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公墓在北京香山附近，葬着不少学者、文人。戴望舒、朱自清、冯友兰、王力……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无人不晓的名字，在此相距不过咫尺。小小一方墓碑，就浓缩了他们厚重的一生。
　　有的墓碑主人生前即已显赫，但也有生前埋没，过世许久才被世人重新发现、认识的，比如穆旦。很多人知道金庸，不知道穆旦。他们是族兄弟，金庸本名查良镛，穆旦本名查良铮。两人不约而同，都拆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当笔名;也都靠着手中的笔，把这个名字牢牢刻进历史里。
　　2018年9月18日午后，穆旦墓前汇聚着国内外研究他的众多学者。意大利汉学家朱西深情朗诵着她翻译的穆旦诗作《我》;诗人多多在墓前缓缓倒下一杯酒，以示祭奠;写了《穆旦评传》的易彬，关注了十多年穆旦的段从学……每位学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故去的诗人交流。林静蝉噪，暑热未去，墓园里却凝着一片冬的哀思。
　　祭奠活动是中国人民大学“纪念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日程。诗人、教授王家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此前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这个研讨会忙碌。穆旦之于人大，既非教员，也非校友，王家新之所以执着地举办研讨会，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回到闻一多，不能回到艾青，但可以重新回到穆旦”。在王家新看来，穆旦问题的背后，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艺术的终极问题。他坚信：“在文学史上，有些诗人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穆旦却会不断地回来并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他的写作就是要介入现实”

　　想要了解穆旦，先要回到他成长的时代。“穆旦是在五四的天花板下面，他一生都属于那个时代。”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穆旦的学者余世存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穆旦生于1918年的天津。那时的中华民国，比他大不了几岁。新的取代旧的，从政治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学者易彬研究，穆旦从小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他就读于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该校的教育要旨，就是要学生养成“现代能力”，为此开设代数、几何、微积分、化学和自然等课程，用英文原版教材。就连国文课，都把白话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穆旦的中学同学周珏良曾撰文回忆：“穆旦的诗才从十几岁时就显露出来，而且非常敏捷。学校里有本刊物叫《南开高中学生》，穆旦是当时写稿的两大台柱子之一，主要是写诗，也写散文。”
　　1935年，17岁的穆旦同时被3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攻读外文系。同班同学王佐良注意到了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此时正是国难当头。七七事变，北平陷落，清华等大学成了日本人的马厩和医院。学生们一路南下流亡，从长沙又到昆明。穆旦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3000多里的“学子长征”路上，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买了一本外文字典，背完一页，就撕下丢掉，到了昆明，一本字典所剩无几。
　　敏锐的王佐良发现，到昆明后，穆旦的诗风变了，他把原因归结于步行而来的穆旦“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具现实感”。
　　在昆明，英国老师威廉·燕卜荪的《当代英语诗歌》课影响了很多西南联大的学生。通过他，现代派直接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与当时世界诗坛的潮流是一致的。那位传奇般的英国老师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现代派诗人奥登，讲一种新的诗。“对于此前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服对症的良药。”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青年诗人受艾略特、叶芝、奥登等影响，各自发表力作，新的诗潮涌动起来。
　　“五四时期先胡适后郭沫若，接着就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时代了;20年代末的戴望舒、卞之琳，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逐渐过渡到早期现代派;30年代则是艾青的时代，他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拥抱了一个更苦难的现实;到了40年代跨进现代主义时期，就是以穆旦为主要代表的。他们不是为主义而主义的，为什么要追求现代性？只有通过更现代的写作方式，才能使写作承担现实。穆旦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躲进象牙塔里追求形式、技巧、修辞的诗人，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进入现实、介入现实，他的寫作始终是面向中国。”王家新分析道。

“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

　　穆旦主要的诗写于上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动乱、矛盾和苦难的时代。诗人袁可嘉曾感慨于穆旦所表现的“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
　　比如，穆旦写《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那是他的亲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水吧里，穆旦的大女儿查瑗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去年一位老人辗转70多年寻到他们送来的，是穆旦当年的“从军照”，“背着枪，还有肩章，国民党中校军衔”。也多亏了是寄存他处，“若是留在家中，动乱年代早被我妈妈烧掉了”。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本来已执教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助教，却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兼军长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很多年后，他在写交代材料时自白“动机”：“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想抗日。于是我便和反动军队结了缘。”
　　入缅远征军是一支惨烈之师。同年5月，作战失利的杜聿明败走野人山，随即陷入绝境。热带雨林遮天蔽日，蚂蟥、痢疾、洪水、饥饿，3.5万人的队伍，最终只有3000余人逃出，比战场上的伤亡还要重。在野人山中，穆旦的马死了，他和普通士兵一起逃亡，有一次断食七八日之久。多年后，查瑗才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讲述：在野人山战役的大撤退中，穆旦病倒了。杜聿明拿出一颗药，告诉他，我只有两颗药，给你一颗，可以治拉肚子，你要是命大，扛得过去，就活下来，要是活不了，我也尽力了。 　　穆旦活着到了印度，随后回国。这段往事，他只在刚回国时对关系甚为密切的外文系教授吴宓讲过，随后绝口不提，被朋友逼急了才会说两句，讲的也是对雨林和大地的恐惧。数年后，他写下了那首《森林之魅》，其中写道：
　　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間，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整个40年代，穆旦的生活颠沛流离，从一介书生到战场上的幸存者，又当过职员、办过报纸，辗转于大江南北。生活不稳定，诗却未中断。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旗》，收入了32首诗作。此时，他已经是蜚声诗坛的先锋了。学者余世存在研究文章《穆旦现象的意义》中曾写道：“唐弢所回忆的一个事实，到抗战后，即40年代中后期，穆旦成为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个人生活方面，穆旦也进入新的阶段。他有了谈婚论嫁的对象，叫周与良，是老同学周珏良的妹妹，两人1946年在清华园认识。周家是名门望族，“我外祖父家对子女的教育是很开放的，能读到哪里，就供到哪里”，查瑗说。周与良赴美留学，穆旦于是“妇唱夫随”。1949年8月，两人在美团聚、结婚，然后一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周与良读化学，穆旦读英文。
　　新中国成立，穆旦很兴奋，积极为回国做准备。他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比读英文还用功，在课堂上经常做示范阅读，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时的芝加哥大学里，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群贤云集，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穆旦和好友巫宁坤是坚定主张回国的一派。穆旦发言壮怀激烈，每每被怀疑是共产党。
　　当时，赫伯特·克里克莫尔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在纽约出版，里面收入了两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译作），一位是何其芳，一位就是穆旦。穆旦有两首诗入选。周与良曾回忆：“他的诗作在美国已小有名气……可他总说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不可能有成就的。”
　　美国政府不允许读理工科的博士回国，穆旦为了妻子能一起回去，专门找了律师，还请周与良的指导老师写证明信，证明所学与国防无关。1950年他们就开始办理手续，1952年，才被批准回香港。国内亲属已经帮他们办好入境手续，夫妻俩连香港都没进，直接到了深圳。回国后，两人都任教于南开大学。

