津现象”。
　　牛津是一座古老城市，牛津大学已有近900年的悠久历史。牛津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旧。我不知道牛津人是否也在研究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但我看到的却是数百年来牛津人守旧的光辉业绩。古建筑和古籍保护得极为妥帖，十五六世纪的校园风貌依然保存，某些学院的守门人仍旧穿戴着当年衣冠，宽袍长裙的男女学生比比皆是，潇洒飘逸。牛津大学每年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物力，用于维修古老建筑，师生都以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有新建筑动工而损害周围固有风貌，很容易引发激烈抗议乃至游行示威。泰晤士河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也保护得很好，流水常青，野鸭悠游嬉戏，百年以上的古树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草原、牧场赏心悦目。周边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少数乡村野店点缀其间。
　　牛津就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旧貌并未完全换新颜，却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许多学科仍然处在世界前沿，人才与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连绵。
　　最使我羡慕的是暑假期间牛津人气之旺，老师和学生多半出外旅行，但外来的世界各地游客却蜂拥而至。从早到晚，一批一批的旅行者成群结队畅游在大街小巷，而古老的波德林图书馆俨然成为朝圣者的麦加。泰晤士河两岸多的是熙熙攘攘的步行漫游者，河上则是来往交错的各色游船……
　　牛津何以保持历久不衰的魅力?我逐渐领悟出，人们来此就是为了领略她的老、她的旧、她的随处可见的原生态，特别是她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许这会引发一场争论，但我的用意实是强调创新必须有深层的思考。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会成为一种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空洞的话语创新。多年以来，如此这般的现象难道还少吗?
　　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只晓得回头看。习惯于怀旧保守。其实，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力求把自己定位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他们当然会回头看，但同时也会向前看，特别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未来。即使回头看，也不仅仅是从现代回头看过去，而往往是从未来看现在，从世界看中国。这是一种时空的超越，也是深层理性思考所必需。
　　中国现在的文化，发展很快然而问题也奇多，新旧并存，雅俗交错。光怪陆离，瞬息万变，往往使人难以理解，难以把握。冷静看来，这都是处于全球化大潮中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中国文化现在实际上是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混杂并存，这不仅指时间序列，还体现文化版图(从地区而言)，主流是现代化，但苦于发展不足，前现代依然大量存在；又由于现代化本身的缺陷与外来的各种影响，后现代的问题与反应已经迅速彰显。当前的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研究，不能不面对这些严酷的现实，不能不认真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前现代并不意味着落后，相反还包含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保护遗产，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仍然为文化创新所必需。杨丽萍倡导原生态，实即“推陈出新”，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并产生深远影响。但“原生态”不能简单搬用，它既需要升华，又需要吸收现代先进因素(包括声、光、电、化等科技手段的运用)。云南这样做，其他各地大多也这样做，我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
　　现代文化当然是主体，但现代化本身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作为主要驱动力，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诱使文化走向庸俗乃至病态堕落，这是全球性通病。中国虽然标榜走自己的路，但仍然无可避免地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仍然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并实践的难题。
　　后现代化思潮的积极因素是揭示现代化存在的缺陷并进行反思和清理，但破坏性也愈益萌生，其表现就是解构的滥用，把颠覆固存文化视为最大乐趣，甚至作为沽名钓誉的登龙之术。如何正视后现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并把纠正现代化弊病的诉求引导到正确的健康的建设性方向，乃是我们文化界与教育界共同的责任。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