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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我国古代因猜忌而受诛杀的例子很多，文字狱大都属于这一类惨祸。对于文字狱，柏杨解释说：“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
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例子中看到因猜忌而进行诛杀的惨祸：
忌讳和过度联想。因朱元璋做过小偷，忌讳“贼”字，因江南方言“则”、“贼”同音，因此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触了忌讳，竟被处斩；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仪则天下”，也是一样，处斩。因朱元璋做过和尚，忌讳与光头、落发有关的词语，因此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法坤”硬被解释成“发髡”（剃光头），将许元处斩。
过敏式诠释，如印度高僧释来复告辞回国前写了一首谢恩诗，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处斩。“殊”被解释成“歹朱”，认为是对大明朱氏的讥讽，“无德”被解读为对朱元璋的攻击。
到了清代，因猜忌而大兴文字狱，更有甚焉。戴名世案和《字贯》案都是有名的文字狱。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谈到：“戴名世，字潜虚，安徽桐城人，年五十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一时文名籍甚。其诛也，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书论修史之例，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始，顺治虽入关十八年，其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也云云。为仇家所讦，遂罹惨祸。至吾邑《王氏字贯》一书，亦全家被祸，著者斩，家属遣戍。其书因《康熙字典》之陋，乃增损而纠正之，坐是得罪。”另外，“国初南浔庄氏私史之狱，罹祸者至数十家，其始末人皆知之。吴梅村《绥寇纪闻》一书，身后亦几成大狱”。这些记载，如今读来犹感惊心动魄。
柏杨曾经这样评论文字狱：“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说穿了，“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大兴文字狱之时，对于触主政者忌讳的文字自然要扑杀，对于揭露某些事实真相的书更要加以查禁。柏杨指出：“专制政治的头目，都十分脆弱，这跟他表面的‘英明’相反，所以对任何一种暴露真相的行动，都心怀恐惧。军队叛变，固不可外扬，免得引起连锁效应。纵是公主放一个屁，也不准外人知道，只因公主放了个屁，简直像一个村姑，有伤皇室的尊严，人民就会对皇室轻视，进而把皇室推翻。”
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可能稍有不慎就遭遇大祸，如许指严《南巡秘纪》指出的那样：“忌讳之朝，务戕贼人之言论自由，虽严正切直、无瑕可蹈者，尚不惜多方摧败之，况其为稗官野说，佚荡淫衍，本授人以排斥之柄哉！书生不知世路险，往往以无心文字抵触法网，至身族诛而不悟，须臾不忍，惨祸交萦，徒供读史者之嗟叹而已，何足道哉！”生在这样的世上，真是前世造的孽，有苦难言。
责任编辑：黄倩
我国古代因猜忌而受诛杀的例子很多，文字狱大都属于这一类惨祸。对于文字狱，柏杨解释说：“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
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例子中看到因猜忌而进行诛杀的惨祸：
忌讳和过度联想。因朱元璋做过小偷，忌讳“贼”字，因江南方言“则”、“贼”同音，因此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触了忌讳，竟被处斩；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仪则天下”，也是一样，处斩。因朱元璋做过和尚，忌讳与光头、落发有关的词语，因此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法坤”硬被解释成“发髡”（剃光头），将许元处斩。
过敏式诠释，如印度高僧释来复告辞回国前写了一首谢恩诗，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处斩。“殊”被解释成“歹朱”，认为是对大明朱氏的讥讽，“无德”被解读为对朱元璋的攻击。
到了清代，因猜忌而大兴文字狱，更有甚焉。戴名世案和《字贯》案都是有名的文字狱。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谈到：“戴名世，字潜虚，安徽桐城人，年五十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一时文名籍甚。其诛也，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书论修史之例，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始，顺治虽入关十八年，其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也云云。为仇家所讦，遂罹惨祸。至吾邑《王氏字贯》一书，亦全家被祸，著者斩，家属遣戍。其书因《康熙字典》之陋，乃增损而纠正之，坐是得罪。”另外，“国初南浔庄氏私史之狱，罹祸者至数十家，其始末人皆知之。吴梅村《绥寇纪闻》一书，身后亦几成大狱”。这些记载，如今读来犹感惊心动魄。
柏杨曾经这样评论文字狱：“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说穿了，“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大兴文字狱之时，对于触主政者忌讳的文字自然要扑杀，对于揭露某些事实真相的书更要加以查禁。柏杨指出：“专制政治的头目，都十分脆弱，这跟他表面的‘英明’相反，所以对任何一种暴露真相的行动，都心怀恐惧。军队叛变，固不可外扬，免得引起连锁效应。纵是公主放一个屁，也不准外人知道，只因公主放了个屁，简直像一个村姑，有伤皇室的尊严，人民就会对皇室轻视，进而把皇室推翻。”
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可能稍有不慎就遭遇大祸，如许指严《南巡秘纪》指出的那样：“忌讳之朝，务戕贼人之言论自由，虽严正切直、无瑕可蹈者，尚不惜多方摧败之，况其为稗官野说，佚荡淫衍，本授人以排斥之柄哉！书生不知世路险，往往以无心文字抵触法网，至身族诛而不悟，须臾不忍，惨祸交萦，徒供读史者之嗟叹而已，何足道哉！”生在这样的世上，真是前世造的孽，有苦难言。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