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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穷人”和“富人”渐成刺目的字眼。当前，部分官、学、商勾结形成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窃取改革成果；也有一些人开始针对所有富人，全盘否定民营企业家，借此否定改革开放，希望回到国家大一统的时代。医疗，尤其是教育方面出现问题，使穷人向上通道狭窄；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力与财富存在密切关系；一些企业家与权力过从甚密，但大多数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家受到权力和制度的压制……这些问题同时存在并纠结在一起，使“贫富”问题如雾里看花，迫切需要理清头绪，辨明方向，破除迷思，并在此基础上化解“贫富之争”的风险，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真正解决“贫富”问题，需要更大格局的思考，需要跳出“贫富”思考“贫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以资本为中心”
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除非这些事业齐头并进，否则，其中任何一项事业都不会成功。
——联合国改革报告《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
我们处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巨变的时代。治理良好、尊重公民权利的国家比较可能避免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包括贫富之间的冲突，进而克服发展的障碍。
在中国语境中谈人权有时显得过于抽象，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正是工人基本权利的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很长一段时期没再爆发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用公平正义的分配解决了矛盾：现代发达国家工人有强势工会，有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撑腰，有法律赋予和保障的罢工权利等与资本抗衡。
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部分地方官员把这一条执行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极端情况下，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由于工人与资本力量悬殊，即便政府采取中立态度，其实也是对资本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协助资本了。
根本的办法是“藏富于民”
2007年以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西欧，并波及美国、亚洲和俄罗斯，美国好莱坞出现了编剧大罢工。但这些罢工不会影响社会和谐，反而会促进社会和谐，因为真正的和谐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看看我们身边的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比原计划提前三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事实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经历。到目的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部分人更因此长期陷于穷困的泥潭不能自拔，并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目前中国经济由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是最根本的，并能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的发展。
要特别提醒一下对“仇富”情绪感到担忧的富人们：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富人自身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让“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
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策略没有后劲
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策略没有后劲，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应坚决摒弃。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随着劳工成本递增及世界其他劳力更廉价区域的开辟，成本优势渐失，只有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才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仅仅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淘汰了。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仍迷恋于物质投入带来的GDP增长，忽略人的价值。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近年已见端倪：中国不少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人力投资的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同时，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就业，这将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穷人和富人都有不安全感
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富人也不会感到安全，“贫富”矛盾就会激化。
社保基金亏空严重是世界通病。富若美、欧、日的发达国家都在为此头疼，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个人养老金账户几乎全是空账状态运行，这种情形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同时，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3％，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都达到5％左右。笔者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各占GDP的5％左右才是正常的。
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一是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务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以下核心公共服务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必须强调的是，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
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使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国家出钱多，居民出钱就少了，这对财富分配失衡可起一定矫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同时应出台一系列监督措施，确保民众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
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
要防止垄断性国企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导致国企实际控制权被小集团操纵，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或利益圈子的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小集团占有或借用，一些国企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有。
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在这些国家，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 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并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督，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的权威性。
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严刑峻法，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杜绝监督人员与企业领导串谋独占全民利益。
以上几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保持中国长远发展至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制度落后才挨打
丁学良说，制度落后才挨打，这是对的。我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少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科学的制度可以保障持续发展，而不是像封建王朝那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发人深省。黄对毛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蕩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资源配置并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腐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高三种水平，发现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三种力度间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2－4个百分点。
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如果特权阶层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道德的约束，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不平等。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如果人们觉得只有腐败或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人们就会怀疑富人的纯洁性，而不视他们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因此增加。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一35％。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呢?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
总之，唯有在基本制度科学的基础上，行之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避开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真正破解“贫富”问题，走向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真正解决“贫富”问题，需要更大格局的思考，需要跳出“贫富”思考“贫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以资本为中心”
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除非这些事业齐头并进，否则，其中任何一项事业都不会成功。
——联合国改革报告《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
我们处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巨变的时代。治理良好、尊重公民权利的国家比较可能避免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包括贫富之间的冲突，进而克服发展的障碍。
在中国语境中谈人权有时显得过于抽象，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正是工人基本权利的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很长一段时期没再爆发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用公平正义的分配解决了矛盾：现代发达国家工人有强势工会，有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撑腰，有法律赋予和保障的罢工权利等与资本抗衡。
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部分地方官员把这一条执行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极端情况下，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由于工人与资本力量悬殊，即便政府采取中立态度，其实也是对资本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协助资本了。
根本的办法是“藏富于民”
2007年以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西欧，并波及美国、亚洲和俄罗斯，美国好莱坞出现了编剧大罢工。但这些罢工不会影响社会和谐，反而会促进社会和谐，因为真正的和谐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看看我们身边的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比原计划提前三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事实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经历。到目的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部分人更因此长期陷于穷困的泥潭不能自拔，并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目前中国经济由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是最根本的，并能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的发展。
要特别提醒一下对“仇富”情绪感到担忧的富人们：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富人自身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让“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
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策略没有后劲
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策略没有后劲，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应坚决摒弃。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随着劳工成本递增及世界其他劳力更廉价区域的开辟，成本优势渐失，只有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才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仅仅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淘汰了。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仍迷恋于物质投入带来的GDP增长，忽略人的价值。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近年已见端倪：中国不少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人力投资的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同时，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就业，这将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穷人和富人都有不安全感
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富人也不会感到安全，“贫富”矛盾就会激化。
社保基金亏空严重是世界通病。富若美、欧、日的发达国家都在为此头疼，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个人养老金账户几乎全是空账状态运行，这种情形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同时，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3％，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都达到5％左右。笔者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各占GDP的5％左右才是正常的。
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一是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务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以下核心公共服务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必须强调的是，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
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使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国家出钱多，居民出钱就少了，这对财富分配失衡可起一定矫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同时应出台一系列监督措施，确保民众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
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
要防止垄断性国企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导致国企实际控制权被小集团操纵，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或利益圈子的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小集团占有或借用，一些国企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有。
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在这些国家，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 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并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督，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的权威性。
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严刑峻法，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杜绝监督人员与企业领导串谋独占全民利益。
以上几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保持中国长远发展至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制度落后才挨打
丁学良说，制度落后才挨打，这是对的。我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少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科学的制度可以保障持续发展，而不是像封建王朝那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发人深省。黄对毛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蕩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资源配置并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腐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高三种水平，发现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三种力度间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2－4个百分点。
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如果特权阶层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道德的约束，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不平等。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如果人们觉得只有腐败或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人们就会怀疑富人的纯洁性，而不视他们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因此增加。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一35％。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呢?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
总之，唯有在基本制度科学的基础上，行之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避开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真正破解“贫富”问题，走向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