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年我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在笔者看来，就是要强调货币政策的“审慎灵活”，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既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明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内容与灵魂所在。
　　
　　第一，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要处理好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的辩证关系，央行据此要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的取向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首先，货币政策取向要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当前经济处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矛盾之中，且防通胀现已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与币值稳定之间矛盾已越来越突出，物价上涨也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应是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胀。
　　其次，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在现行银行管理体制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及货币乘数扩大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较快，表明信贷规模依然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最有力手段。一旦放松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就会唤醒商业银行的“天然”的信贷冲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会迅速转化为市场流动性。针对这一情况，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应当目的指向明确，更有针对性。一方面，货币政策工具要有针对性地运用。针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的变化，央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要做到“有效搭配”，有放有收，有松有紧。在保证货币供应总体需求情况下，有针对性地使用政策工具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央行还需要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如向市场投放或回收流动性的政策工具，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活力和有效性。
　　
　　第二，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如何管理好流动性，使信贷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加强其结构性功能与作用、如何实现其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松紧搭配。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的货币供应所呈现的“前高后低”规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运行与资金供给之间的现实需求。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还可能导致产生货币信贷的“倒逼机制”。去年前10个月货币信贷供应已经超过全年90％目标，就体现了这一“倒逼”。因此，要避免这一情况，就必须保持信贷货币供应的灵活性，以此稳定全年货币信贷供应节奏，逐步改变目前货币信贷供应呈现过度季节性及“前高后低”的规律。另外，货币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反预期特点。保证货币信贷政策调控余地和政策的灵活性，以此改变市场的“预期”。
　　还有，迄今我国的货币政策强调总量政策调节的功能与作用。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与作用，即强调“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货币、信贷和利率等结构性政策，这将改变以往货币信贷政策面临总量调控过度、结构调整不利的困境。
　　另外，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又体现在如何加强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上，以此提高宏观政策的合力效应。例如，当前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但财政政策基调仍为“积极”。因此，明年在强化货币政策的“防通胀”重要性时，需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增长”方面的政策协调作用。
　　从货币政策角度观察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一是在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的同时，还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力图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均衡信贷资金的投放进度，以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二是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与结合。其中。央行要加强对流动性的分析与预测，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确保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足，以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政策的交叉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合力，以取得宏观调控的最佳效果。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温家宝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大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转型以及民意对执政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需要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破解中央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环节是以机构和机构体系为对象的“政府精简”。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架构。公允地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无论如何，现在政府的行为边界更明晰了，管理与监督职能也空前提高。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作用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步伐缓慢。尽管以要素的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使得國有企业在基于现有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可见，从操作层面来看，各级政府有时候既是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有可能扮演着转型的消极角色。尤其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致地方政府很难提高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在今年以及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中国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要切实把握政府转型的时间窗口，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适当培育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再进一步，政府在引进监督机制、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更可以早日建成政府所期待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