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新中国的学生们，此刻并不知道这个叫查良铮的老师，就是40年代大名鼎鼎的穆旦。他把诗拿给学生看，学生们读不懂，不知所云。于是，穆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翻译上。南开大学外文系的王宏印教授统计，从1954年到1958年这5年间，穆旦共翻译了《青铜骑士》等17本译著。这些作品都署他的本名“查良铮”。周与良曾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
　　一开始是专业、兴趣，其后却是慰藉寂寞余生的事业。早在1955年，穆旦已被列为肃反对象。作为一个要被时代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穆旦矛盾、苦闷，正在适应。大量的翻译之余，他写过《葬歌》等少量诗篇，其中写道：“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我的葬歌只算长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上世纪50年代，他是被时代裹挟着走了，他没有办法，要埋葬自己。即便如此，对比同时期有的诗人的作品，你还是能发现穆旦的独立、清醒。”王家新教授说。
　　1958年12月，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三年管制，打扫厕所。熬完之后没几年，又是“文革”，批斗、抄家，关“牛棚”、下放农村，房子被人占去，一家6口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里……
　　“父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悲观、颓废的样子。我知道我们家有点什么事，但具体的大人们也不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天都在写着什么，不知是在翻译还是写诗，哥哥说他老看见父亲写好了就烧掉。父亲和我们在一起时很开心，吃饭的时间就是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他会讲《红与黑》之类的经典，地震住棚子时都在讲，小朋友们都来听。”
　　从查瑗有记忆开始，母亲就不让父亲写诗了，也不想让孩子接触这些，所以“我们兄妹四人对父亲的这些创作真是不太了解”。查瑗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上了大学，才从同学那里知道父亲原来是著名诗人。
　　穆旦晚年的翻译中，《唐璜》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一直伴随着他。1962年3年管制期满后，他就开始着手翻，稿子差不多了，还没送出去就碰上了抄家。有一次回来，发现手稿竟然还在。1972年，父亲鼓起勇气把稿子寄出，几年都没信。去世前，他把装手稿的箱子交给了我妹妹查平，说你最小，等你老了，说不定就能发表了。没想到很快平反，1980年，《唐璜》出来了。” 　　这些署名查良铮的翻译影响了数代读者。上世纪60年代，他在文学圈点燃了“普希金热”;上世纪80年代，则影响了那代人的思想解放。
　　在王家新和余世存等学者眼里，穆旦晚年的诗作也值得称道。王家新重读穆旦后认为，穆旦的“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他已不为‘现代派’或‘纯诗’所限”，在走向成熟，“就他那些质量上乘的晚期诗作来看，更为率性、质朴和悲怆，也更深切地触及一个受难的诗人对人生、岁月的体验。”德国汉学家顾彬在翻译《退稿信》时竟然哭了。余世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穆旦晚年读陶渊明的诗歌等，思考诗歌的现代与传统。他最喜欢穆旦写于1976年《冥想》里的一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1976年1月，穆旦骑自行车摔倒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区，股骨骨折。怕连累家人，延误了手术时机，腿伤越来越严重。7月底，唐山大地震，行动不便的穆旦挪至门洞，未得出门。原以为“这回大概完了”，幸而屋子没塌。当时都住在临时搭的小棚里，穆旦每天早晨起来，还是要回危房中，开始自己的翻译事业。12月，他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冬》：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只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

　　次年2月，穆旦在做手术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在“文革”刚刚结束，他生命中的春天即将到来时，离开了人世。
　　1987年，《九叶集》出版，“穆旦”这个名字重新被诗坛忆起。30多年过去，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他的诗歌没有直抒胸臆的宣泄和口号，比同时代的诗人更普世”，余世存分析。王家新认为：“自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中国新诗渐渐确立了以现代性为追求的目标。穆旦身上，恰恰体现着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而且他是同时代诗人里，达到的成就最高、最充分的。这也是我认同穆旦的最根本的原因”。
　　百余年来，汉语诗歌的命运其实很悲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转型过程中，汉语最美好的一面與人们相隔越来越远，现代人的文字越来越粗鄙”，余世存感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怀念穆旦的原因。诗本来就是语言最精粹的表达，诗歌写好了，才能提升一个民族语言的表达空间”。